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北京市宣武区东琉璃厂的汲古阁，于1956年开业，其字号是由原北京市***王昆仑根据明代常塾文人毛晋藏书楼名“汲古阁”所取，意为汲取古人之精华，用于仿制***文物以及修复文物的店铺。汲古阁牌匾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第一任院长吴仲超题写。1982年北京市***对琉璃厂文化街进行大规模改造。由于市***考虑汲古阁的经营特色及其在海内外的良好声誉。决定将汲古阁原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扩大到近2000平方米的面积。
改造后的汲古阁从一家文物***和文物修复商店演变成汇集古董瓷器、文房四宝、名人字画、旅游纪念品、文物鉴定、茶苑等集于一体的综合古玩艺术品商店。一层主营古董瓷器、文物***品、文房四宝、手工艺品等、二层名家书画和茶苑。“汲古阁茶苑”由启功先生亲笔题写。
汲古阁，建店虽只有50余年，但字号是沿用了明代常熟文人毛晋创办的用于珍藏和刻印古籍善本的工场--汲古阁。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决定了其使命的不同。今天的“汲古阁”不仅继承了一家百年老店的名称，也汲取了先辈们传承古文化精髓的精神和执著追求，并不断从5000年华夏文明和悠久历史中汲取养分，在青铜***、古文物修复、碑帖拓片、古陶瓷仿制、生肖纪念品制作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前店后厂，到如今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琉璃厂占地2000平方米的经营规模，汲古阁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共和国50余年风雨历程的见证人，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受益者。在传古承今中，汲古阁把中国的青铜文化、茶文化、陶瓷文化和书画、碑帖艺术及其他的传统文化艺术，以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理念融合在一起，为今人再现了古文化的精髓，也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呕心沥血，尽心尽力。
汲古阁，中国明代私人藏书楼和印书工场。江苏常熟隐湖之南七里桥，明末毛晋（1599 ～1659 ）创办。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后改名为晋 ，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年改号隐湖、笃素居士。所刻书初题绿君亭或世美堂，后皆用汲古阁。江苏常熟人，家富。嗜读书和宋元精本名抄，早年为诸生，屡试不第，遂隐居故里，变卖田产，于七里桥构筑汲古阁，另在问渔庄和曹溪口构筑两阁，以收藏和传刻古书。毛晋延请海内名士30多人校勘儒家经典，校成后即付刻印。汲古阁分上中下三楹。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藏书，又有金元人本。这些书都用来校勘或作为刻书的样本。为广泛搜集珍籍秘本 ，毛晋曾公开贴榜，高价收购，以页论值。湖州书舶多集于七里桥毛氏之门，前后积书至 8.4万册。汲古阁后有楼9间，楼上储放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为刻字匠和印匠居住和工作之处。雇用工匠最多时达数百人。汲古阁刻印的书籍有十三经、十七史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词曲等。书版在毛晋时即有10万块之多。所刻书籍校勘详明，雕印精良，称毛刻本，行销全国各地。所刻书目存于《汲古阁校刻书目》等书。 建店初期
“汲古阁”建店初期，只是经营和修复瓷器、铜器、陶器文物，***、仿制各个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此外还经营独有的汲古阁拓片。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北京市***在改造琉璃厂文化一条街时，考虑到汲古阁的经营特色及其在海外的良好声誉，决定把汲古阁从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扩大到2000平方米。店面扩大和内部环境的改造，促使汲古阁经营业务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由原来的仿制、***和修复文物扩大到经营古董瓷器、文房四宝、字画、新工艺品、仿古家具、旅游纪念品、文物鉴定、画廊等多种文化项目。1995年针对琉璃厂人流大、宾客休息地方缺失的情况，汲古阁在其二层辟出一块地方，开设了古色古香、幽静典雅的“汲古阁茶苑”，并由著名书法家启功老先生亲笔题写名字，为来琉璃厂参观游览的中外宾客和业界书画家、收藏家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休息、会友和交流的场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品牌效益。
