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是哪家的思想主张-严刑峻法是哪家的思想

1.法家学派主张的什么

2.评价秦始皇的功过

3.关于秦始皇功过的辩论，若是正方（功大于过），该怎样发表自己的观点？又怎样反驳反方的各种提问？

4.如何评价洪秀全的法律思想？

5.儒，法两家政治主张各是什么？两种主张在目的上有何相似

法家学派主张的什么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

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

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

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评价秦始皇的功过

（一）、秦始皇的政绩

一、政治

1.提高帝王尊严：赢政自以为功过『三皇』、德兼『五帝』，故兼采古代共主之尊号而合为『皇帝』，用作天子之专称。从此中国历史上之君主便称为『皇帝』，赢政则被叫做秦始皇。此外，又用一系列专门名称来显示全国最高统治者之无上权威，如皇帝自称『朕』，其命令叫『制』或『诏』，其用印则曰『玺』。

2.厉行中央集权：丞相等各自向皇帝负责，一切听命於皇帝。另废除世卿世禄制，自中央至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任免，无权世袭。

3.实施严刑峻法：秦朝在秦国原有的法律基础上，修订了一套严密之法律，颁行於全国。

二、军事

1.修筑长城：秦始皇把战国时北方燕、赵、秦三国旧修之长城连接起来，『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万余里』。

三、经济

1.统一货币：禁止使用六国各自的龟、贝、玉等币。规定全国统一使用金、铜两种圆形货币，其中金为上币，铜为下币。

2.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时的秦国度、量、衡器具，作为全国斗算长短、大小、轻重之标准。

3.定土地私有：秦自商鞅时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即逐渐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统一全国后，秦室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让占有土地之百姓呈报占田数并纳税，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之合法。

四、交通

1.修建驰道：秦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之基础上，修建宽阔一律之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

2.沟通水路：秦疏浚鸿沟作为水路枢纽，又於公元前二一四年，修长达六十多里之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

五、文化

1.统一文字：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瀳、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令李斯把原来秦国之大篆整理简化而成小篆，在全国通行。后又简化小篆成隶书，亦在秦代流行於全国。

2.统制思想：为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在思想上也实行了严厉之统制，如颁布令，大肆收缴焚毁书籍，又坑杀非议朝政的儒生四百余人，史称『焚书坑儒』。

六、对外

秦始皇於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复北伐匈奴、南平百越，使中国版图大定，西自陇蜀，东至辽东，北起大漠，南抵南海，形成后来中国疆域之基础。

1.北伐匈奴：战国末年以来，匈奴时常南侵，威胁到燕、赵、秦等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公元前二一五年，乃在燕、赵、秦旧长城之基础上，加以增筑，连结成一条长达五千余里的所谓『万里长城』。是为古代中国及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

2.经略百越：百越乃古代中国南方越族之泛称，在全国统一之前，秦已逐渐征服瓯越、闽越等。

（二）、秦始皇暴政

1.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2.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 能忍受。

3.严刑峻法，民怨鼎沸：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4.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把严刑峻法施之於思想领域，大肆统制思想，禁锢思想自由。

五、结论：秦始皇无论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有他伟大的贡献，但他残暴的个性，却使人民痛苦不堪，或许这是秦朝灭亡的一大因素吧！

因此秦始皇功大于过

关于秦始皇功过的辩论，若是正方（功大于过），该怎样发表自己的观点？又怎样反驳反方的各种提问？

秦始皇之功

一、厉行中央集权：

秦始皇在中央政府内设丞相、太尉与御史大夫，分管全国之政务、军事及监察，谓之『三公』。另有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九卿』，负责政府各部门工作。丞相等各自向皇帝负责，一切听命於皇帝。另又废除世卿世禄制，自中央至地方之官员均由皇帝任免，无权世袭。

二、废封建置郡县：

秦自商鞅变法后，即逐渐推行由国君直接控制之郡县制。消灭六国后，始皇又采取廷尉李斯之见，不再重行封建诸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每郡下辖若干县，县下尚有其他基层组织，郡县长官亦由皇帝任免。

