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木,敢谏鼓-敢谏之鼓诽谤之木

1.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的翻译

2.举报箱的发展过程

3.天安门华表的寓意

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的翻译

原文

臣光曰：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是以仲虺美成汤曰：“改过不吝。”傅说戒高宗曰：“无耻过作非。”由是观之，则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缪哉！

译文

臣司马光说：过错，是人所一定不能避免的；只有圣人贤者能知道并改正。古代的圣明的君王，担心自己有过错而自己却不知道，所以（专门）竖立（鼓励人向君王提意见的）的木杆，设置（鼓励人）敢于劝谏君王的鼓；（这）难道是（君王）害怕百姓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是仲虺赞美成汤说：“改正错误决不吝惜。”傅说劝戒高宗说：“不要因为怕别人耻笑便不改正过失。”由此看来，做君王的人，本来就不是以不犯错误为贤明，而是以改正错误为美德。今叔孙通劝谏孝惠帝，却说“天子没有错误的举动”，这是教导君主文过饰非，这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吗！

注释

1、诽谤：进谏。《汉书·贾山传》：“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周书·柳虬传》：“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宋宋祁《绝禁忌篇》：“秦暴汉杂，禁忌始兴，诽谤坐诛，妖言有法。”参见“诽谤之木”。

2、仲虺：汉族人，奚仲后裔，薛方国君主，生于薛（今滕州市官桥镇薛国故城），汤革夏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3、成汤：商汤（约前1670-前1587），即成汤，子姓，名履，又名天乙（殷墟甲骨文称成、唐、大乙，宗周甲骨与西周金文称成唐），商丘人，汤是契的第十四代孙，主癸之子，商朝开国君主。

4、傅说：傅氏始祖，古虞国（今山西平陆）人，生卒不详，殷商时期著名贤臣，先秦史传为商王武丁（前1250-前1192年在位）丞相，为“三公”之一。

5、高宗：商高宗武丁，商朝国君（前1259-1200年在位），军事统帅。子姓，名昭。商王小乙之子。相传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继位后，勤于政事，任用工匠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

6、叔孙通：薛县人（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初为秦待诏博士，后被秦二世封为博士。见秦将要灭亡，逃回薛城旧地，归附正在盘踞薛城的项梁。项梁败定陶（今山东西南部，万福河上游）后，通跟随楚怀王。怀王为义帝，迁至长沙，通留下侍项羽。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率领诸侯军队攻取彭城（今江苏徐州），通转投汉军，并举荐勇武之士为汉争取天下。汉王拜其为博士，号稷嗣君。汉王刘邦统一天下后，在定陶被诸侯尊为皇帝，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得知便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召儒生与其共订朝仪。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王大臣都依朝仪行礼，次序井然。叔孙通所订朝仪简明易行，适应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他因功拜奉常，其弟子也都进封为郎。高祖九年，为太子太傅。十二年，刘邦欲废太子刘盈，通以不合礼仪劝阻，刘邦听从了他的意见。刘盈即位后，用他制定了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司马迁尊其为汉家儒宗。

7、孝惠：孝惠帝刘盈（前211-前188），西汉第二位皇帝（前195-前188年），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嫡长子，母亲吕雉，在位7年，时年仅24岁。谥号“孝惠”，葬于安陵。

8、过举：错误的举动。一说指误加擢用。《战国策·楚策一》：“王过举而已，不然，无以至此。”《史记·乐毅列传》：“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唐张九龄《岁初巡属县登高安南楼言怀》诗：“不才叨过举，唯力酬明恩。”宋司马光《论公主宅内臣状》：“伏望圣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无使四方指目，以为过举，亏损盛德，非细故也。”

9、缪：通“谬”。荒谬。

举报箱的发展过程

据史籍记载，远在尧舜之时，举报箱就有了雏形。有了让百姓议政的“诽谤木”、“进善旌”、 “敢谏之鼓”。人们在交通要道上埋设木柱，作为辨认道路的标志，并利用木柱刻写意见，向执政者进言或表达诉求，“政有缺失，民得书于木”。因此，这种路标又称作“诽谤木”，当时的“诽谤”意为“责过失、论是非”。