推出创新
不同的时期汲古阁均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做出自己相应的调整，并且在主营项目上推出创新点。青铜***是汲古阁的传统优势主营项目，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的“四羊方尊”、被视为伟大创举的“秦铜马车一二号车、兵马俑”和“人面方鼎”、“长信宫灯”等，以及北京各大博物馆的许多顶级***文物和展品，件件仿制绝品出自汲古阁，显示出汲古阁在青铜***工艺上精湛的技术。19***年农历虎年，汲古阁根据市场需求推出“生肖青铜文化”概念，此后每年均仿制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生肖珍贵文物，制成“生肖典藏品”***发行，诸如“虎噬鹿”、“马踏飞燕”、兔觥、铜飞龙、猪尊等，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2008年汲古阁又推出仿1963年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战国后期秦铜犀牛尊”供爱好者典藏。圆明园十二生肖国宝青铜头像被文物界关注和热议，汲古阁在尊重原物的基础上，结合清代宫廷画师的设计风格和当时人们审美习惯，不但成功仿制出原有的7件珍品，而且还原了其余5件下落不明的生肖头像，表达了企盼那些下落不明或流失在外文物早日回家的民族情怀。
走出国门
汲古阁一向是一个外向型文化品牌名店。从1987年第一次走出国门成功举办“黄河流域文化展”到2006年“瑞典哥德堡号停靠汲古阁暨欧洲典藏中国古代珍品回流展”，汲古阁在沟通东西方文明，弘扬中国青铜文化、陶瓷文化和书画、碑帖艺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琉璃厂文化产业发展协会监事会成员，对于未来的发展，汲古阁总经理李连祥表示，仍将坚持以不断变化来适应市场需求。琉璃厂文化产业发展协会将发挥桥梁和服务作用，整合***，形成合力，求变创新，抓住琉璃厂日益兴旺的文化旅游、观光购物特色，促进琉璃厂各店家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羊方尊
从建店初期，青铜器***就是汲古阁的强项业务。从业50多年来，为故宫博物院、原历史博物馆等多家文物单位***文物多件。从仰韶文化的各种陶器到青铜器时代的各种青铜器，如闻名于世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秦陵出土的“秦铜马车一二号车”、“兵马俑”，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长信宫灯”、“虎噬鹿”等多件珍贵文物。
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中国的青铜器起源于黄河流域，经历了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在商周达到了鼎盛，延续了1600多年的历史，并形成了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制造的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礼器、铭文、乐器等。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青铜器皿古朴典雅，线条畅达，浑厚凝重，其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是商代方尊的代表，也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1938年在湖南宁乡县出土，通高58.3厘米，重达34公斤。“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器皿与动物形状相结合，造型简洁、寓动于静，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技术，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
铜马车
汲古阁根据原器物，***了一件“四羊方尊”，震惊了文物界。***“秦铜马车一二号车”、“兵马俑”，也是一件创举。
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秦陵兵马俑坑的大型彩绘铜马车，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铜马车共2乘，均为单辕双轮，四马一架，一御官俑，大小占真马的1/2，主体为青铜所铸，铜马有3000多个零件，一些零件为金银装饰。各个部分由铸造、嵌铸、焊接、粘接、铆接、子母扣、纽环扣接、销钉等连接工艺，巧夺天工。2000年后的今天，铜马车上的链条仍能灵活转动，门窗关闭自如，牵动辕衡，仍然载舆行驶，被誉为“青铜之冠”。
汲古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仿制兵马俑和秦铜马车，技术人员跑了十几趟西安，查阅了大量资料，光图纸就画了100多份，最后仿制出了8套一模一样的铜马车，在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展出时，引起了轰动。