三、加强基层统制：

秦统一全国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之户籍与连坐法，以五家为『伍』（设伍长），十家为『什』（设什长），其上又有里、亭、乡等。通过郡、县、乡、亭、里、什、伍的层层控制，皇帝可将其统治真插至乡间里闾。

四、实施严刑峻法：

秦朝在秦国原有的法律基础上，修订了一套严密之法律，颁行於全国。

五、销毁兵器：

为防止六国遗民之叛乱，始皇下令将天下兵器聚之於咸阳销毁。

六、夷平险阻：

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於险要地带修筑之城郭、关塞及堡垒，一律加以拆除，以防止封建割据之再现。

七、移民戍边：

把民众数十万迁徙至北部河套及南方五岭一带，以加强边防、开发边疆。

八、普遍徵兵：

规定凡十七至六十岁男子均须服兵役。

九、修筑长城：

秦始皇把战国时北方燕、赵、秦三国旧修之长城连接起来。

十、统一货币：

禁止使用六国各自的龟、贝、玉等币。规定全国统一使用金、铜两种圆形货币，其中金为上币，单位曰镒（二十两）；铜为下币，以半两钱为单位。

十一、统一度量衡：

以商鞅时的秦国度、量、衡器具，作为全国斗算长短、大小、轻重之标准，并於其上刻写统一度量衡之诏书。度的单位是分、寸、尺、丈、引等，量的单位为合、升、斗、斛，衡的单位有铢、两、斤、石等。

十二、统一车轨：

秦时统一规定车宽六尺，实现了『车同轨』，改变了战国时各地车轨宽窄不同之状况，一车可通行全国。

十三、修建驰道：

秦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之基础上，修筑宽阔一律之驰道，道宽五十步（六尺一步）。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秦始皇曾沿著新修之驰道，多次亲巡全国各地、四处勒石纪功。

十四、沟通水路：

秦疏浚鸿沟（河南汴河）作为水路枢纽，通济、汝、淮、泗诸水。又於公元前二一四年，令史绿监修长达六十多里之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

十五、统一文字：

战国时期，始皇令李斯把原来秦国之大篆整理简化而成小篆，在全国通行。后程藐又简化小篆成隶书，亦在秦代流行於全国。

十六、北伐匈奴：

匈奴系中国北方边境上之古老民族，分布於今蒙古大草原上，它一向从事游牧，以强悍和骑射著称。战国末年以来，匈奴时常南侵，威胁到燕、赵、秦等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故北方边境诸国均各自修建长城以御防之。秦统一中国后，公元前二一五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西北斥逐匈奴』。接著乃在燕、赵、秦旧长城之基础上，加以增筑，连结成一条长达五千余里的所谓『万里长城』。是为古代中国及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秦始皇之过

始皇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大大加强了全国统一，对后世亦产生颇大的影响，不过其事业是在残酷压榨民众的条件下，於短短的十来年内集中完成的，故秦朝之统治不免带有苛急、暴虐之特点。在始皇当政的十二年间，其为政之苛暴业已显露无遗。

一、徵歛无度，赋税奇重：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以致民不聊生，百姓痛苦不堪。

二、好大喜功，滥用民力：

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内则修驰道、开灵渠、筑长城，外则伐匈奴、征百越，每项工程或每次征战，均须役使浩大之民力。特别是始皇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的三份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能忍受。

三、严刑峻法，民怨鼎沸：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到秦始皇时，更一味『专任狱吏』，把严刑峻法推至颠峰。

四、箝制思想，焚书阬儒：

秦始皇还把严刑峻法施之於思想领域，大肆统制思想，禁锢思想自由。只要藏有《诗》、《书》、百家语者，都予以烧毁，此即著名之『焚书令』。此外，因一些代秦始皇求长生不仙药的方士口出谤言、非议朝政，又相邀逃亡，始皇乃令御史侦查首都之儒生方士，逮捕其中之四百六十余人，皆阬於咸阳，此所谓『阬儒』。

