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你为何不反了满清，凭你的实力大有可能啊，如果成功了，八国联军也不敢来啊，历史也将改写。”
最近，听到一些历史迷有这样的见解，那么，我们叩问历史，为什么曾国藩至死都没有扯起反清的大旗呢？
我们先看看当时曾国藩的实力。
一，军事实力。
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后，湘军兵力在40万以上，占清军总兵力的50%以上。湘军的战斗力也远远胜过八旗军，清朝晚期的八旗军已经是一群废物，十个也顶不了一个湘军。
二，财政实力。
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后，湘军掌握着湖北、湖南、安微三省赋税，财力雄厚。
三，人才实力。
曾国藩的湘军里， 几乎囊括了晚清所有著名将领 。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
全国各地优秀人才都投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当时他的 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
曾国藩手下当时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曾国葆、曾国华、江忠源、江忠济、胡林翼、杨岳斌、刘长佑、李续宜、刘蓉、程学启（太平军降将）、丁汝昌（太平军降将）、蒋益沣、刘檡昭、刘锦棠、王錱、孙开华、塔齐布等名将。可谓 精英云集，阵容强大 。
当时的湘军，从上到下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命令。剿灭太平天国后，如果他一声号令灭大清，貌似是轻而易举。
当九弟曾国荃攻到天京城下，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所有有识之士都知道一个事实—— 太平天国要完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仗打完了，弟兄们何去何从？曾国荃在问，左宗棠在问，胡林翼在问，彭玉麟在问，三十万湘军将士在问，包括曾国藩自己，也在自问，于是晚清政界一股暗流开始涌动。
曾，左，胡，彭四人被后人称作“晚清中兴四名臣”，面对这个问题，后三人均对曾国藩做出了试探——一句话，干不干？
首先是左宗棠， 略微了解近现代史的人，对于左宗棠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老哥考场运气不好，读书做学问倒是不如曾国藩，但他偏偏不服，还自比诸葛亮。
这曾国藩明摆的比自己笨嘛，凭啥他能***厚禄，老子四十了还勉强考个进士，给人县官当师爷啊！
天天叫着，老子不服！老子不服！还老说“既生瑜，何生亮”这种话。
所以他总是跟曾国藩过不去，而曾国藩口才不如他，吵起架来总是要落下风，所以曾国藩对左宗棠也每以克星视之。
别看他嚣张，人家干仗骂人那还真是一把好手，收复新疆那是何等的丰功伟绩！后来有这样一句话：
“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现在这个克星居然派人送了一封密信给自己，信的内容是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尤其是下联这句“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一见，可谓触目惊心。因为问鼎就是问鼎中原、问鼎天下的意思。
好家伙，这左宗棠的意思很明白啊———
怎么样，老大，天下大势已明，眼见太平军撑不了多久了，咱要做长远打算啊，想不想反了满清，夺了天下？！
别看我老左平常喜欢跟你较劲，但你要反，我还是会唯你马首是瞻，还是把你当大哥！
据说曾国藩看完密信后，面色沉重，沉吟半晌不语。后来过了很久，才拿起笔来在这八个大字上改了一个字，然后又转给了左宗棠。
据说左宗棠看了曾国藩的回复后，冷笑一声，什么也没说，把这封只改了一个字的密信放火上烧了。
那么，曾国藩到底改了哪一个字呢?是那个“似”字，他把“似”字改成了“未”字，于是这句话就成了———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意思也很明确： 兄弟，我不当老大很多年！不要迷恋哥，哥也只是个传说!这种造反的事儿，咱是坚决不做的！
其次是胡林翼。 左宗棠的密信是经胡林翼转交的，他在转还这封信的时候，还附有自己的一句话。
叫： “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说明他和左宗棠一样，也想劝曾国藩造反，可见了曾国藩改字表明不反的心迹后，也颓然无话可说。
但即使无话可说，胡林翼还不死心，他后来专门写了封密信给曾国藩，信中只有一句话：
“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意思是说，就算不取天下，至少我们湘军可以独占东南，划江而治，只要你曾公有意，湘军上下，莫不舍生相从！可曾国藩还是不为所动。
此后不久，曾国藩手下水师主帅彭玉麟也派人给曾国藩送来密信，说：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只把胡林翼的话改了两个字，可见左、胡、彭之间都是有默契的，那还是让曾国藩造反。
因为趋势很明朗，胡、彭的意思是打下天京之后，就算不趁势打过长江打到北京去，依我们的实力，占据东南半壁江山，清廷拿我们也是没办法的。
曾国藩接到彭玉麟的劝反信时，正在自己的帅船上，据当时在身边的亲信内巡抚官倪人垲回忆说，曾国藩当时看完信后，连连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说罢，把信揉啊揉啊，一张口，塞嘴里嚼烂掉，当时就把这封劝反信吞下去了。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管你是兄弟还是战友，再怎么试，再怎么劝，我老曾就是不反，坚决不反！
我想，不反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想反，这是曾国藩的性格决定的。
