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伯是"避位让国"还是"避让逃亡"之辨析
苏州胥门外有一座泰让桥，阊门内有一座泰伯庙，在石路南浩街口矗立着一尊泰伯雕像，这是人们在纪念吴地、吴文化始祖吴泰伯。
吴泰伯，姬姓，名泰伯，也作太伯，周代诸侯吴国第一代君主。因为他“避位让国”“让三天下”而被誉为“谦让至德”的道德圣人。
一
殷商“武丁盛世”时代，在今天陕西省西部的岐山是周部落的领地，也就是后来的周王朝肇基之地。周部落的首领名亶，尊称古公亶父，谥号周太王，传说是轩辕黄帝第十五世孙。按《史记?周本纪》记载，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仲雍（虞仲）、三子季历。按照“嫡长子继承”的规制，周太王的王位应由长子泰伯承继。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摘引自《史记?吴泰伯世家》），因为季历贤达，尤其是儿子昌（姬昌，即周太王之孙）有圣贤之祥兆，所以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摘引自《史记?周本纪》）周太王说我们家族如有一代能够兴旺起来的话，恐怕就要应验在姬昌的身上啦？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知道父王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给姬昌后，就一块儿逃到粗野不开化的南方去了。而且泰伯“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同上）“文身断发”就是身上刺上花纹，头发剪短不束冠。按《孝经》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此之举，实为自断返回周邑继位的后路，以表明“避位让国”的心迹。
《史记正义?卷三十一》说：“以太王病，托***药于呉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以周太王有病为由，泰伯、仲雍托词到南岳衡山去***药，从岐山南下吴地，再也没有回去。后来周太王辞世，三子季历继位，此为一让；
“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同上）季历故世，其子周文王（姬昌）继位，此为二让；
“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同上）周文王故世，周武王（姬昌之子）继位，此为三让，于是就有了吴泰伯避位让国、三让天下的千古佳话。
周太王逝后，季历继承王位，季历逝后传位给姬昌。姬昌是周朝的奠基者，史称周文王，其子姬发就是“灭商纣，立西周”的周武王，成就了800年的周天下。所以泰伯的“避位让国”就更显居功至伟，他的“三让天下”就更加光芒闪烁，故而被誉为“让以至德”“崇德至上”“至德至圣”，被万世景仰。
（吴李才注：按《竹书纪年》记载：周太王亶父卒于武乙二十一年〈公元前1139年〉，周季王季历卒于文丁十一年〈公元前1114年〉，周文王姬昌卒于帝辛四十一年〈公元前1062年〉）
为突出其心至诚的谦让之德，历代史家学者除了着意落笔在“避位”还刻意渲染“三让”。
《史记正义》还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太王病而托***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以礼，三让也以避季历。”《史记正义》的这两种说法虽然都保持了早之1000多年前成书的《竹书纪年》“终身不反（反同返）”的记载，但是将细节演义了一番，以突出“三让”。
《吴越春秋》记载说“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周太王故世，泰伯、仲雍回去奔丧，丧毕即归。《论衡》记载说“太王死后，太伯归来，王季就避开祭祀宗庙社稷的主位。太伯两次谦让，王季不听从。太伯第三次谦让……”周太王死后，泰伯回去奔丧，季历避开主持祭祀的宗庙社稷主位，而泰伯两次谦让，季历不听从，泰伯第三次谦让。这两个版本就不再拘泥史实，使“三让”更显生动了。
清人齐彦槐撰楹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说泰伯建立勾吴国后让位给二弟仲雍，是为“三让两家天下”。
……
2011年，无锡江南大学学报载文《走出泰伯“三让两家天下”的误区》，列举了自古至今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力证此说谬误。查《史记?吴泰伯世家》，其明载：“泰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泰伯无后，去世后由二弟仲雍继位，就是吴王仲雍。今年初，吴氏后人吴成瑜著《吴国历代君王生卒年、在位时间以及吴国起讫年代等问题之辨析》一文，按其考证析辨，泰伯生于公元前1211年，公元前1121年卒，公元前1169年自立为王，在位49年；仲雍生于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1120年继位，时年88岁，在位5年。（吴李才注：我推求的泰伯生年为公元前1182年〈祖甲23年己卯〉，卒年公元前1092年〈帝辛11年己酉〉，享年91岁，在位47年；仲雍生年公元前1178〈祖甲27年癸未〉，卒年公元前1087〈帝辛16年甲寅〉，享寿92岁，在位5年；载自《华夏吴氏网》2015-4-20，《尊重史实去伪存真》，仅供参考。）如此说，泰伯无后按“兄终弟及”的规制，仲雍继位就谈不上是泰伯的“谦让”，再说既然无后不让兄弟继位又何如？说吴泰伯让“周”又让“吴”实在牵强，不免有“为尊者褒”之嫌疑。
