欣然自得用具体的情景表现-然然自得成语的意思用具体的情景表现出来

2024-11-18 01:29:40

1.怎样让开头引人入胜，结尾耐人回味？

2.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都擅长描写，分析二人慢词艺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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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开头引人入胜，结尾耐人回味？

欣然自得用具体的情景表现-然然自得成语的意思用具体的情景表现出来

开头要引人入胜

开头是篇章的门脸，在很多时候，读者是通过篇章的开头来决定是否继续阅读这篇文章的。古人对篇章结构有所谓“凤头豹尾”之说，就说明了篇章开头的重要性。篇章的开头与篇章题目和整个主题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确定了题目之后，开头首先应和题目直接联系，要起到点题的作用。篇章的开头又是通往主题内容的入口，它又必须紧扣篇章的主题，密切联系中心，要起到领起下文的作用。一个好的开头，应该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广开思路，简洁凝练。这样的开头，能一下子吸引住读者很快地进入“山口”，面对葱茏苍翠、奇峰迭起的群山，产生一跃而上的浓厚兴趣；这样的开头，能开阔思路，能给下文铺下坚实的道路，留下广阔的余地。要想把开头写好，应注意开头的修辞要求，也就是开头的“通则”。

1.开头要简洁

篇章的详细内容要通过主体部分来传达，开头只是全篇的导入部分，起导语作用，要用最少的文字将读者导入正题。因此，开头的字数不求多，而求精。例如余秋雨《都江堰》的开头：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这个开头简洁明快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引起读者的注意。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个开头简洁而富有哲理，包容量大而又耐人寻味。

2.开头要有吸引力

李渔《闲情偶记》说：“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他这段话要求开头要用突出的言论领起下文，吸引读者。如人们都以万里长城为中国的骄傲，也自然认为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而余秋雨的《都江堰》以“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开篇，一反传统理念，使人产生要一读为快的好奇感。苏轼《贾谊论》的开头：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怀才不遇”是中国文学史中千古咏唱的话题，苏轼一反这一传统理念，以才易得而自用难的深刻见解为贾谊的命运作了新的诠释。韩愈的《马说》也是采用与常人不同的见解开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一般认为先有千里马，后有伯乐，作者以不同凡响的警句式语言开篇，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又如钱钟书的散文《吃饭》的开头：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

这样的开头，令你马上产生了迫切想要读下去的愿望。为什么“吃饭”竟像是“结婚”呢？什么是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呢？接着往下读，机智的解释令人开颜欢笑。

3.便于展开下文

便于展开下文包括两个方面：就风格而言，开篇有为全文定基调的作用，开头的风格要与全第一致，这样下文才可以自然过渡；就情节而言，篇章的写作是一个把材料剪碎再拼接的过程，篇章的开头不等于整个事件的开端，我们应截取最能够顺利展开下文的一个点作为开头，作为展开全文的突破口。鲁迅《祝福》的开头采用倒叙的手法，开篇即写祥林嫂的，并与鲁镇新年的忙碌气氛作对照，突出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从而为下文的展开提供了充分的空间。鲁迅的《药》以环境气氛开头：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这正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黎明即将到来，可一切都还在睡着，这一切都为全文定下了一个悲凉、压抑的调子。

又如王小波的很多杂文，都从一个最合适、最舒服、最有趣的角度切入，有的干脆直叙其事。如：

我原是学理科的，最早学化学。（《科学的美好》）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美国留学，想要恭维港台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有一次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诚实与浮嚣》）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写文章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难，所以更显出开头的重要。一篇文章能否吸引读者，能否使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关键就在于开头。从创作的角度看，篇章如何开头，即从哪里下笔，这是组篇成章的重要的一步。高尔基曾说：“开头一句是困难的，好像音乐里定调一样，往往要费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它。”这话说明了篇章开头的难度和重要性。