曾国藩是传统的儒家***，儒家强调了忠君思想。曾国藩长期受儒家教育影响，自身很难做出造反的事情。
曾国藩一生奉行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忠君”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他根本就没有造反之心。
二，不能反，湘军的组成部分就有问题。
湘军内部的将领并不全都是南方人，也有一些是清廷派来的满族将领。换句话说，清廷对曾国藩并不完全信任，因此派来很多人来牵制。
从太平天国初期，湘军便开始与其反复死磕。打了10多年的仗，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
在此之后，湘军官兵都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出于当时官兵的传统心思，这些官兵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带着这些金银财宝，会湖南老家盖房子买地，做一个富家翁。
如果曾国藩在这个时候要求官兵们继续打仗，而且是和清朝军队作战，湘军存在哗变的可能。
三，没机会，早有防备了。
曾国藩没有反清之心，出于民族以及政治方面的原因，清朝却对他加倍小心。
当时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欣商议了多次，对曾国藩的湘军百般警惕。
它们也担心平定了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会不会割据一方。因此，清朝保留了对军队的最后一点控制力。
虽然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组建的，但是这支军队也需要朝廷提供后勤补给。即使在战争的末期也不例外，清廷这么做就是为了以防不测。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湘军有异常情况，清廷肯定会切断对湘军的后勤补给。而且在曾国藩的湘军围攻南京时，北方的清军各部也做好了准备，清廷做出了一切准备。一旦曾国藩真的有什么动作，清廷在软硬都有应对之策。
四，不敢反，说的是当时的形势。
对付太平军的队伍并不仅仅只有湘军，还包括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如果曾国藩有不臣之心，首先需要联合李鸿章和左宗棠。
问题是这三个人可不是当年的三藩，他们三个人之间矛盾重重。如果曾国藩真的有那个心思，他首先就会遭到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夹击。尤其是左宗棠，这位大神级人物一直看不上曾国藩。
五，反不了，反旗都树不起来。
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初期，就强调自己组建湘军的原则是拥戴皇帝、维护华夏传统。在曾国藩看来是太平天国搞乱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明，自己平定了太平天国，那自然就万事大吉。
剿灭太平天国后，立刻把湘军拆散，在大量裁减湘军的同时，分解曾国藩兵权，李鸿章、左宗棠自立了门户，湘军这块铁板被清廷打破，曾国藩即使有反心也反不了大清了。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曾国藩根本不可能推翻清朝的统治，甚至割据江南都做不到。这是当时的客观事实造成的，湘军没有这个实力，曾国藩也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因为不想反，加上不能反，不敢反，最后结果就是反不了。
曾国藩很聪明，最终也没有丝毫造反的举动，清廷也成全了他忠孝节义之名。
曾国藩随后出任了两江总督，并得到各种封赏，曾国藩去世以后，被儒家神化成了完人，甚至堪比王阳明。
导读： 曾国藩有可能怦然心动了，但权衡再三，风险太大，当内患日深，外侮正殷之际，若私欲自逞，稍有闪失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正因如此，曾国藩当皇帝的念头终于打消了。
曾国藩
帝王学***极力怂恿曾国藩自立为王曾国藩攻克江宁（南京）后，爵封一等侯（除开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坊间有许多传说，曾国藩握有制衡东南半壁的兵权后，不免动了异心，有过一时的恍惚。主要是帝王学***王运极力怂恿他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与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彼为鹬和蚌，听其相争，自为渔翁，坐收其利。
曾国藩有可能怦然心动了，但权衡再三，风险太大，当内患日深，外侮正殷之际，若私欲自逞，稍有闪失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再者，湘军师老兵疲，暮气渐深，将士多半贪财好货，无利时可以为利拼命，有了利则骄奢*逸，进取心全无，已难为大用。
曾国藩平生奉行“三字真经”：慎、忍、诚此外，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奉行的三字真经是“慎”字第一，“忍”字第二，“诚”字第三。他号称一代理学宗师，若被天下人指为曹操那样的“奸雄”，无疑是自砸金字招牌。因此，江南底定后，曾国藩就急于遣散湘军，首先遣散其九弟曾国荃统领的嫡系部队吉字营，以熄天下谤焰。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湘乡老家兴建了一座大宅院，名为“富厚堂”。按湘俗，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用湘乡方言为之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乡愚无知，也可见民心之一斑。又据梁溪坐观老人所著的《清代野记》所述，彭玉麟收复安徽后，立刻派单舟送密件给曾大帅，全信寥寥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此时已笃定心思，无复有觊觎之志，所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什么“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当即把信撕成碎片，当作小点心，囫囵吞进肚子里去，以免贻人口实。