“谦让之德”是中华美德中最为值得赞赏的，所以孔融让梨、清代宰相张英让地三尺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但泰伯的这一“让”实在是无可比拟，所让之物实在太稀贵，故而所让之举令世人仰望不及，感叹不已。无论是“三让固是周天下”还是“三让两家天下”，总之，“避位让国”“三让天下”让吴泰伯成为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道德楷模，也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乐于尊奉的“至德至圣”。
泰伯到吴地后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他引进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传播中原文化，“数年之间，民人殷富。”（摘引自《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可是，相对于吴泰伯造福一方百姓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史家们更乐于传颂他的“避位让国”尤其是“三让天下”。
二
那么，泰伯当年真的是“避位”“让国”的吗？最早记载有关泰伯的是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春秋》《左传》以及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尽管已经距离泰伯时代六七百年，但总还是最为接近那段历史的，其可信程度应该是最高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史料中有关泰伯的一些重要史实被先秦以后的史家学者隐没和窜改了。尽管古史茫昧、文字艰涩，且斗转星移，背景和现实的差异会让我们难以求真，但应该还是能从雪泥鸿爪中看出一些端倪。
有关泰伯的史料记载中，成书最早的是由孔子修订而成的《春秋》。在《春秋?宫之奇谏***道篇》中记载的是：“（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这里的大伯即泰伯，虞仲即仲雍，大王即太王，“昭”是宗庙次序，始祖后的第一代为昭，“从”作依从解，“嗣”是继承。宫之奇对虞王说，泰伯和仲雍是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泰伯不从父命，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这记载的是“唇亡齿寒”的出典，春秋时“***道灭虢”的事。是虞王的臣***之奇进谏时讲虢国和周朝的宗亲关系时讲的一段话，虽然不是专题但披露出“所以没有继承王位是因为泰伯不从王命”的史实。
作为对《春秋》进行补充和阐发的《左传》在僖公五年篇中也原文相袭沿用了。
晚于《春秋》（吴李才注：〈周〉左丘明,《春秋左传注疏》，卷十，“……知其父欲立季历故让位而适吴”）而远早于《史记》成书200余年的《竹书纪年》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摘引历史学家李学勤语）它在西周篇中记载道：“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泰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吴李才注：〈清〉徐文靖，竹书统笺〈南北朝〉，卷七）,因为周太王将家族之兴寄望予其孙姬昌，所以要传位给小儿子季历，长子泰伯“知天命在昌”于是“适越”并“终身不反”，次子仲雍跟他一道去了。“适越”的“适”在古文里写作“适”，作动词是“到”或“适合”的意思。“适越”可作“到吴越”解，也可以理解为“到吴越去”是泰伯做的一个合适的选择。这个“适越”的语义有点模棱，但“终身不反”这一句明确记载了泰伯南下吴地后再也没有回过周邑岐山的史实。应该讲从以上的史籍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以不嗣”是因为“泰伯不从”和“天命在昌”以及“终身不反”的史实文字资料。另外，无论是在《春秋》《左传》还是《竹书纪年》里，都没有看到有关“‘让’国”以至“‘三让’天下”的具体文字。只是在《论语》的泰伯篇中孔子突兀地说了一段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关于“泰伯不从”，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泰伯第八》做了一个注脚。
朱熹说：“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大王”即周太王。这是说泰伯不依从周太王攻打商朝（翦商）的主张，于是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以及昌”，泰伯知道后立即和仲雍逃到荆蛮。
要解析泰伯“逃到荆蛮”的行为逻辑，看下面的一段文字或许能有助于参考。
《左传·闵公元年》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吴大伯”即吴泰伯。这里说的是晋献公十六年，谋士士蒍断定太子申生不仅不能继位而且性命堪忧，于是就对太子说：“你不能做继承者了……与其等着大祸临头，不如逃走，以免罪名到来。做一个吴泰伯式的人物，不也是很好的吗？这样既能避祸又能获得清名。”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东周春秋时代，已是吴泰伯建立吴国以后500余年，其时，他早已是口耳相传名扬天下的历史人物。士蒍是用古人吴泰伯在知道将失去王位时所做的明智之举来开导太子。可惜士蒍的劝说没有被***纳，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为使其子继承王位而百般诋毁和陷害，最终太子申生自缢而亡。