***品：
如来佛祖
文殊菩萨
青州佛像（石刻）
密宗佛像
立观音像
坐如来像
坐观音像
藏传十一面观音像
藏传佛像
青铜犀牛尊
铜辟邪
兔觥 历史价值
汲古阁拓片是汲古阁几代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其独一无二的经营项目。该传统的手工艺品正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汲古阁拓片的内容包含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传说中的劳动场景，不仅体现了装饰美，还展现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独特技艺
汲古阁拓片的制作也是一门独特的技艺。制作的时候，先将图形文字雕刻在石板上，再将宣纸覆上，经过数十道工序的手工操作才能完成。其题材主要来源于秦砖汉瓦，敦煌壁画及名碑等历史典故，每幅拓片都是在讲述故事，劳动的场景有耕种、丰收、种棉花、***棉花、纺线、织布；教学的场面有孔子讲学礼仪；运动的情景包括打马球、杂技表演等，以极其丰富的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5000年的灿烂文化。
装饰品
汲古阁拓片不仅成为国内现代寓所的装饰品，也深受外国人的喜爱，多年来，一直是琉璃厂热销的物美价廉的旅游商品。汲古阁还不断改进技术，从色彩和制作工艺上进行了创新，推出了彩色拓片，更精彩展现了古代文化的绚丽。
汲古阁保存了200余块上个世纪50年代制作的拓版，还有部分汉代砖雕和石碑，当然，已成为文物了。 从19***年开始，汲古阁把青铜文化与生肖文化相结合，推出了生肖典藏品。每年制作的生肖典藏品，都是仿制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发行。如在虎年，制作的是仿制战国时期出土的“虎噬鹿”，龙年、猪年等，典藏品原型是汉代的青铜器，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汲古阁将推出仿“战国后期犀牛尊”供人们典藏。其原型是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战国后期犀牛尊”。“犀牛尊”是当时比较典型的盛酒器物，从商代到战国，人们把犀牛视为神奇的动物，被称为“犀尊”，只有贵族才能享有。这种酒器一般背上有盖，顶端的左侧伸出一根细管以便倒酒。
汲古阁根据原物，仿制出了惟妙惟肖的“犀牛尊”，它的头部平抬，上面长有双角，4只短腿粗壮结实，通体满布流云纹，形象雄健，体态逼真。“犀牛”身体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强健。
汲古阁总理经李连祥说，“犀牛尊”是盛酒器物，“酒”的谐音“九”是最大的单数，牛是无私的奉献者，“牛市”还是人们期盼的，因此，“犀牛尊”有着美好的寓意。此次考虑到收藏的便利，制作了两种尊，一种是原大，一种是1/2大，准备***发行300件。
汲古阁还***出圆明园十二生肖国宝青铜像。十二生肖头像本位于圆明园大水法喷泉，代表十二个时辰，在1860年被八国联军掠走，流失海外，现有的回家，有的将现身拍卖会，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汲古阁在尊重原物的基础上，根据大量资料记载，并结合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的设计艺术风格，揣摩清代初中期人们的审美习惯，仿制出了完整的十二生肖像，并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精品重新展现给世人。李连祥说，他们特别企盼那5件下落不明的生肖头像早日出现，看看与他们的杰作有多少相同，多少不同。 汲古阁茶苑坐落在琉璃厂东街的二楼把口处，高高挂在屋檐上的 大茶壶，就像旧时的幌子，招呼着过往的人。汲古阁茶苑以弘扬中华茶文化为主导，承古风，创新意，面积200余平方米的茶苑分室内外：室内整个环境古朴典雅，清静幽闲。在品茶之余还可以欣赏到汲古阁收藏的众多名家的书画作品。室外悠闲自得，品茗之余还可纵览琉璃厂街景和熙熙攘攘过往的文人墨客。“汲古阁茶苑”由启功先生亲笔题写。汲古阁茶苑热忱欢迎海内外各界人士光临。
合刊“二十四史”乃清代乾隆以后才出现，所以笼统而言“二十四史”的版本，就只从清代开始，流行的版本主要有
（1）清乾隆时官刻的“武英殿本”；
（2）民国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影印“百纳本”；
（3）1949后由中华书局印行的“点校本”。
现在阅读，无疑使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最为方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古籍点校的一大成果，尽管其中也还是存在一些点校错误。
下面是我《中国古代史料学》一课讲稿中的部分内容：
正史在中国古代的流传和版本：
①在中国古代，大规模刻印经史始兴于五代，第一次把诸多正史加以汇刻，是宋绍兴十四年（1144）四川漕井宪孟在眉山校刻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眉山七史”，又称“蜀大字本”，因版印模糊，又被称为“九行邋遢本”。现存眉山原刻，仅《宋书》残册一种。原刊加上元、明递修者称“三朝本”。