孔子对人性了解得甚为透彻，作为儒家宗师，他为徒子徒孙订立了三条“戒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曾国藩既已位极人臣，唯一要担心的是功高震主，晚年，倘若他欲壑难填，还要得到什么，那就会直奔御座而去。但他及时刹了车，熄了火，低调处世。他为朝廷卖命几十年，最终仍不得不深自韬晦，否则，虎跃鹰扬，徒然为亟速取祸之门。
本文：《百年湖南人》，作者：王开林，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有关他拒绝称帝自立的传闻，一直是乡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关于曾国藩拒绝称帝的说法，有史料说他曾四次拒绝，但也有五次之说。研究曾国藩的学者朱天旭总结了曾国藩五次拒绝称帝的历史。每次被人劝进时，曾国藩都有很大的机会，但因对清廷心存感激，都放弃了。
第一次：幕客王闿运暗示怂恿
1854年的一天，曾国藩府内一位名叫王闿运的幕客与曾国藩探讨学术和文艺，曾国藩极力推荐韩愈、欧阳修等人，然而王闿运却奉劝曾国藩最好改学曹操、诸葛亮等人的诗文。曾国藩本以为这只是两人文学爱好上的差异，不料很快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在怂恿他学诸葛亮、曹操拥兵割据，先跟洪秀全联手，然后再逐渐夺取天下。
曾国藩在纸上写了一堆“谬”字留给王闿运，王闿运明白，曾国藩这是在告诉自己，他只有剿灭太平天国，效忠朝廷的忠心，而无割据称王的野心。
第二次：众将对联试探
1861年8月，湘军攻取安庆，曾国藩提出以写对联的形式庆祝。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张裕钊等人想拥戴曾国藩当皇帝。李元度出联：“将相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知其用意，当面撕毁。
接下来胡林翼又呈上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原本对这副对联比较满意，但胡林翼走后，他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马上将胡林翼的对联纸条撕得粉碎，连声说道：“胡说！胡说！”众人不敢再言，就这样，曾国藩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功夫，压下了这场对联劝说。
第三次：幕客王闿运再次游说
1864年初夏，湘军攻占南京后，曾府曾经的幕客王闿运找到曾国荃，向其提出“兵变”，曾国荃虽十分赞同，但他很怕大哥曾国藩，于是王闿运二度劝说曾国藩。
当王闿运斗胆说出“兵变”的方案后，曾国藩仍如当年那样，边听边用食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字，一会儿，又借故离开。王闿运探头一看，只见满桌写的都是“妄”字，几年前就领教过这一招，王闿运知道自己又白费力了，再次怏怏告退。
第四次：九弟曾国荃劝进
湘军攻占南京八天后，曾国荃率众赴***石矶迎接曾国藩。曾国荃指着***石矶五通古庙说：“这是陈友谅称帝之处，距今已499年，俗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现在湘军将士都拥戴兄长能像陈友谅当年那样复汉称帝，来一个反满复汉……”曾国藩急忙打断他的话：“吾弟醉也。”
曾国藩进据金陵后不久，皇上发来谕旨：册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又加封太子太保衔；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衔。湘军将士上下皆有奖赏。但是，几天后皇上却又发来谕旨，要求曾国藩严查太平军幼王逃出，并追查太平天国财物。这让湘军上下很是生气。曾国荃再次劝曾国藩，不如反了。
结果，曾国藩以一句“老九，你今天情绪有点失常！可能是湿毒攻心引起心里烦躁的缘故。你静下心来，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再说胡话了。”曾国荃知其兄已决不敢再往下说了。曾国藩再次阻止了曾国荃的劝进企图。
第五次：湘军群将逼进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一天深夜，曾国藩的部下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彭毓橘、朱品隆等30多名湘军将领一起要拜见他。曾国藩知道这是劝进，于是他写下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随后，曾国藩掷笔而去。
众人上前一看，明白了曾国藩的意思。有人叹息、有人咋舌、有人木然，还有人摇头不止。曾国荃看后非常无奈，然后吩咐亲兵：“今天的事谁也不准传出去，倘若哪个走漏了半点风声，九爷的刀要借他的血来磨洗！”
曾国藩如果起兵造反称帝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所以他不可能一统天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能够成功曾国藩早就称帝了。
1864年六月(同治三年)，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在曾国荃率领下攻破了太平天国首都金陵，太平天国就此覆灭，而正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国藩也因此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御赐紫禁城骑马的待遇，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说法，湘军上下志得意满，忘乎了所以。