要了解泰伯“到荆蛮”的动机和心态，看几位史家的遣词着墨，或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写作“亡如荆蛮”，《竹书纪年》用了一个“‘适’越”，朱熹干脆写成“‘逃’之荆蛮”，左丘明则记作“士蒍赞誉为‘犹有令名’”的明智之举，我想出自这几位落笔千钧的史家之手，不会是随意而为的吧。
综上所述归纳如下：
一、无论是“泰伯不从”而“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还是本要“传位季历以及昌”加上“泰伯不从（周太王的‘翦商之志’）”，总之，作为嫡长子的泰伯已经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
二、没有足可***信的史料文字证明泰伯“三让天下”，从史实和逻辑上分析，失去储君地位的泰伯也没有国或天下可让。
三、从以上二点看，“终身不反”和“让国”没有必然的联系。
四、泰伯离开周邑是“逃”“亡”。其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宫廷斗争残酷，嫡长子在失去储君资格后，面临不利甚至生命受到威胁而***取的自保。二是由于不能接受失去储君地位的现实而另谋出路所***取的逃离回避。总之，此举是被迫的，也是明智的。
结论：泰伯被迫逃避；所谓“避位”“让国”甚而“三让天下”之说无法成立；“终身不返”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情绪。
在中原人看来秦是狼虎之国，野蛮民族（传说秦人祖先是周王养的一条狼狗，周公主失踪，王说谁能找到公主就做驸马，狼狗竟寻回公主，成婚产下秦人先祖。春秋初，周室内乱，秦人勤王有功，封地称王）
吴王就是吴太伯，吴太伯是周太王的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仲雍和季历。季历和他的儿子昌都素有贤名，周太王也有立他们为储的意思。后来季历做了周季王，他的儿子昌就是周文王。太伯在荆自称“勾吴”。 避免了兄弟阋于墙，贤人
昨日生辰，翻开《史记》来读“吴”世家。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吴太伯世家》作为“世家第一”呢？
《太史公自序》里是这样说的：
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很清楚很明确，是为了表彰吴太伯“让”的美德。“让”这个概念在太史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史记》全书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其实第一次读的时候就产生过疑问：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为什么不是从三皇开始写起呢？难道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资料吗？可是事实上关于五帝，司马迁的资料也“不过尔尔”啊。直到读到全书最后的《太史公自序》：
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讲到底，司马迁反反复复说的，不就是一个“逊”——让位的问题吗？这是一个至美的功德。仔细看了一遍《史记》的目录，非常有趣：本纪第一篇是《皇帝本纪》，花了非常大的笔墨描写了尧怎么“让”天下给舜的事；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一开篇就讲了吴太伯“让”国于弟弟的事，全篇一半左右的篇幅在写一个季札“让”国的事；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的是伯夷叔齐互相“让”国的事。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顺手大致翻了一下《伯夷叔齐列传》，似乎有很多问题，很值得仔细读一读。总之他俩饿死的起源，就是因为“让”国——兄弟俩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一个跑出来一个追出来于是就碰到了武王伐纣的事，于是就在首阳山饿死了。
可见，似乎在司马迁的价值观里，“让”是非常崇高重要的德行——如果这样的排序是有意为之的话——我相信是有意为之。一个想要“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人，不可能随意安排自己文章的次序吧？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司马迁一个字废话都没有。周太王有仨儿子，吴太伯和他的二弟仲雍、三弟季历，季历有“贤”才贤明，而且他的儿子（姬）昌有“圣”人之德，所以太王就想把王位给小儿子季历，以便能传给姬昌——姬昌就是周文王，会八卦***，《封神演义》里吃了儿子的肉做的饼，周武王的爸爸。吴太伯和仲雍看出来父亲的心思——周太王有没有说出口呢：哎呀其实我想把王位传给你三弟啦！我觉得应该没有，如果有的话，司马迁会写——见后文。但是肯定有蛛丝马迹表现出来，让大儿子和二儿子心知肚明。了不起的是，吴太伯和弟弟仲雍“奔”——一去不回头地——去了荆蛮，现在当然荆蛮已经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了，那年代可是荒芜之地。而且为了表明他们俩的决心，“断发文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这么一来就断了后路：不可用。