正因为开头对于篇章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历来为作家们所重视，他们总是精心构思，选词炼句，为自己的佳作构思一个精彩的开头。综观历代的名篇佳作，按照开篇的方式和语言修辞表达特点来观察，篇章的开头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用比喻开篇。作者在篇章的开头不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借用其他事物比喻，运用比喻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利用比喻开头，以物理比事理，以物情比人情，以此事比他事，可以充分发挥读者的形象思维的能力，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例如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的开头：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

这个开头用比喻起篇，引出了镇守河阳的乌公慧眼识才的事实，既祝贺温处士受到重用，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包含着作者自己爱慕人才的真切感情。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的开头：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明君乎？

作者为了引出本意，把“积德义”的道理讲得清楚明白，让唐太宗接受自己提出的“十思”。开篇便连续运用几个比喻句，用“木之长必固根本”、“流之远必浚泉源”这样通俗易懂的道理巧妙地比喻国政，使深奥的问题通俗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

勃兰代斯《人生》的开头：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一百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

这篇文章用了一个复杂的比喻开篇，然后层层论述下去。

（2）用设问、反问开篇。有些篇章的开头不是直接叙述事理或提出论点，而是运用设问或反问的方式引起论述或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例如苏轼《教战守策》的开头：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作者运用简洁的设问句式开头，强劲有力地提出如果不加强备战守卫，国家将后患无穷的中心思想。这一设问句，理足气盛，使人感觉到作者压抑于胸中的议论像山泉般喷射出来，已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开头：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作者运用反问句开篇，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国家盛衰不在天命而在人事的论点，加强了气势，寄寓了作者无限咏叹的情感，造成了一泻千里之势，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萨利赫《棕榈树》的开头：

你问，是谁栽了这棵名叫沃特·哈米德的棕榈树？

孩子，没有栽种！

这棕榈生长的地方，岂有适宜种植的土壤？莫非你没有看见，它坚实、平晨，豁然高出于河岸，像一尊雕像的基座一样？

如此开头，带有充沛的感情，又符合全篇的情节设计：老人给孩子讲故事。

（3）以引用开篇。有些篇章的开头不是直接叙述事理或发表看法，而是引用别人言论。引用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正面引用来表达主题，一是从反面引用摆出所要批驳的靶子。例如贾谊《论积贮疏》的开头：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识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

作者为了劝谏汉文帝发展农业生产，提倡积蓄粮食，首先引用了春秋时著名政治家管子的话，接着又引用古人的名言，这样开头就使文章的中心——积贮粮食更加可信。再如苏轼《石钟山记》的开头：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溪，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抱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作者起篇先围绕石钟山山名的由来，引出郦道元和李渤的两种看法，点出自己和别人对两人的说法都有怀疑，从而引起了夜游石钟山，探知究竟的一段文字。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作者纠正、补充了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会产生错误的结论。

（4）以咏叹开篇。为了抒发作者强烈的感情，有些篇章常常用感叹词或感叹句开篇，以强烈的感叹语气表达出作者对人、事、物的感慨之情，从情感上唤起读者的共鸣，形成一种“高唱入云”的修辞效果。例如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开头：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文章一开始就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就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感叹董生“怀抱利器”却“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因而怀着郁闷的心情要出走。这个感叹句包含着作者对董生的同情、规劝和鼓励，读后令人感慨万千。又如朱自清《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的开头：

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人贩子，老鸨，以至近来的绑票土匪，都就他们的所有物，标上参差的价格，出卖于人；我想将来许有公开的人市场呢！

作者满怀愤怒之情，强烈地谴责了黑暗社会人吃人的罪恶现实，对底层百姓的悲惨命运抱以极大的同情。

（5）以反意开篇。有些篇章为了突出主题内容，不是从题目与中心内容的正面写起，而是从题目与中心内容的反面开头，从对立面的叙述或议论中推出主题，从而在语言上造成一种起伏不平、摇曳多姿的修辞效果。例如王小波《科学与邪道》的开头：