②第二种汇刻本：元大德本《十七史》。可详参张元济《校史随笔·隋书·元大德九路刊本》。大德本校刊精勤。
③明南、北监本。南、北监指明代设于南京、北京的国子监。南监本成书于嘉靖七至十一年（1528-1532）；北监本成书于万历二十四至三十四年（1596-1606），系据南监本重刊。南、北监本问题很多，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讥笑“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其主要缺点，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说是：“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然以言行文则可，以言读书则不可。”（《校史随笔·北齐书·因刊误而愈误》）
④汲古阁本《十七史》，系明末藏书家毛晋延请名家校刊。书成于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因朝代更迭，中间有所损失而修补。毛氏所刻流传颇广，影响很大，但错误也不少，藏书家、校勘家对之毁誉参半。
以上几种汇刻本因年代较早，流传到近代的已很少了。
⑤对近代影响最大的是“武英殿本”，此为最早的“二十四史”汇刻。成书于清乾隆四至四十九年（1739-1784）。许多渊博的学者如齐召南、杭世骏等参与其事。其中《明史》、《旧五代史》为初刻，两《汉》、《三国》、《晋书》、《隋书》系依据宋元旧刻；其余大部分依据明南、北监本。由于所用底本较差，即便用宋、元旧刻者也未必是最佳之本，故此汇刻不能称之为善。殿本“二十四史”的错误不少。
⑥张元济主持校勘、辑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对每一部书，均先搜集最早、最好的本子，在众多本子中确定一种最佳本子作为底本，但由于宋元旧本多已残缺不全，因此残缺部分还需他本补配。补配者力求与原本相称，即宋本宋配，实在不能，即退而用其次者。这样，可以每一史，都是用不同版本的古本史籍集成，藏书家以僧人所穿的“百衲衣”为喻，称之为“百衲本”。此种工作十分艰辛漫长，有时一史的版本收集和确定，往往前后要花好几年的功夫。
衲本受到学界高度评价。
⑦今天大家通用的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除《史记》、《旧五代史》、《明史》外，其余21史中有11史用百衲本为底本（如《后汉书》），10种以百衲本为校本（如《汉书》）。
《八义记》版本主要有汲古阁本与继志斋本两种。
《八义记》为明朝徐元所作（一说无名氏作）昆曲传统剧目。讲述的是春秋时晋国大臣赵盾被奸臣陷害，其孙子十八年后报仇的故事，是根据元人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改编而来，共四十一出。
目前学界见到的《八义记》版本主要有汲古阁本与继志斋本两种。继志斋本《八义记》成书于万历后期，托名为徐元所作，但作者并非其人；汲古阁的作者已不可考，其底本的定型时间最晚不迟于万历中期。比较两本情节，可以发现继志斋本主要是根据《史记》中的情节进行改写：汲古阁本的情节设计则较为简单，偏向于闹剧化。
比较两本的人物形象。可以发现继志斋本将正面人物刻画得更冲动、反面人物刻画得更残暴，从而提升了戏剧的斗争性，深化了“义”这一主题;汲古阁本中的反面形象表现得更为温和，淡化了斗争性，更符合人性的特点。
《八义记》剧情简介：
春秋时，晋国赵盾位居上卿，其子赵朔为晋灵公的驸马，声势显赫。上元灯节，赵朔和公主在望春楼设酒欢庆，看到长相酷似自己的周坚因付不出酒资而被酒家纠缠，就慷慨解囊，并收留了他。春天，赵盾父子因劝农来到桑间，遇到逃难的灵辄***集桑棋奉养老母，就送给他钱米。晋灵公骄奢*逸不理朝政，建造绛霄楼，以人的手掌作熊掌，以打掉人牙打瞎人眼为乐趣。
赵盾身为忠臣敢于直谏，不料晋灵公大怒而去。屠岸贾窥探赵盾之位已久，想乘机除掉他。于是派鉏麑去刺杀赵盾父子。鉏麑见赵盾是个忠臣，不忍下手，就触槐树而死。屠岸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训练家中恶犬以貌似赵盾的草人为食物，并谎报晋侯，说恶犬是外邦进献的能识辨忠奸的神葵，然后在朝中放犬扑咬赵盾。幸亏值殿将军提弥明将恶犬打死。
屠岸贾就诬陷赵盾父子谋反，加害赵氏全家。周坚因貌似赵朔，就装成赵朔***而死。赵朔和门人程婴逃脱后又失散。赵盾逃到首阳山而死。赵朔遇到灵辄，二人隐居深山。公主怀有五个月的身孕，打入冷宫后产下一子。屠岸贾意欲斩草除根，想方设法杀死孤儿。程婴扮作草泽医生以替公主治病为借口入宫中，将孤儿放入药箱带出。
不料为韩厥发现，韩厥本是赵盾的门人，仗义放走了程婴，自己自刎而死。屠岸贾得知孤儿被救走，限令三天之内找出，否则杀尽同一天出生的婴儿。程婴把自己的孩子装作赵氏孤儿出首，义士公孙杵臼承担救孤之责。屠岸贾便将公孙杵臼和***孤儿杀死。
程婴以真孤儿作为自己亲子，屠岸贾不知底细，认作义子，名叫屠程。十八年后，屠程长大，能文能武。赵朔和灵辄扮作道人下山，寻访消息，碰到了打猎的屠程和程婴。程婴告诉他们十八年来的经过，并使赵朔夫妻团聚。他还把十八年的经过画成一轴画让屠程看，把事情真相讲给他听，使赵朔全家团圆。
导语：我国古代的书籍是如何印制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一) 官刻