这很微妙：父亲想让小儿子继承王位，可是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这是不对的，必须由大儿子继承。大儿子看出父亲的心事，带着二弟一起出走，成全父亲——二弟要是不走，大哥走了，也还轮不到三弟。而且是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让”国于三弟：主动毁容，让自己绝对不可能回去做王。
如前所说，司马迁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把这一篇作为世家第一。
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
吴太伯十九代传人，叫寿梦。就在他成为吴伯的第二年，有一个从楚国叛逃到晋的人出使到吴，从此后吴和中原地区有了往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年，反正有间隔也不会太久——这个使者教吴打仗，不就是用来打楚国么？肯定不会等很久。吴就去攻打楚了。在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出来之前，吴楚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贯穿了全文。司马迁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于是我自己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组合了一下再读：
（1）寿梦时期：
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真的很好笑啊，就是在吴楚边境的两个年轻女孩子，他们“争”桑叶——大概是野生桑叶，没有产权，所以才会争起来。于是两家大打出手，“怒相灭”，差不多要打到都杀全家的地步。于是呢两国的这个地方官都知道了，于是地方和地方就打起来了，楚国厉害啊，把吴国边界的这个乡邑（差不多类似一个行政单位吧，比如边境省）给灭了。于是吴王很生气，就攻打楚国了——其实你看，吴太“伯”世家，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已经用了“吴王”，谁封的？我没有研究过，我猜是自己封的，礼崩乐坏已经从一个“王”字上看出来了。
想不到吧？这有点像今天美联航打了中国乘客，中国乘客一家人很愤怒就和***的一家人团干，完了以后闹到中美两国打仗一打几十年……是不是很荒唐？
这一切，司马迁在最初的事情里用了一个“争”字，这是不是和“让”正好相反？很有意思。
寿梦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还不是这个，而是关于“继承人”的问题：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好死不死啊，寿梦有四个儿子——比周太王还多一个，但是相同的是，他也看中了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季札——可以认为是这篇《吴太伯世家》的主人公。季札也是“贤”，所以寿梦也是“欲立之”，但是司马迁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季札让不可。回过头去看哦，在周太王的时候，司马迁并没有说“季历让不可”——季历没有“让”这个行为，说明周太王根本没有提这件事——既然他没有提，那王位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季历也就不需要“让”。但是季札有“让”，可见，这个寿梦是提出来了，亲口说出来了：我已经决定了，让季札来当王。但是季札没有吟诗，而是拒绝了。
注意哦，这个时候，季札的三个哥哥，尤其是大哥，没有丝毫表示——或者说，司马迁没有记录季札的哥哥此时怎么说怎么做，那只能推论说，他们没说也没做。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诸樊接受了，可见啊，他心里其实并不可以季札当王，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学他的祖先吴太伯那样，离家出走断发文身示其不可呢？于是开启了“诸樊时期”：
（2）诸樊时期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秋，吴伐楚，楚败我师。
诸樊也不是一点表示都没有，他在办完了父亲寿梦的丧礼之后呢，就提出来要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当然不要啦——小爷我当初不要，现在也不会要啊，于是他也差不多离家出走，种地去了。诸樊的这个“让”，很显然嘛，做做样子——既然老爹活着的时候明确都说了要传位给季札，那他也不好意思连客套都不客套一下吧？但是这个诸樊非常智障的是，明明并不想让位，却一直摆出一副要让位的样子，直到他死去，立下一个遗嘱，造成后来的吴国之乱：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