紧接着就发生了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递给曾国藩一张写有?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的纸条；之后曾国荃率领湘军三十多名将领来到大营劝进(曾国藩称帝)。没有料想到的是，曾国藩将彭玉麟的纸条吞到嘴里，在湘军将领面前一言不发只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离去了。
曾国藩为什么不接受湘军众位将领的意见，坐拥东南半壁江山，与清廷抗衡呢？在古代，造反也是一门比较复杂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失败，不能出任何的问题，也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
曾国藩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打出什么旗号，以什么名义起兵推翻清朝。
古代讲究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曾国藩起兵的旗号和名字如果名不正言不顺，起兵必然失败。不要小看了起兵的旗号和名义，如果起兵的名义对了，则一呼百应，豪杰景从；反之，则兵败如山倒，死无葬身之地。
当初，洪秀全杨秀清以恢复***江山为口号，打出?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旗号。在清朝***统治下的各地民众纷纷加入太平军，捻军在北方遥相呼应，一时间太平军横扫东南如卷席，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
曾国藩看到太平军信上帝教，所过各地，烧毁书籍，捣毁孔庙、关庙等等举动，便举起了保护儒家文明的大旗讨伐太平军。《讨粤匪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把自己树立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维护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教的卫道士。从而号召了一大批读书人站到了自己身边，根据容闳在《西学东鉴记》的记载，鼎盛时期，?各处军官寄于曾文正之大名者不下200人，幕僚又有100多人，此还更有候补官员、怀才志士，以及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聚集，各尽其才。?
当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就不能再打太平军?恢复***江山?的旗号，那样就和当年的吴三桂一样，早就失去了***的信任，***不会为了支持他的；也不能以维护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教的名义起兵，因为清朝入关以来尊孔，康熙几次拜谒明孝陵等等举措，在文化上清王朝就是传统的维护者。
曾国藩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起兵的时机不适合，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时机
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后，起兵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了。那么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皇帝逃亡热河，长江以南有太平军，以北有捻军。清王朝内忧外患，这个时候才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好时机，如果曾国藩率军在江西起兵，面临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个形势就是元末朱元璋所面临的北方有元朝朝廷，长江上下有几股势力，只要联合太平军、捻军，何愁清廷不灭。
于曾国藩而言，1864年（同治三年）是大喜大悲的一年。喜的是，经过十二年的苦战，他统率的湘军终于攻进了天京城（今江苏南京），扑灭了占据此地近十二年的太平天国***，他为此被赐封一等侯爵，成为有清一代文人封侯第一人；悲的是，也是在这一年，他的两位好友、曾经的部属沈葆桢和左宗棠先后与其绝交，从此不通音问、断绝来往。
沈葆桢曾三得曾国藩奏保
首先与曾国藩断交的，是沈葆桢。
沈葆桢，今福建福州人，进士出身，清代名臣林则徐女婿，历任江西巡抚、福州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沈葆桢曾为曾国藩幕府成员，深得曾国藩赏识。1856年，太平军杨辅清部数万人围攻江西广信府城，时为署广信知府的沈葆桢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率部登城守卫，最终以少胜多，七战七捷，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经曾国藩保荐，第二年升任广饶九南道。
沈葆桢为官清廉，但性格刚直。1859年，因与上司不和，即以父母年老、身体不适为由愤然辞职回老家养病。广信当地百姓为此先后十多次到曾国藩行辕请留。但当时曾国藩只是一个挂兵部侍郎衔的湘军首领，并无地方实权，爱莫能助。1860年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奏请朝廷饬令沈葆桢赴湘军安庆大营帮忙。