尧设立诽谤木，是让人们把意见写在上面或者敲击出声，让他出宫当面听取意见，以便改进政务。“诽谤木”，后来又被称为“华表”，发展到后代，成为宫殿门前的装饰物。

除了“诽谤木”还有“进善旌”和“敢谏鼓”都代表古时信访和纪检工作的开端。 西汉时期的名人赵广汉在颍川都任郡守时，颍川官府与豪强勾结，结党营私成风 。为抑强惩恶，赵广汉从存钱罐中受到启发，制作成“状如瓶，为小孔，可入不可出”的“缿[xiàng]筒”，起到能够“及得投书，削其主名”(保护举报人)的作用。“缿筒”制成后，各地悬挂，并张贴告示鼓励民众投书举报，保证为吏民保密。一段时间后，收到很多举报信，赵广汉根据举报的线索，组织力量及时查处，从而使奸党散落。

到了西汉，出现了一种叫“垢筒”的举报箱。汉宣帝时期，颍川土豪结党营私，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人敢治。上吏出身的赵广汉出任颍川郡太守。赵广汉到任后，决定进行彻底治理，为民除害。他从存钱罐中受到启发，制作成“状如瓶，为小孔，可入不可出”的垢筒，起到能够“及得投书，削其主名”(保护投诉人)的作用。垢筒制成后，赵广汉便令部下拿到各地悬挂，并张贴告示，鼓励民众投书举报，保证为吏民保密。经过一段时间，收到很多举报信，赵广汉根据举报信提供的线索，组织力量打击罪犯，终于使奸党散落，社会得到稳定。 “诽谤木”一直流传到了晋代，不过当时叫“华表木”。我们现在常见的装饰性建筑“华表名称就是源自这种表木，所谓的表木，类似是路标，然后在柱子上面增加一块横板，跟我们现在路标的样子很相似。这块横板的作用是记事，当然也可以供大家举报时所用，想举报某某官员的话，半夜没人时候搭把，把内容刻到表木上横板上。

晋崔豹《占今注·问答解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涑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木。” “表木”流传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萧衍觉得举报人半夜爬上去刻字不太方便，为了方便百姓，畅通言路，便推出了一项便民之政。就是在诽谤木的旁边装一个木匣，叫做“谤木函”，老百姓的举报信、意见书都可以投进去，再交由专人处理并上报。

梁武帝萧衍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为了广纳众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未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公元686年，武则天执政时期，在朝堂上设置了“铜匦[guǐ]”，《资治通鉴》中记载“铜匦”：“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铜匦有专人开启，面呈武则天亲览，使举报真正上达。由补阙、拾遗与御史等人充任理匦使，在朝堂执掌匦事，专门受纳臣民的“进书”或诉状。武则天设置“铜匦”本意在于接受臣民谏议时政，自陈冤屈；还有治国谋略方面的投书，从而得到真实的情报，以加强皇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反腐败的作用。可以说“铜匦”与今天的举报箱，有些相似了。

公元686年，武则天执政时期，在朝堂上设置了“铜匦”（即铜制匣子），《资治通鉴》中记载“铜匦”：“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由补阙、拾遗与御史等人充任理匦使，在朝堂执掌匦事，专门受纳臣民的“进书”或诉状。武则天设置“铜匦”本意是接受臣民谏议时政，自陈冤屈，以及治国谋略方面的意见书，从而得到真实的情报，以加强皇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反腐败的作用，但后来任用酷吏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所以说武则天时期的“铜匦”是只是维护其自身统治的一种工具。

天安门华表的寓意

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是从上古时代谤木演化而来的。所谓谤木，亦称诽谤木。据《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意为唐尧时设置一种鼓，百姓如果看到尧有过失，就可击鼓，使尧听到后听取百姓的“谏”。虞舜时在大街上树立一根木头，百姓如果 见到舜有过失，可以在木头上刻字谏言。在古汉语中，诽谤有两种含义：一指批评、指责，是中性词，无褒贬义；二指说别人坏话，即所谓毁谤，在这个意义上是个贬义词。谤木的“谤”，则是取第一义。 封建帝王在北京天安门树立汉白玉的华表，主要是为了装饰，当然也含有向古之贤君学习，听取民意的意思。天安门里外的两对华表上都雕有一只怪兽“犼”。天安门里华表上的 “犼”朝北，叫“望君出”，是希望皇帝应该经常外出，体察民情。天安门外华表上的犼 朝南，叫“望君归”，是希望皇帝不要经常在外游乐，以免延误国事。 摘自《文史博览》021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