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这段话就是说，诸樊说：哎呀既然四弟季札这么谦让，可是老爹又说要让他做王，父命不可违啊（至少我不担这个罪名，谁爱违谁违），于是我就把王位传给二弟余祭你吧，二弟你再传给三弟，三弟你一定要传给四弟！临死前就除了这么个馊主意。这个方法实在是蠢。万一季札比哥哥先死了呢？就算不死，等到他三哥都死了，他也老得不成样子了吧？当啥王啊！退一万步，即使季札最后接受了王位，那么他死后呢？是传给诸樊的儿子还是他自己的儿子？再传呢？一如后来的发展，这是必定会乱的。
所以说啊，智商很重要。
（3）余祭时期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犹惧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
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
司马迁花了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季札环游“世界”的经历。季札这个人真是厉害啊，先到了鲁国，欣赏了正宗的周乐——礼乐礼乐，其实就是学礼，跟谁？没说。然后到了齐，马上就看出齐要内乱了，拯救了晏平仲。又到了郑，教导了子产要怎么搞才会好。然后去了卫，见到了好多君子，很高兴。最厉害的还是他在晋，一下子就预言了未来的三家分晋！这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他老爸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宗法，提出来要让他做王：他大哥临死前出的这种馊主意，和他的这番见识眼光，智商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季札的二哥余祭在位十七年，死了。按照大哥的遗诏，王位传给了季札的三哥余昧，可是余昧相当短命，第四年就死了。那么，应该轮到季札了啊？季札又不傻，当然还是逃走了——我前面分析过了，季札要是当了王，他会很难办。而且季札这个人境界非常高：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就是说季札在环游世界的路上在徐国见过徐君，他很喜欢季札的佩剑，但没好意思要。季札知道朋友很喜欢这把剑，但是他当时还要去出使啊，不能没有佩剑，于是就默默地在心里想：等我完成了出使工作，我就来把这把剑给他。等他出使结束了，再去找徐君的时候呢，徐君已经死了。季札把那把剑放在了徐君的坟上。于是他的随从就问他了：徐君都死了，你这么做有啥意义呢？季札说：不是的，我当初心里已经承诺要给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背叛我的心呢？
不得了啊！仁义礼智信，“信”的本质是不违心，不背己，其最高境界，是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和坚守，而不仅仅是对他人诺言的履行与兑现。
换句话说，季札既然当初在老爹活着的时候就拒绝了当王，那么现在又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心呢？于是当然，他没有当王。那么问题就来了：下一个王，应该是他三哥的儿子，还是他大哥的儿子呢？
他三哥余昧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
于是，吴开始内乱了。这一部分司马迁也没有按照时间写，于是我又把原文的段落顺序从新排列了一下。
（4）余昧时期
（5）僚时期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司马迁直接切入正题，引入了关键人物：公子光。而且这个人一出来就做了一件非常表现性格的事：他攻打楚国失败了，被掳走一艘船。为了夺回失去的船，他偷袭了楚国。那么公子光是谁？
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对，就是季札的大哥，诸樊的儿子——我想应该是嫡长子。很明确，司马迁说了，他就认为，他三叔死后，既然四叔季札不愿意当王，那么就应该由他来当王，而不是他的堂弟。所以他背地里培养自己的势力，想要“袭”僚——他夺回船也是袭哦！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
又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伍子胥。楚国来的伍子胥，背负着血海深仇而来的伍子胥。
公子光“客之”，看起来好像对伍子胥很好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一开始并不是的：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伍子胥到了吴国之后就去游说吴王，让他出兵攻打楚国。但是这个时候公子光就说了：哎呀伍子胥这个人啊，只是为了报私仇，我们打楚国，没好处的。看起来好像是在排挤伍子胥，不信任伍子胥。但是伍子胥非常聪明，就这一件事他就看出来了：公子光有造反的心。于是他主动找了一个勇士，叫做专诸献给公子光，公子光很高兴。最厉害的是，伍子胥“退而耕于野”，不在出现了，好像被公子光打击了一样，也不再提攻打楚国了。
伍子胥能忍，能等，能创造形势。所以当他后来碰到比他还能忍、能等的勾践的时候，他一眼就看穿，这绝对不是善茬儿。古来成大事者，“忍”是第一要紧的事。可惜那时的吴王夫差不听。那是后话了。总之现在伍子胥隐藏锋芒，实则已经和公子光形成联盟，要“袭”吴王。这个刺杀的过程描写，真是精彩之极：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