评价古代政治家的功过时思考的方面

① 是否完成国家统一，推动历史发展。

② 是否调整政治措施，保持社会安定。

③ 是否调整经济措施，重视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经济发展。

④ 是否采取措施，促进文化繁荣。

⑤ 是否采取措施，巩固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⑥ 是否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么你就说这是他手下某某挑起的 不是秦始皇的责任 就自己组织下

刑杀么 现在不也有刑吗？ 通过刑杀才可以好的保护社会安定

如何评价洪秀全的法律思想？

洪秀全的法律思想集中反映在1844年至1847年写成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中，另外还反映在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太平天国的诏书、诰谕、法令、条例和制度里。

一、“斩邪留正”，“除妖安良”

洪秀全早年提出的“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战斗口号，以及后来用杨秀清名义发布的《太平救世歌》中提出的“降妖安良，政教皆本天法，斩邪留正，生杀胥秉至公”的革命思想，一直是太平天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二、“人无私财”，“逆者议罪”

洪秀全认为，产生弊端的根源是“一出于私”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主张“人无私财”、“天下为公”。他提出，在太平天国实行圣库制度，“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天朝田亩制度》是这种公有思想的具体法律表现，它以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核心，提出了一套社会结构的设计，宣布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计口授田，财产公有，共同生产，彼此支援。

为了保证上述理想的实现，洪秀全主张“逆者议罪”。凡缴获财物攫为私者，“一经查出，斩首示众”

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洪秀全在“天下一家”思想的指导下，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考试制度上，规定妇女可以同男子一样参加考试，在经济上，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在婚姻制度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男女自由结合，反对卖卖婚姻。结婚发“龙凤合挥”证书。

四、严刑峻法，轻罪重刑

洪秀全认识到，仅仅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刑法同分子，以及各种危害社会的破坏分子做斗争，对违法者严加惩处，因而形成了严刑峻法思想。洪秀全的重刑思想在刑罚上表现为极端的残酷性。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把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革命思想发展到了最高峰，他的法律思想也夹杂着严重的封建毒素。首先是皇权思想。其次是等级特权观念。

儒，法两家政治主张各是什么？两种主张在目的上有何相似

历史上儒家学派 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在天道观上,儒家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谈化处理,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

在历史观上,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是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

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 1、春秋时期：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思想主张包括：①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②孔子维护周朝的“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③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④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制度是不断损益变化的,历史是不断演进的.⑤有教无类、学思结合、老实、谦虚、时常复习等教育主张.孔子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2、战国时期：①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孟子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孟子主张性本善,认为生生下来就具有善性,善性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品质.子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尊位“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②荀子：他具有唯物思想,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即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造福人类.3、秦汉时期：①秦始皇施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沉重打击.②董仲舒对儒学加以发展：他认为天和人息息相关,皇帝要依照天意办事；要用儒家思想统治天下,其他学说都要禁止,这样法令裁制度可以统一.他倡导的儒学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应当建立太学等学校,用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内容.③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简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大一统”思想,儒学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4、宋元时期（宋代理学）：①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②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只是构成宇宙万物材料,是第二性的.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韩非.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韩非（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中国战国时期韩国人,哲学家.法家学派创始人.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後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後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先秦诸子中,儒家和法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对传统的“礼治”采取的是一种温良的‘损益’态度,提倡‘礼治’、‘德治’、‘人治’以反对当时的变革思潮和法家的‘法治’主张.法家对传统持一种激进的改革态度,以‘法治’的理论攻击儒家的学说.可以说在先秦诸子中,儒法两家的对立最为显著.” 总体来说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儒家和法家最具有影响力.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特别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在汉以后近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之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是因为它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理论和统治方法.而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形成于战国中期,从这个中国古代法律总体来看,法家思想指导了古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商鞅以《法经》为基础,在秦国变法过程中,制定了秦律,而秦律实为中国古代法律之宗,汉承秦制,直至清代,虽历代历朝不乏立法活动,但就法律的体系、篇目甚至一些条款大都可以追溯到秦律这个源头.”因此透过儒法两家从对立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可以形成一条对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律思想发展比较清晰的脉络.

