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了战国时已经散失。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易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翻译：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会厌恶率直的进谏以使自己的视野开阔,忠臣不会为了躲避重罪,敢于直言进谏,因此不会有遗漏的策略而功业流传百世.现在我不敢为了逃避死亡而隐瞒忠心,所以来献上愚昧的计策.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并稍微思考.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於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饷，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闻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雠，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
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於匹夫而兵弱於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於耳，帷帐之私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於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扆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严安上书曰：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锺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战国，逢明天子，***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於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於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於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原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喜得所原，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戹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有司以闻。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临淄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都向武帝上书进言政事。
主父偃之前在齐、燕、赵一带游学求用，但不受人待见，儒生们甚至联合起来排挤他。他家中贫穷，借贷无门，没有别的生路，只好西入关中，到皇宫的门阙下上书，以求见用。结果，他早晨把奏书呈上，晚上就被召入宫中。他上书谈了九件事，其中八项是关于律令问题，一项是停止攻打匈奴问题，他写道：
《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发怒是逆德之行，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最后的手段。那些好战求胜、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后悔的。
根据相关记载，《司马法》是重要的春秋时期军事著作之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大单是说，《司马法》姜太公所撰，姜太公死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等等。《司马法》现残存五篇，记载从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司马是夏、商时代开始设置的官职，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土、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亦加于骠骑将军，后汉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从前，秦始皇吞并列国后，好战求胜的欲望没有停止，想攻打匈奴。李斯进谏说：“不可。匈奴不建城郭作为固定的居所，不建府库积蓄财用，像鸟一样迁徙不定，很难控制他们。军队轻装深入，军粮供应不上；携粮而动，粮重而误战机。夺得匈奴地盘，没什么利益；俘获匈奴民众，不可教化而治；打败匈奴，只能杀掉，这不是为民父母的君主所为；用中国的疲敝，换取攻击匈奴的快意，这不是长久之策。”泰始皇不听劝告，遂派蒙恬率军进攻匈奴，辟地千里，与匈奴以黄河为界。秦始皇调集全国成年男子去戍边，十多年而死者无数，最终不能越过黄河占领北部地区，这难道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不齐吗？是形势不可行啊。又加上这些地方本来就是盐碱地，不能种植五谷，朝廷只得使百姓用车船从东腄、琅邪等沿海郡县运输粮草到边境，运三十锺粮食，到达边境时仅存一石。男子辛苦耕作，收获不够缴纳粮饷，女子昼夜纺织，不够军需，百姓倾家荡产，无法养活孤寡老弱，路上死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天下人就从此开始反叛秦朝了。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听说匈奴人集中在代谷之外，就想去进攻他们。有位名叫成的御史进谏说：“不能这样做。匈奴人的习性，就像野兽聚集鸟类分飞，追击他们就好象与影子搏斗一样。现在，以陛下这样的盛大功德却要去攻击匈奴，我认为很危险。”高皇帝不听，于是就向北进军到达代谷，果然发生了平城之围。高皇帝大概非常后悔，才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盟约，从此之后再无战事。匈奴难以制服，不是现在才如此。匈奴以盗抢劫掳为业，他们天生就是这样。远到虞、夏、殷、周，本来就不对匈奴征收赋税监管，只把他们视为禽兽，不当做人来看待。不上行虞、夏、殷、周之法，却下效近世之误，这是我所最忧虑的事，也是天下百姓最痛苦的事。
严安上书说：
现在全国百姓奢侈腐化，争相修饰车马、衣裘、房屋，调制精美的音乐，混制多彩的颜色，摆设美味的佳肴，用来显摆炫耀。百姓之本性，见到漂亮的东西就想效仿，这是用奢侈来引导百姓。追求无尽的欲望而又得不到满足，百姓就会脱离农桑本业而去从事工商末业。工商末业的财利也不是凭空飞来的，所以官司吏士绅敢欺上瞒下，带剑者竟相巧取豪夺，世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应当制定制度以约束百姓的过度欲望，使富有者不夸耀，贫困者不慕富，以调和人心；人心安定了，盗贼就没了，刑罚少用，阴阳调和，万物茂盛。过去，秦始皇贪得无厌，想向海外显示其威，派蒙恬率兵向北进攻匈奴，派尉屠睢率领水军进攻越人。这个时期，秦朝北与匈奴、南与越人结祸，而军队却驻扎在无用之地，只能进而不能退，历时十多年，男子当兵打仗，女子运送粮饷，苦不聊生，只好在路边上吊，一个接着一个。等到秦始皇死了，天下反叛，秦被灭了后代，绝了祭祀，这是穷兵黩武的祸害啊。所以周朝失之于衰弱，秦朝失之于，都是不因时而变的结果。现在，朝廷要征服西夷，让夜郎称臣，降服羌人和僰人，攻取薉州，建筑城邑，进军匈奴而烧毁他们的龙城，大臣们都赞同，但这只能让他们得到好处，对于治理国家不是长久之策。
徐乐上书武帝，说：
天下的最大祸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都是如此。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土崩。陈涉没有千乘之主的尊位，没有一尺的封地，本身不是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没有获得乡里的赞誉，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起自贫民穷巷，举起木棍长戟，袒臂大呼，天下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恤，臣民怨恨而君主不知，风俗已乱而政治不修。这三条，正是陈涉起事的资本，这就是所说的土崩。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的叛乱就是瓦解。七国图谋叛乱，他们都号称是拥有万辆战车的诸侯王，有数十万的军队，其威力足以控制国内，其财力足以奖励吏民，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俘虏，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势比平民轻、兵力比陈涉弱。在那时，先帝的仁德还没有衰减，百姓安土乐俗，所以诸侯王们得不到额外的援助，这就是所说的瓦解。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患不在于瓦解。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是贤明的君主应当注意并且认真思考的。近来，函谷关以东地区粮食连年歉收，年景没有恢复正常，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还要承担边境战争的负担，按照规律和常理来看，百姓之中应该有不安分守己的人了。不安分，就容易；百姓，这就是土崩之势。所以贤明的君主只要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明了安危的关键，运筹于朝廷之上而使未形成之患消失，关键也就是使天下不要出现没有土崩的局势罢了。