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先是外部形势：吴王僚十二年的冬天，楚平王死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僚趁机攻打楚国。而且这个攻打是非常讲究战略的：一方面，派遣公子出兵攻打楚国；另一方面，派遣智慧无双的季札出使大国——晋国。这是战争和外交一起搞，毕竟是世界大战时期啊！
这个杀手专诸也是不得了，他十二个字就总结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现在的吴王僚，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智囊，要杀他就趁这次机会，否则不知道还要再等多少年。
于是四月的一天，公子光就请吴王来喝酒吃饭。注意哦，吴王僚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就防备着呢，他带来了军队——大概是护卫队之类的吧，从王宫开始，一直到公子光家里，一直到座位边上，都布满了武士，手里拿着兵器。所以虽然公子光在家里埋伏了杀手，也没用，毕竟人家是有备而来。但这些武士可以确保在刺杀成功后保证公子光的安全，不让吴王带来的人伤害他，而且不要忘记，公子光的王牌是专诸啊——伍子胥专门找来的刺客。后来的荆轲刺秦王，我想很可能借鉴了专诸藏匕首的方法：荆轲把匕首藏在地图里——秦始皇感兴趣的地图，而专诸则把匕首藏在烤鱼里……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藏在烤鱼里呢？以及，既然吴王早知道公子光不怀好意，他不来喝酒吃饭不就行了，为啥要来呢？
司马迁并没有说，三家注也没有提。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公子光这个刺杀夺权的实施，真是环环相扣缜密无缝：愿景是要杀僚当王；战略是“袭”，战术是“养士”（尤其是伍子胥和专诸）；战场是家里小房间吃鱼的地方；武器选匕首——小刀，一刀致命。
成本是，死了专诸，和一条鱼。
真是厉害啊！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
季札回来了。公子光有没有想过要把王位让给他？当然是没有啊！就算让，季札也不会要——这要是接受了，岂不是同谋？于是季札就说：唉，虽然说家门不幸，但是公子光和我一样都是吴太伯的后代，所以算了吧。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要紧的话：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对死了的僚，表示很悲哀，对现在的公子光，也只好为他效劳——其实是为国效力，剩下的就是听天命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但是最要紧的是他说——并不是我在制造内乱。
我们前面说过，季札是“智慧无双”的，他去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马上都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并作出准确的预测。难道这么多年，他在最熟悉的吴国，会看不出治乱的趋势吗？这不可能。那么既然他看出来了，那么他有做什么去避免内乱吗？
其实，不是他有没有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他能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从他大哥立遗嘱那一刻开始，他就无能为力了，不论他怎么做，结果都是一样的，除非他把三个哥哥全家杀光——这样一来，国家必乱。不过，在他老爹活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后来的内乱火苗，那么他是有计可施的。什么计？***。或者像他的先祖吴太伯一样，逃得远远的，永远断绝他父亲的念头。——啊这当然就不孝了。所以他只是“有计可施”，而这个计，他是不可能***用的。
那么看起来真的是与他无关咯？
在儒家的体系里，是的。非但如此，他能在乱世——他哥哥不懂得让贤、他侄子杀死堂兄的这样一个家族里，而保持自己纯洁至高的道德修养不堕落，这在儒家而言，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嘛。
可是跳出司马迁为我们预设的这个儒家价值观——对，司马迁是孔子的脑残粉，整部《史记》差不多可以认为是他向孔子致敬的神作。我们跳出这个预设的价值，回到季札的父亲寿梦活着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一段话：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很奇怪啊，怎么莫名其妙就会知道你季札是“贤人”呢？你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展露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德性？——好像我在污蔑季札，不是的，你看他出使到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喜欢讲：哎呀这个好，这个不好，你们国家马上要乱了，你们国家最后肯定会被三家瓜分……
这是站在老子的体系里来看季札和吴国，和当时的世界。如果能够“不尚贤,使民不争”，吴国不会内乱、吴楚不会打仗，对不对？司马迁的理想世界里，想要提倡以“让”来解决“争”，但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尚贤”，而季札又“显贤”，才会有寿梦“贤之”而“欲立之”。