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为中央***倡导之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
《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强***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二)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私人私宅刻书，唐五代时已发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选》《初学记》等都是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
官刻之书，素以经史闻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经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记集解》，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等。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大盛，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官刻不重视子部与集部之书，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释之后，再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
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印大部头丛书，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点。丛书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辑《儒学警悟》。明代有《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清代丛书极盛，特色鲜明，文化积累价值很高。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酷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三)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产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宋朝书无论官刻、私刻还是坊刻的图书，都十分讲究。从质量上讲，官刻之书把关较严，尤其是国子监所雕之书，从对原书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经过3道手续，所以差错较少。私刻之书注意精美。而坊刻书，因其书贾追求销售，质量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种类多因而销量大。
《钦定二十四史》。（乾隆间钦定。此二十四部皆为正史，共三千二百四十
三卷，目列后。正史撰人不录。）
《史记》一百三十卷。（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汲古
本、扫叶本无索隐、正义。）《汉书》一百二十卷。（唐颜师古注。即宋庆元附
三刘刊误、宋祁校语本。明监本、汲古本、扫叶本无校语。）《后汉书》一百二
十卷。（唐章怀太子贤注。《内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三国
志》六十五卷。（宋裴松之注。）《晋书》一百三十卷。（附唐何超《音义》三
卷。）《宋书》一百卷。《南齐书》五十九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
十六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隋书》
八十五卷。《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旧唐书》二百卷。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明南监本附宋董冲《释音》二十五卷。）《旧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新五代史记》七十四卷，《目录》一卷
（宋徐无党注。）。《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辽史》一百一十六卷。《金史》
一百三十五卷。《元史》二百一十卷。《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武英殿附《考
证》本，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五书局合刻本，新会陈氏覆刻殿本。明
南、北监本《廿一史》，断自元止，无《旧唐》、《旧五代》。北监合刻，南监
乃新旧版辏集而成，或别刻，或覆刻。毛氏汲古阁本《十七史》，至《新五代》