一．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不同治世理论下的价值尺度

作为治世的指导思想,儒家的道德主义和法家的功利主义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尺度.

1．先秦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学派,孔子出生于有着“周礼尽在鲁矣”之说的鲁国.他对于周公极为崇拜,并企图通过改良周礼以济世.所以他运用道德的形式把“礼治”思想并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建立起了儒家学说.

如果说道德是人们内在的感情判断,那么礼便是这种感情判断的外在表现,因此“德”和“礼”是互为表里的.儒家认为道德是高于一切的存在,孟子就曾经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如果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里所谓的“义”即是道德原则,而“义”的内容就是“仁”,“仁”即是要求人们作到“孝悌”和“忠恕”.在这种思想指挥下,儒家认为“仁”是人的天性,“善”是人的本性,即所谓的“性善论”.至此儒家道德尺度下的理想社会模式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的社会中,君有君的威严,臣有臣的本分,父有父的关爱,子有子的忠孝,君主运用道德为天下作出表率,高贵者、尊长者都会受到尊重,卑贱者、幼弱者也能得到照顾,人人都遵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相适应的位置,社会和国家自然会安定祥和,天下也就达到了大治.

2．与儒家不同,法家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在人性方面他认为功利是人的本性,人的行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甚至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尧舜禹之所以会禅位给后人,只不过是因为在上古的时候天子并没有极大的特权,非但没有比其他人获得更大的利益,相反更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付出要远远多于所得到的,所以他们的禅让只不过是人性上趋利避害的正常反映,并不是什么“仁”、“义”的体现.既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利益的关系,那么追逐利益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同时这种“好利恶害”的人之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教化的,因此只能加以利用而以之治世,而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的最佳手段就莫过于刑罚.

人人生而就对于利有着深切的渴望,那么在社会中就反映在普通百姓对于财富、利益的渴求,君王对天下霸权的期待,所以法家的社会理想境界就应该是国富民强、繁荣昌盛,不仅仅百姓要丰衣足食,国家更要有辽阔的疆域和霸主的地位,而这与儒家的人人恪守本分、“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有了对立和冲突.

二．德治仁政与奉法而治—不同治世理论下的施政方针

儒家的道德主义与法家的功利主义反映到具体的施政方针上就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德治仁政与奉法而治二种不同的政治方针和统治原则.

1．儒家坚持认为以道德为主导的礼乐教化是最好的治世之道,“德治仁政”作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显然继承了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反对统治者“以力服人”的霸道和严刑峻法,主张兴教化实行“以理服人”的王道.之所以反对“以力服人”和严刑峻法在于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孔子认为刑罚有其治标不治本的先天缺陷,刑罚只能使民众畏法而不敢妄动却不能使人心服,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人民犯罪但是却没有羞耻之心,只有用礼与道德去感化人民,人民才会因有羞耻之心而不去犯罪.儒家之所以认为“德治”优于“法治”就在于法律是无可奈何时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是消极和被动的.

在儒家的“德治仁政”方针的施行过程中,“法先王”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儒家倡导以道德为先,遵从古代先贤哲人,凡事从圣人那里寻求依据,在圣贤情节之下“言必称尧舜”.因此儒家的为政之道更多的是依靠榜样的垂范作用,孔子推崇的“德政”就是以圣贤为楷模,国君身体力行通过“以理服人”的道德感化来使民众依从.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上行下效之策.

2．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更多地强调施政方针与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法家对社会发展持有肯定、乐观的态度.“法家认为：社会的一切发展与变化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不可逆转的.”因此他们主张君主应当因时制宜不断变法,随着时代和社会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更正统治方针,也就是与儒家“法先王”想对应的“法后王”.