如果季札能够从一开始就抱朴守拙，不表现出德性贤才，还会有后面的一切吗？
不会了。
人物事迹
古公亶父在位期间薰育和戎狄进攻周族，想要夺取财物，亶父就给了他们。后又来攻，要取得周族的土地和人口。民众非常愤怒，想要抵抗。古公说道:"民众拥立君主，是为了让君主为民众谋利。如今戎狄来攻，是为了我的土地和臣民，而臣民归我还是归他，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要为我而战，要杀死很多人的父子，通过这种办法让我当国君，我不忍心做。"于是亶父带着家人和亲随离开了豳，渡过漆水和沮水，经过梁山，到岐山之下安顿了下来。豳地的人全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到岐下。其他国家的人听说古公仁德，也多归附。于是古公改革戎狄的风俗，营造城郭房舍，让人们分别居住，并设定五官，各司其责。人民安居乐业，都歌颂周太王的功德。
古公有长子叫太伯，次子叫虞仲。太姜生小儿子季历，季历娶太任为妻，太姜、太任都是贤惠的妻子。太任生子姬昌，有圣明之兆。古公说:"我的后代当有成大事者，大概就是姬昌吧?"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历，以便将来能传位于姬昌，所以两人便逃亡到了荆蛮，(按当地风俗)身刺花纹，剪短头发，而让位给季历。古公死了，季历即位，就是公季。
史书记载1.《史记·周本纪》 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2.《 史记 ·吴太伯世家》 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bēn，即"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白话译文吴太伯、太伯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王季历的哥哥。季历贤达，且有一个有圣人之相的儿子姬昌，太王意欲立季历，并传位给姬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便逃奔到南方部族荆蛮人居住的地方，遵随当地习俗，在身上刺画花纹，剪短头发，表示不可再当国君，以此来让避季历。季历果然登位，这就是王季，而姬昌就是文王。太伯逃奔到荆蛮，自称句吴。荆蛮人钦佩他的品德高尚，追随并且归附他的有上千家，被拥立为吴太伯。
3.《史记》 中对季历的具体活动记载不多，而 《竹书纪年》 中却简单留下了季历的一些记载:
①(商王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
②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③(商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④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⑤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⑥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⑦文丁杀季历。
家族成员 妻太姜
子长子:太伯，也作"泰伯"
次子: 虞仲，也称"仲雍"
第三子:季历，也称"公季"、"王季"
孙周文王姬昌、虢仲、虢叔
起源世系黄帝-少昊(又名玄嚣，黄帝长子)-蟜极-帝喾-弃(后稷，帝喾长子)-不窋(kū)-鞠-公刘(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姬隃)-公非(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姬类)-古公亶父(姬亶，即周太王)-季历(姬历，也称王季，姬亶第三子)-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朝开国君主)
勾践继位之后，他的父亲越王允常在位时期，越国和邻近的吴国经常发生战争，吴国是个姬姓诸侯国，也算是周王室的小宗。《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说，“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吴王夫差大败越国，为了避免亡国的局面，勾践夫妻俩和一批大臣被挟持到吴国作为人质，勾践夫妻俩就像农夫农妇一样过着凄惨的生活，吴王夫差要上马，勾践就跪下来做人肉上马石。越王勾践在会稽被吴王夫差赦免之后，于公元前492年五月带着范蠡、文种到吴国作人质。勾践等人在夫差面前毕恭毕敬、一副奴仆面孔，被夫差弄去喂马，还替夫差拉马，两年之后，夫差对他们基本失去戒心，将他们放回越国。
勾践又针对夫差的另一个弱点展开攻势：好色，为此，勾践找到两名绝色美女，一个是西施，一个是郑旦，花了三年时间来包装、训练。西施与郑旦的任务，就是送给夫差后，以美人计迷惑吴王，让他荒于政事。说白了，两个美女都是怀有特殊使命的间谍。勾践属于典型的“官二代”，他是夏朝开国君主夏禹的后裔，勾践的父亲允常继位后，与死对头吴国君主阖闾进行了多次的“扳手腕”，结果多次处于下风。
重用孙武，训练出一支强军，前506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攻进了楚国郢都。后转而攻越，占领檇李。之前，吴国还曾刺死吴王余祭。吴越的家仇国恨越结越深。但这是诸侯争霸的必然结果。吴国如果想北上争霸，就必须解决越国这个后顾之忧，后来允常在患得患失中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