从历史书上看到，在三十年代末的德国，很多科学家开始在学校里讲授他们的德国化学、德国数学、德国物理学。有位德国物理学家指出：“有人说科学现在和永远是有国际性的——这是不对的；科学和别的每一项人类创造的东西一样，是有种族性和以血统为条件的。”这话着实有意思。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科学不分国界，没有一种非科学的、非理性的偏见能改变科学的方向。从反意开篇，使立意更为鲜明，谬误更加站不住脚。

有些篇章的开头是从侧面或其他方面写起，表面上看似乎和主题没有密切的联系，但实际上是对主题内容的有力衬托。例如鲁迅《藤野先生》的开头：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散文的开头，作者并没有直接写藤野先生，而是从侧面写了两件事：清国留学生在公园里的丑恶表演和在会馆里“学跳舞”的无聊行动。通过描述清国留学生在东京寻欢作乐、醉生梦生活的情景，为下文写藤野先生作了铺垫。正是由于这些腐败堕落的情景，引起了作者极大的不满和厌恶，所以才促使作者离开东京，到仙台去学医。这样开头，既交代了作者得以结识藤野先生的因由，也表现出作者要为祖国人民学好医的爱国思想。

（6）以中心论点开篇。有些篇章开头就以简洁有力的文句单刀直入，点出全文的中心论点。例如李斯《谏逐客书》的开头：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作者开宗明义，在文章的开头便提出自己的论点，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给人以明快的感觉，令人一看就知道文章的主题。这样开篇，容易引起读者的震动，使之追读下文：逐客到底错在哪儿？作者怎样说服秦王？……这就紧紧地吸引住了读者。又如王蒙《行板如歌》的开头：

柴可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里。

文章接下来则是对这句话的引申、发挥和深入。

以上我们介绍了篇章几种最常见的开头方式。篇章开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必须同内容、体裁、风格相适应，都必须为表现主题服务。如果不从表现篇章的主题出发，而只是单纯追求华丽的语言形式，就会破坏篇章严谨的结构，影响主题内容的表达。

结尾要耐人回味

篇章的结尾是整个篇章在内容和结构上的收束，同题目、开头一样，也是篇章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结尾的意义不单单是为了文章本身的完整，而且还在于可以表达出篇章其他部分不能达到的效果。为了加强表达效果，应尽量将全文内容升华到新的高度，并注意语言的生动、简洁、含蓄。在读者即将结束阅读的时候，以有力的声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说的：“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史铁生《我与地坛》的结尾：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这个结尾，将文章中的全部思考化成最后凝重的一点，结束于寓意深远的抒情中。在很长篇幅之后，涉及很多年的场景、情节、斗争之后，结尾显得异常紧凑简洁，又有一种深隽的韵味。

切合篇章的主题，做到收束有力，语言简洁凝练，是对结尾的一个基本要求。但一个好的结尾，应该具有艺术的魅力，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犹如咀嚼干果、品尝香茗、令人回味再三的效果。综观历代篇章的结尾，如下几种方式是比较艺术的。

1.总结主旨，提炼升华

这种结尾是对前面文章的内容予以总结，点明篇章的中心思想。宋朝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贾生《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论述秦王朝兴衰的原因，作者在叙述中，有意突出许多矛盾对立的现象，如秦国江山形势之险，吞并地域之大，兴起时的所向披靡和后来的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关东六国的谋士如云、兵强马壮与陈涉起兵时的乌合之众，秦吞并天下时的惨淡经营和最后的亡于一旦，等等。在最后一段，作者把它揭破，进行了一连串的对比分析，让它们在读者的脑海中不断盘旋，在文章的最后一句，作者才提出了简洁有力的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结论，一下子把问题解开，使人真相大白。这个前后呼应、点明主题的结尾，真是笔力千钧，巧夺天工。又如东山魁夷的《听泉》的结尾：

心灵的泉水教导我：只有舍弃自我，才能看见真实。

舍弃自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想。然而，絮絮低语的泉水明明白白对我说：美，正在于此。