止，亦无《旧唐》、《旧五代》。席氏扫叶山房本，与毛本同，增《旧唐》、
《旧五代》。北监本、扫叶本、陈本、坊翻毛本有脱误。）
以上正史合刻本
重刻明震泽王氏本《史记》一百三十卷。（武昌局本，间有依明柯校汪刻本
者，王延喆、柯维熊、汪谅，有《索隐》、《正义》。）
古香斋袖珍《史氏》一百三十卷。（内府本。）
重刻殿本附《考证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五代
史》。（成都局本。卷数与殿本同。）
重刻闻人本《旧唐书》二百卷。（明闻人诠原刻。扬州岑建功重校刻本，附
《逸文》十二卷、《校勘记》六十六卷。）
重刻殿本《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汲古阁本《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武
昌局本。）
重刻《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江宁藩库本。）
《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汉书评林》一百二十卷。（明凌稚隆刻本，较
胜他坊本，有《索隐》、《正义》。）
以上正史分刻本（此外若明刻之秦藩本《史记》，刘氏翻刻元中统本《史记
索隐》，汪文盛本两汉书，冯梦祯刻《三国志》，皆善本。其余明刻、近人坊刻
《史》《汉》甚多，不具录。）
单行本《史记索隐》三十卷。（汲古阁本，扫叶山房本。）
《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梁玉绳。原刻本。）
《史记三书释疑》三卷。（钱塘。钱坫补《史记注》一百三十卷，未刊。）
《史记三书正讹》三卷。（王元启。只平居士集本。《律书》一卷，《历书》
一卷，《天官书》一卷。孙星衍《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未见传本。）
《读史记十表》十卷。（汪越。）
《古今人表考》九卷。（梁玉绳。《清白士集》本。《人表考校补》一卷，
《续考校补》一卷。蔡云。自刻本。）
《汉书律历志正讹》上下卷。（王元启。只平居士集。杭世骏《汉书疏证》、
《北齐书疏证》，未见传本。）
《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汪迈孙。杭州刻本。）
《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全祖望。朱文翰刻本，粤雅堂本。）
《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钱坫。原刻本，同治甲戌会稽章氏重刻本附徐
松《集释》。又《汉书十表注》十卷，未刊。）
《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三卷。（吴卓信。安徽包氏刻本。）
《汉书地理志图今释》七卷，《汉志水道考》一卷。（今人。广州刻本。）
《汉志水道疏证》五卷。（洪颐煊。问经堂本。）
《补汉兵志》五卷。（宋钱文子。知不足斋本。）
《汉艺文志考证》十卷。（王应麟。《玉海》附刻本。）
《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徐松。原刻本，张琦刻本，《指海》本。）
《汉西域图考》七卷。（李光廷。同治庚午刻本。）
《班马字类》五卷，附《补遗》。（宋娄机。别下斋刻涉闻梓旧本，小玲珑
馆仿宋大字本，又仿宋中字本。）
《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宋倪思。刘辰翁评。嘉庆丁酉福建刻本。倪书
为考史、汉文辞异同，刘评无谓，今倪书无单行本。）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姚之骃。刻本。孙志祖补辑谢承《后汉书》五
卷，未见传本。）
《补后汉书年表》十卷。（宋熊方。卢校鲍刻本。）
《后汉书补表》八卷。（钱大昭。汗筠斋本，粤雅堂本。）
《补后汉艺文志》四卷。侯康。伍氏《岭南遗书》本。钱大昭《补续汉书艺
文志》二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钱塘《续汉书律历志补注》二卷，未刊。
《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惠栋。宝山李氏刻本，粤雅堂本，冯集梧刻本。）
《后汉书补注》一卷。（侯康。《岭南遗书》本。）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宋吴仁杰。聚珍本，福本，知不足斋本。陈景云
《两汉举正》五卷、钱大昭《两汉书释疑》四十四卷、沈钦韩《两汉书疏证》七
十四卷，未刊。）
《三国职官表》三卷。（洪饴孙。道光元年李兆洛《合梁疆域志》刻本。）
《三国疆域志》二卷。（洪亮吉。卷施阁集本。）
《补三国艺文志》四卷。（侯康。《岭南遗书》本。）
《三国志补注》六卷，附《诸史然疑》一卷。（杭世骏。刻本。）
《三国志补注续》一卷。（侯康。《岭南遗书》本，《学海堂二集》本。）
《三国志辨误》一卷。（宋人阙名。聚珍本，福本，守山阁本，金壶本。陈
景云《三国志举正》四卷、钱大昭《三国志辨疑》三卷，未刊。）
《三国志考证》八卷。（潘眉。嘉庆间刻本。沈钦韩《三国志补训诂》八卷、
《释地理》八卷，未见传本。）
《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毕沅。经训堂本。）