韩非认为人性是趋利而畏害的,因此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来应对各种事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实行法治可以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更可以威慑天下使民众不敢以身试法而各安其位、遵从本分,从而达到民富国强、开拓疆域的抱负.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法由于其本身的方便、快捷、稳定和有效,无不代表了法家的功利主义理论.同时由于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一利字之所在,所以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简单的利益关系,君主依靠臣下来统御天下、开疆拓土,臣下依靠君主来获得封赏、权力和富足生活,双方只是靠利益维系而不存在“义”,这样儒家所推行的仁义教化和道德感化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要维系整个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法”就是不二的选择.

同样由于人与人之间充满着追求利益的弱肉强食,那么就像拥有锋利爪牙的老虎才能制服犬,君主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拥有一件有效的武器这就是“法、术、势”.“法即国家颁布的法律,术是君主隐藏不宣的权术,势即君主高高在上的威势.”这三者紧密配合并由君主牢牢掌握刑罚和恩赏并重的手段推行法治,最终达到法家“奉法而治”的政治理念.

三．尊卑等级与平等废私—不同治世理论下的治理原则

无论儒家亦或是法家在其创造流派学说的过程中无一例外的要维护君主的地位,巩固君主的统治,但在对于君主以外的其他人的治理原则上儒家与法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1．儒家的渊源来自于西周的“礼”,“礼”强调的是宗法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儒家的政治主张也就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反映到政治方面就是要视人们的地位尊卑和血缘亲疏来确定不同的对待方式.在儒家的理论中尊长者拥有远超他人的特权,这种等级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儒家认为人有尊卑、智愚、贤不肖的不同,其大力宣扬的“三纲五常、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无一不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因此在儒家的治世思想中人人都要遵守本分,由上位者制定规则、发号施令,普通百姓只能顺从依附而没有丝毫参与和质疑的权利,也就是“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尊卑、贵贱的等级,这就是他们把人分为君子小人,劳心劳力的根据” ,从本质上讲儒家推行的是一种政策.

同时在政策的施行过程中由于继承了大量“礼”的思想,尊卑等级的差别更加明显,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在儒家理论中也要求君主体恤臣民,父家长要善待子女,但从程度上讲与要求臣民的忠和子女的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差别势必造成在国家治理上的偏废和不公,对此儒家坚信通过道德的方式使可以化解的,起码可以使民众安于现状从而维护君主的统治,不致破坏社会存在的基石.

2．法家诞生于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这个时候“礼”在面对诸侯国的互相征伐和动荡的社会局势时就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法家顺应形势推行“奉法而治”的方针,采用一种强势的手段来统御民众,通过严刑峻法来贯彻君主的意图.如何维护法律的权威使之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容侵犯的形象是法家需要解决的问题.韩非的法治就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罪必罚,即使王公亲贵也不例外.当然韩非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时今日的法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不可能作到真正的人人平等但是法家毕竟主张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应当依法行事,不受特权尊卑的影响,强调推行法治必须一视同仁,依法赏罚、量才录用、论功行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君主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来治理国家.

尽管在政治生活中法家也要求人们不做超出自己本分的事情,但是对于渎职者和越权者一样要受到惩罚,这就是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既不懈怠也不妄为的状态,比之儒家的政策来说还是具备其自身一些积极意义的.

虽然儒家和法家思想相互对立,但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上看历代统治者大多标榜自己走的是儒家路线、以德治国,而实际上都采用了法家的法治方法来治理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喜于道德而恶于刑罚乃至忌谈法律,以德治国会博得圣主贤君的美誉,以法治国大多只能获得残暴不仁的恶名,当然这与法家大力推行严刑峻法也不无关系,法律过苛过严有时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中国古代治世理论是道德和法律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过程,双方各有各的作用与功能,通过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比较可以客观、全面地把握儒家和法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功过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