2.含蓄隐约，意在言外

有些篇章的结尾不是明确地点明主题思想，而是运用含蓄、婉曲的语言，来表达一种深远、隐约的语意，造成一种意在言外的修辞效果。刘勰说：“隐（即含蓄）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刘勰认为，篇章的含蓄就是含有字面意义以外的内容，含蓄的特点，是意义产生于文辞之外，含蓄的内容可以使人触类旁通，这样的篇章初读起来可能感到平常，而仔细体味才会发现它的奇妙。把这种含蓄、隐约的方式运用到篇章的结尾，常会收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表达效果。王小波的杂文中，常使用这样的结尾方法。如在讨论“有趣”问题的杂文《给点气氛》中：

我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路口的人，那里绝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四通八达的。你可以做出选择。

又如科热弗尼科夫的散文《气候》，以拟人手法形容自己是一只气球，被一群孩子顺着河岸追赶。它在结尾处这样写道：

桥下，在那难以看清的阴影里，有一只细颈玻璃瓶在蹦跳，它的上端被打碎了。因此它的样子预示着不祥，我为自己担惊受怕。我打算呼叫，呼叫援助，然而——我不能：我只是一只球。孩子们扔过来的雪球，改变了我前进道路的轨道。风驱赶着我，它一阵一阵地带着我赶着我，玻璃瓶在蹦跳，它无情地将尖尖的碎口对着我。

这个结尾，既昭示了气球终被玻璃瓶扎破的命运，却又没有点破，于是文章就结束在一种担忧的气氛中，显得韵味十足。

3.咏叹吟唱，情韵悠长

有些篇章用感叹收尾，来表达或赞叹、或伤感、或愤慨的思想感情，真切动人。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者，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刘勰认为，“情”是篇章最根本的东西，写文章如果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出于自然的真情实感，读起来就会令人生厌。结尾是篇章的归宿，用感叹收尾，用语情韵悠长，可以增加篇章的感染力。例如泰戈尔《黄昏和黎明》在结尾处的浓烈抒情：

太阳神噢，在你的左边是这黄昏，在你的右边是那黎明，请你让这两者联合起来吧！就让这阴影和那光明相互拥抱和亲吻吧！就让这黄昏之曲为那黎明之歌祝福吧！

又如朱自清《背影》的结尾：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咳！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这篇文章以感叹收尾，流露出作者怀念父亲的真实感情，动人亲切，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

4.发问收束，使人深省

有些篇章的结尾，为了使主题内容更加明确，做到收束有力，或为了抒发更强烈的感情，采用了设问、反问的形式。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先用“嗟夫”长叹，撇开上文，转入感慨。接着用“何哉”设问，引起下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示出自己与上面提到的两类人不同的处世方略：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更易心志，也不因个人的得失成败而喜怒哀乐；入朝做官，就关心黎民百姓，一朝下野，则关心至尊君王，得志与否，都变更不了自己的志向。再用“然则”一转，以“何时而乐耶”进一步设问，引出了自己的忧乐观：忧在天下人之先，乐在天下人之后。末尾用一个反诘问句表示一定引此类人为同道，在反问中表达出志向的坚定不移，语气恳切。作者通过连用两个设问、一个反诘，逐层推理，渐入佳境。又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结尾：

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作者用个设问句结尾，把自己的嗜酒著文与上古理想社会的风俗民情相比，进一步表达了自己不慕荣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欣然自得的感情，深沉含蓄，余音绕梁。

5.以喻作结，形象生动

有些篇章的结尾采用比喻的修辞方式，对全文的主题内容及思想感情给以生动、形象的概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鲁迅《故乡》的结尾：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篇小说描绘的是辛亥革命十年间中国农村萧条、衰败、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文章的结尾一反小说的基调，用“路”作比喻，表明作者对新生活的向往和信心，激励读者从“我”的坚持不懈的奋斗的决心中得到启迪和力量。它告诉人们一个哲理：希望之路的起点，就在探索者的脚下。这个结尾，运用比喻手法，既高度概括了主题，语言又含蓄悠远、生动形象，使读者通过自己的思考分析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从而得到一种词尽意不尽的艺术享受。又如朱自清《春》的结尾：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作者在文章的结尾连续运用三个比喻，歌颂了春天的无限强大的生命力，激励读者要像春天一样，蓬勃向上，不断进取。