《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洪亮吉。卷施阁集本。）
《补晋兵志》一卷。（钱仪吉。《?开石斋记事初稿》本。）
《补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郝懿行。《郝氏遗书》本。）
《晋宋书故》一卷。（同上。洪亮吉《宋书音义》四卷，未刊。）
《补梁疆域志》八卷。（洪齮孙。李兆洛刻本。）
《南北史表》六卷。（周嘉猷。原刻本。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未刊。）
《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
《旧唐书逸文》十二卷。（岑建功辑。扬州岑氏附《旧唐书》刻本。互见。）
《新唐书纠缪》二十卷。（宋吴缜。聚珍本，福本，知不足斋本。陈黄中
《新唐书误》三卷，未刊。）
《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沈炳震。海宁查氏刻本。丁小鹤新《旧唐书
合钞补正》，有刻本，未见。
《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赵绍祖。原刻本。）
《五代史补》五卷。（宋陶岳。汲古阁本，扫叶山房本。）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宋吴缜。聚珍本，福本，知不足斋本。）
《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吴兰庭。知不足斋本，《珠尘》本，单刻本。）
《新五代史记补注》七十四卷。彭元瑞、刘凤诰同撰。原刻通行本，中分子
卷。
《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钱大昕。钱侗续成。文选楼本，粤雅堂本。）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殿本。《宋》、
《辽》、《金》、《元》史原书译语不合者，殿本四史奉敕改正。）
《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倪璠。抱经堂《群书拾补》之一。）
《辽金元三史拾遗》五卷。（钱大昕。《潜研堂全书》本。）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补》五卷。（厉鹗。汪刻本。杭世骏《补金史》
一百卷，未刊。）
《元史氏族表》三卷。（钱大昕。潜研堂本。别有《元史稿》一百卷，未刊。）
《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同上。）
《元史备忘录》一卷。（明王光鲁。借月山房本。）
《元史本证》五十卷。（汪辉祖。家刻本。）
《诸史拾遗》五卷。（钱大昕。潜研堂本。）
《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万斯同。原刻足本，初印本少末六卷。钱大昕
《唐学士年表》一卷、《五代学士年表》一卷、《宋中兴学士年表》一卷，德清
徐氏刻本。）
《史表》卷。（洪饴孙。李兆洛刻本。乃合编历代史目录。）
《历代帝王年表》三卷。（齐召南。文选楼本，仁和叶氏重刻本。此书最简
括。）
《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陆费墀。阮福刻本，仁和叶氏重刻本。）
《历代统纪表》十三卷，《疆域表》三卷，《沿革表》三卷。（段承基。自
刻本。）
《廿一史世谱》五十四卷。（沈炳震。海宁查氏刻本。）
《历代建元考》十卷。（钟渊映。守山阁本，金壶本。）
《纪元要略》二卷。（陈景云。）《补注》一卷。（子黄中。《文道十书》
本，《学津》本，《珠尘》本。）
《元号略》四卷，《补遗》一卷。（梁玉绳。《清白士集》本。）
《纪元通考》十二卷。（叶维庚。自刻本。此书最详。）
《历代纪元编》三卷。（李兆洛。江宁官本，粤雅堂本。此书最便。）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同上。江宁官本。此书最便。）
《历代沿革图》一卷。（六严。江宁官本。以上三书与《皇朝舆地韵编》、
《舆地图》合刻，通称《李申耆五种》。）
《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陈芳绩。道光间刻本。）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王鸣盛。原刻本。）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钱大昕。潜研堂本。李贻德《十七史考异》，未
刊。）
《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赵翼。原刻本。）
《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沈名荪、朱昆田同编。刻本。
钱大昕《南北史隽》一卷，未刊。）
《宋琐语》一卷。（郝懿行。《郝氏遗书》本。此二书为史钞类，附此。）
以上正史注补、表谱、考证之属（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
——右正史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