奏书上呈武帝，武帝召见了他们三人，对他们说：“诸位原来都在哪里啊？何相见之晚也！”武帝都把他们任命为郎中。主父偃更受武帝信任宠幸，一年之内四次升迁，最后担任了中大夫，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讥刺自己，都向他行贿，财物总计有千金。有人对主父偃说：“你太横了！”主父偃说：“我活着不享受五鼎而餐的贵人生活，死时就受五鼎而烹之刑好了！”
[原文]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易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朕常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波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人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译文]
太宗问：《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也是攻守的道理吗?
李靖答：凡是有国有家的，何尝不讲求攻守之道呢！进攻，不仅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和冲击敌人的营阵，还必须有瓦解敌人军心的方法。防守，不仅要有完善的壁垒和坚固的营阵，还必须保特旺盛的士气，持机破敌。[以上、所说的]，从大的方面讲，是为君的应该懂得的道理。从小的方面讲，是为将的应掌握的方法。瓦解敌人的军心，就是所谓的知彼；保持我旺盛的士气，就是所谓的知已。
太宗说：是这样。我每逢临敌作战，必先判断敌方的策划和我方的策划谁比较周密，然后敌方的虚实就可以知道了；察明敌方的士气和我方的士气谁比较旺盛，然后我方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知彼知已是兵家的重要原则。现在的将领，即使不知道敌人情况，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怎么还会失利呢。
李靖说：孙武所谓“首先造成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这就是知已；“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这就是知彼。又说：“不可被敌战胜，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取得胜利，在于敌人是否产生缺点和错误。”我用兵时一点也不敢违背这一教诲。
原文如下：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蔽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 循 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
附译文：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惩罚而直言劝谏，因此处理国家大事的好政策才不能遗失，而使功名流传万世。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而要向您陈述我的愚昧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即使大，若是喜欢战争，就必然灭亡；天下即使太平，若是忘掉战争，就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打猎活动，诸侯们借以春练军队，秋整武器，用以表示不忘战争。况且发怒是背逆的德行，武器是不祥的器物，斗争是最差的节操。古代人君一发怒则必然，尸倒血流，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待发怒的事非常慎重。那致力于打仗取胜、用尽武力的人，最终没有不后悔的。
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对手的兵威，蚕食天下，吞并各个交战的国家，统一天下，其功业可与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相同。但他一心取胜，不肯休止，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匈奴。那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无堆积的财物可守，到处迁徙，如同鸟儿飞翔，难以得到他们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那么军粮必定断绝；如果携带许多粮食进军，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就是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匈奴百姓，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战胜他们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为民父母的君王所应做的事。使中原疲惫，而以打匈奴为心情愉快之事，这不是好政策。”秦始皇不***纳李斯的建议，就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开阔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为国界。这些土地本是盐碱地，不生五谷。这以后，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让军队在风沙日晒中呆了十多年，死的人不可胜数，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裕吗？不是的，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县城起运，转运到北河，一般说来运三十钟粮食才能得到一石。男人努力种田，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女子纺布绩麻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百姓疲惫不堪，孤儿寡母和老弱之人得不到供养，路上的死人一个挨一个，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待到汉高帝平定天下，攻取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的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进攻匈奴。那匈奴的习性，像群兽聚积和众鸟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汉高帝没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向北进军到代郡的山谷，果然遭到平城被围困的危险。汉高帝很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这以后，天下才没有战争的事。
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那秦朝经常聚积民众和屯兵几十万，虽然有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这也恰恰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这种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国外而心中欢乐的事，并非是完美的事情。那匈奴难以控制住，并非一代之事。他们走到哪里偷到哪里，侵夺驱驰，以此为职业，天性本来如此。所以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都不按法律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只将他们视为禽兽加以畜养，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人类。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作法，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情。况且战争持续一久，就会发生变乱；做事很苦，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这样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产生背离秦王朝的心情，使将军和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那秦朝的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所分的结果，这就是政治的得和失的效验。所以《周书》上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对此稍加注意，深思熟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