6.借景抒情，融情于景

有些篇章的结尾借助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抒发真挚强烈的思想感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例如袁枚《祭妹文》的结尾：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这是一篇作者痛悼他的三妹素文的不幸命运，怀念往日兄妹间深厚情意的抒情性祭文。在文章的结尾一段，作者以写景描景寓情，自己祭奠时，“纸灰飞扬，朔风野大”，北风肆虐，穿野掠坟，怎不叫人萌生“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的茫然之感！在朔风呼号之中，在纸灰飞扬之间，作者落魄失魂，不忍离去，一步三回首，一瞬九回肠，至此作者已悲痛到了极点。这个用泪和墨写成的情景交融的结尾，字字皆是泪，句句伤心言，读后使人心痛似割，泪泉如瀑。

以上我们从修辞的角度谈了篇章的开头和结尾的基本要求与方式。开头和结尾都是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好的篇章，必须做到首尾呼应，在内容、观点上前后一致，在结构、组织上连贯周密，在语言上前后相援。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都擅长描写，分析二人慢词艺术的不同

柳永和周邦彦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词作存在着明显的继承与蜕变。

一、题材之不同：柳词内容丰富，周词内容较单薄

柳永、周邦彦虽早年生活相似，都曾长期与歌儿舞女在一起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但不甘约束而狂放不羁，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的柳永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而周邦彦却几历官场风云。如此身世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中，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也可以说柳词有拓展性，周词则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柳词中反映妇女生活、男女恋情、别愁离恨的词作占去了《乐章集》大半，其中生活写得尤为细致、大胆。陈锐认为“屯田词在小说中如《》”（《碧斋词话》）。如：《洞仙歌》此词极写“洞房深处”男恋女爱的甜蜜而嬉戏的生活情景。《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极写离别之意。

柳词中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著名的《倾杯乐》咏京城元宵节的盛况；《木兰慢》咏京城清明节。词中所写的“路旁拾簪”、“珠翠纵横”，就大可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盛况相互印证；还有著名的《望海潮》，词中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富丽。京城如此，京城以外的城市又怎样呢？《一寸金》描写了成都景致，其中“雅俗多游赏”一句，表明了士大夫文人和市民群众竞相游赏的乐景象；《瑞鹧鸪》写苏州景致，其中“万井千闾富庶”之语，即道出了这个“人间天堂”当时的富足程度。

柳永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中，然而他个人的遭遇却未免坎坷。因此，他曾一度宦游西蜀和江浙，写下了许多表现身世遭遇的“羁旅行役”之思的词篇。如《迷神引》、《双声子》等。

而相对于柳词，周词在题材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因周邦彦生活面的狭窄，词的题材未能超出传统内容：一是词几乎占了《清真词》的全部内容。代表作如《兰陵王》、《西河》、《金陵怀古》等。二是少量抒写宦海感慨和羁旅之思的怀古伤今的词篇。如《苏幕遮·燎沉香》表达了家乡的美好和自己深怀渴慕的心情。

总之，周邦彦的词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创作题材上都不及柳永丰富，他的词往往是“旧曲翻新”，内容上往往显得较为空虚、苍白。正如王国维所说周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二、风格之不同：柳词具有雅俗共赏之特点，周词却以纯雅取胜

对词的内容有所拓展，这是柳永对词的贡献，而雅俗结合的风格则体现了他对词的继承与革新。

柳永描写自己与歌妓生活的词总的来说是较俗的。他毫不避讳，甚至是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他对女性作充满色相的具体化、世俗化地描写。如：《驻马听》、《定风波》、《锦堂春》、《慢卷袖》中所描述的那样：“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菊花新》）为了直露地表现以上内容，柳永最爱用对女性声色体态及对环境香艳温柔进行描写的词汇，即所谓“语俗”。如写女性动辄是“嫩脸羞娥”、“风柳腰身”、“香靥深深”、“檀口含羞”、“抬粉面，携纤手”等。写环境是“洞房深处”、“凤衾鸳枕”、“深屏香被”等。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类似描写女性声色“套语”，体现了柳词俗美的语言风格。

当然，柳永词并非一俗到底，也有很大雅的成份。这种雅词主要体现在他“羁旅行役”词和描写都市风光的词作中。柳永写这些词，特别是写羁旅行役词时，表现出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情感。大有文人悲秋的情调。如《安公子》，此词由羁旅行役诱发出人世社会兴亡替代的感慨，这是典型的文人雅志。且柳永在写以上这些雅词时善于配以文人的雅语。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苏轼曾评述“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出”。又如“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满江红》）；“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曲玉管》）。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双声子》、《夜半乐》、《望海潮》、《望远行》等。

纵观柳词，确实存在着雅俗共赏的特点。相比之下，周词却是以纯雅取胜的。

周词的纯雅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之雅。说其词内容雅，并不是说他不作词，而是说他写这类词时多以“和婉委曲之笔写相思之情与心理之爱。”（《白雨斋词话》）这和柳永写不同。因此陈锐说“屯田词在小说中如《》，清真词如《红楼梦》。”周词中的多数词写得较雅，即使是那些狎妓之词，也尽量求雅。如《意难忘》，虽有“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的体态描写，但能就此煞住，转而进行心理描写，比起柳词，就较为典雅。正如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所说的周词“不像柳永有时只知在“枕席”上滚来滚去。”另一方面，周词之典雅的风格表现在语言上。这主要体现在融化前人诗句、诗意，工于炼字炼句，善于对仗用典上。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全词化用唐刘禹锡《金陵五题》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莫愁乐》三首诗而成。语言经重新组合，意境更饶新意。名作《瑞龙吟》（章台路）也融化了杜甫、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句，几乎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但不露痕迹。周词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博学，又见工巧，因而深受后人推崇。沈义父《乐府指迷》即说周词下字运意，“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

三、抒情方式不同：柳词直言其情，直抒胸臆；而周词重托物寄情而轻正言直叙

柳词直率明快、不粉饰、不雕琢，正所谓“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不同于托物言志，触景生情，而是毫无余地、毫不做作地将自己的感情宣泄出来，使其具有一种风发泉涌的感发力量。如：“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于何人说”（《雨霖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梦难极。和梦也，多时间隔”（《倾杯乐》）等结句，都是“毫不隐瞒，毫不修饰，让那感情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的奔迸表情法。”柳词也善于切情附物，选择一连串的意象，如借景抒情时善于将各种有关的景物组织在一起，但一到抒情时，总要不时地宣泄几句。“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浪淘沙》）的直白语，味道顿时薄下来。

周词在表情方式上对柳词有一定的继承。其词也有一些直述情怀的句子。如“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等，是“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这是周邦彦对柳词承继的一面。而周词与柳词的不同在于承柳而不囿于柳词。他往往运用比兴手法，重托物寄情而轻正言直叙，诗人的内心情怀完全渗入外物，情景交融，创造出幽渺深远，耐人寻味的意境。让我们以《浪淘沙》为例，这首词从主旨上并无太多新意。第一段写情人离别的场面，第二段写分别时“情之切”，第三段写别后之感伤。作者以第二段“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这种高远的意境作结，在第三段用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描写抒发自己的伤情，这种抒情几乎没有一字直露的宣泄，而是通过“光消”、“衾叠”、“香歇”、“壶缺”、“梨花雪”等描写来完成的。这种含而不露的描写给人一种“于软媚中有气魄”之感。决非点到为止，浅尝辄舍，而是层层挖掘，层层加深。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柳周二词人的表情方式不尽相同：柳词侧重于说实，正言直叙，不求含蓄，即使是写景，也是“见眼中景物，道心中人物”的白描式。他着意将心中的情感向外喷发，作直接的表白，使人产生强烈的震动和共鸣。而周词则更多的是托物寄兴，体物缘情，情景交融，含蓄委婉。我们读周词，总有一种“幽约怨悱”、“不能直言”之感。

四、结构不同：柳词平铺直叙，周词结构形态多样，手法多变

柳词在结构上，以铺叙见长，但他的铺叙往往是平铺直叙，给人以一览无余之感。这种结构方式是按人们最习惯、最易被接受的思维方向流行的。如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抒情；前边写因，后边写果。从时间角度上看，按时间的自然顺序即过去、现在、将来；从空间角度上看，按照明晰的自然空间位置来转换，如从内到外，从高到低，从远到近，从东到西，或者反过来。如《引驾行》：上阕从离别时的自然与心理环境写起；然后写离别；最后抒情。下阕集中抒情。抒情是按过去、现在、将来的自然时序展开。这样全词的结构很清晰。类似的如《双声子》、《八声甘州》等。

而周词并没有驻足在柳词的平铺直叙上，其结构形态多样，手法多变。诚如夏敬观所说：“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手评乐章集》）周邦彦讲究人工思力，他不像柳词那样以平铺直叙为主要形式。他往往采用回环往复、因果倒置、时空交错等手法，有意使结构复杂多变，其词给人以摇曳多姿之感。如其名作《兰陵王·柳》，此词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第一片写自我的漂泊。第二片写目前送别情景，既有往事的回忆，又有别后愁苦的设想。第三片又由眼前景折回到前事。因而，整首词时空交错。一会眼前，一会过去，一会朋友，一会自己，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层层曲折，可谓是一首穷极工巧之词。

五、语言不同：柳词自由通俗；周词严谨工丽

柳词在格调上自由，音律和谐，语意刻露，绝少掩饰假借之处。他的词多口语化、通俗化，有些竟如话家常，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如《忆帝京》，全用当地口语写成，格调自由。

周词由于题材狭窄，因而他在艺术技巧上争胜。所以从周词就逐渐减少了天然的风韵，而向着人工雕炼的方向发展了。他的词音律严格。还喜欢用代词，如用“凉蟾”代月，“凉吹”代风，“倾国”代花等；喜欢融化前人诗句入词。在这方面最典型成功的例子要数《玉楼春》，它几乎句句点化前人诗句，且又能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化陈腐为神奇。工于炼字炼句。

综上所述，柳永和周邦彦都喜用慢词，善于铺叙，好写，精于音律。但是题材上，柳词丰富，而周词单薄；风格上，柳词俗雅共赏，而周词重典雅；结构上，柳词重平铺直叙，而周词多回环往复；抒情上，柳词重直抒胸臆，而周词多托物寄情；语言上，柳词自由通俗，周词则严谨工丽。二人词作各有特色，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他们可称得上是宋词园的两朵瑰丽的奇葩。对后世词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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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将进酒>赏析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题目意绎即“劝酒歌”，故古词有“将进酒，乘大白”云。作者这首“填之以申己意”(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名篇，约作于天宝十一载(752)，他当时与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为客，三人尝登高饮宴(《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宵。对酒忽思我，长啸临清飙。”)。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萧士)之际，于是满腔不合时宜借酒兴诗情，来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抒。

诗篇发端就是两组排比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如此壮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穷极，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语带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一涨一消，形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伤老大，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情态宛如画出。将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间事，把本来短暂的说得更短暂，与前两句把本来壮浪的说得更壮浪，是“反向”的夸张。于是，开篇的这组排比长句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衬作用——以黄河的伟大永恒衬生命的渺小脆弱。这个开端可谓悲感已极，却不堕纤弱，可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手法作者常用，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于篇首或篇末偶一用之)，又使诗句感彩大大增强。诗有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悲感虽然不免，但悲观却非李白性分之所近。在他看来，只要“人生得意”便无所遗憾，当纵情欢乐。五六两句便是一个逆转，由“悲”而翻作“欢”“乐”。从此直到“杯莫停”，诗情渐趋狂放。“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行乐不可无酒，这就入题。但句中未直写杯中之物，而用“金樽”“对月”的形象语言出之，不特生动，更将饮酒诗意化了；未直写应该痛饮狂欢，而以“莫使”“空”的双重否定句式代替直陈，语气更为强调。“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但就此消沉吗?否。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击节赞叹的句子。“有用”而“必”，一何自信!简直像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须大写的。于此，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积极的本质内容来。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为什么不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呢？破费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真足令一切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者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豪举。故此句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得其万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甘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么豪壮的诗句!

至此，狂放之情趋于高潮，诗的旋律加快。诗人那眼花耳热的醉态跃然纸上，恍惚使人如闻其高声劝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几个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诗歌节奏富于变化，而且写来逼肖席上声口。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对手，不但“忘形到尔汝”，诗人甚而忘却是在写诗，笔下之诗似乎还原为生活，他还要“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以下八句就是诗中之歌了。这着想奇之又奇，纯系神来之笔。

“钟鼓馔玉”意即富贵生活(富贵人家吃饭时鸣钟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诗人以为“不足贵”，并放言“但愿长醉不复醒”。诗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转而为愤激。这里不仅是酒后吐狂言，而且是酒后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当位至卿相，飞黄腾达，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说富贵“不足贵”，乃出于愤慨。以下“古来圣贤皆寂寞”二句亦属愤语。诗人曾喟叹“自言管葛竟谁许”，所以说古人“寂寞”，也表现出自己“寂寞”。因此才愿长醉不醒了。这里，诗人已是用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了。说到“唯有饮者留其名”，便举出“陈王”曹植作代表。并化用其《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古来酒徒历历，何以偏举“陈王”?这与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开，他心目中树为榜样的是谢安之类高级人物，而这类人物中，“陈王”与酒联系较多。这样写便有气派，与前文极度自信的口吻一贯。再者，“陈王”曹植于丕、两朝备受猜忌，有志难展，亦激起诗人的同情。一提“古来圣贤”，二提“陈王”曹植，满纸不平之气。此诗开始似只涉人生感慨，而不染政治色彩，其实全篇饱含一种深广的忧愤和对自我的信念。诗情所以悲而不伤，悲而能壮，即根源于此。

刚露一点深衷，又回到说酒了，而且看起来酒兴更高。以下诗情再入狂放，而且愈来愈狂。“主人何为言少钱”，既照应“千金散尽”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后一番豪言壮语：即便千金散尽，也当不惜将出名贵宝物——“五花马”(毛色作五花纹的良马)“千金裘”来换取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须知诗人不过是被友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当马，几令人不知谁是“主人”。浪漫色彩极浓。快人快语，非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出此。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犹未已，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更其深沉。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结尾，显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观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笔不办。

《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它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诗篇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这诚然与夸张手法不无关系，比如诗中屡用巨额数目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等等)表现豪迈诗情，同时，又不给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那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此外，全篇大起大落，诗情忽翕忽张，由悲转乐、转狂放、转愤激、再转狂放、最后结穴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气势，亦有曲折，纵横捭阖，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写法，又有鬼斧神工、“绝去笔墨畦径”之妙，既非刻能学，又非率尔可到。通篇以七言为主，而以三、五、十言句“破”之，极参差错综之致；诗句以散行为主，又以短小的对仗语点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马，千金裘”)，节奏疾徐尽变，奔放而不流易。《唐诗别裁》谓“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归园田居其三赏析全文

赏析：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

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也不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

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这首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和盘现出。

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却勇敢地反对了传统观念，冲破了陈旧的精神枷锁，毅然地告别官场，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决然地返回家园，心甘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辛勤地躬耕垄亩，偏要做个劳力的“小人”。

这等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多少人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

原诗：

《归园田居·其三》魏晋：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