更为关键的是，第二年，曾国藩即保荐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清朝巡抚为从二品，加侍郎衔者为正二品。沈葆桢之前只是按察使衔、吉南赣宁道，大体相当于三品官。在没有经过布政使等职位历练的情况下，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署理而是实授，就连《清史稿》，也评价沈葆桢此番际遇为“超擢”——破格提拔。而且朝廷任命谕旨还温言有加，说考虑沈葆桢照顾父母双亲的需要，特意安排他在毗邻福建的江西出任巡抚，希望沈葆桢不要再推辞，“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且为曾经仕宦之区，将来树建殊勋，光荣门户，足承亲欢。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
沈葆桢此番隆恩的背后，是曾国藩为其背书：1861年十一月曾国藩奏保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时，咸丰已于当年七月病逝，辛酉***也尘埃落定，朝廷主政的，是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两江总督曾国藩，刚刚受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员”，成为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绝对主力，声望日隆。根据野史中的传闻，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湘军水师提督彭玉麟甚至曾送给曾国藩写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的纸条，暗中讽劝曾国藩自立为王。
因此，毫无意外，曾国藩的保荐，朝廷一一批准，包括他同时保荐的三品太常寺卿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四品道员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
沈葆桢截饷，被曾国藩评为“不顾情理，令人难堪”
围剿太平天国的战争，至1861年历时已达十年之久，早已耗空清廷国库。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沈葆桢防守江西的军队，都必须自己筹饷，中央财政早就无力承担。
1862年四月下旬，曾国荃、彭玉麟等部湘军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直抵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下，开始包围天京。为了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1863年七月时统兵已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这还不包括购买、等花费。而在给湖北布政使厉云官的信中，他说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以至于只能发三成军饷，实难支撑。他还向广东巡抚毛鸿宾抱怨，各军欠饷已长达11个月，甚至连买药都没钱。
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沈葆桢截留漕银、洋税、厘金，使得曾国藩军饷更为匮乏。
曾国藩在江西所得之饷，包括漕折（每月四五万两）、九江洋税（每月3万两）和厘金（设立关卡向过往货物征税所得，每月大约十多万两）三部分。
1862年九月起，出任江西巡抚不满一年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银给曾国藩；第二年开始停解洋税；到了1864年二月，沈葆桢又上奏朝廷，请求将江西厘金全部归本省征收使用，不再给曾国藩军营。果真如此，意味着曾国藩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两。
停解漕折银、洋税，曾国藩都忍了，没有上奏朝廷，只是向左宗棠抱怨说“初不省其开罪之由”——实在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沈葆桢，以至于沈要如此。
1864年沈葆桢要停解十多万两厘金，曾国藩终于忍无可忍。这年三月，他立即上折，批评沈葆桢此举“专尚客气，不顾情理，令人难堪”。
曾国藩的理由是：首先湘军欠饷远比江西地方军严重，湘军今年以来只能发四成军饷，而沈葆桢所统各军都发八成军饷。再者，如今，湘军欠饷已长达十六七个月，而沈葆桢部队欠饷不到五个月。再次，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为自己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漕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商量，就擅自作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
后经户部裁定，江西厘金收入一分为二：一半拨曾国藩湘军大营，一半留供江西本省之饷。因曾国藩此奏折言辞抗厉，并威胁说沈葆桢此举导致湘军人心惶惶，围攻天京大局有面临决裂的危险，沈葆桢被迫请辞江西巡抚，两人自此断交。
曾国藩沈葆桢二人争饷，沈葆桢是站在江西的角度，认为江西所出之银自应用于江西，所谓“楚弓楚得”；而曾国藩是站在湘军大局的角度——此时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主力，一方面要围攻天京，一方面又要与前来救援天京的李秀成部队作战，处于腹背受敌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不能断饷。而他辖下的其他两省：江苏大部分为太平军所占据，李鸿章只得上海一隅；安徽则是太平军与湘军互有攻守。两省厘金既尚难指望，江西自然就成了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难怪曾国藩会厉言抗争，而不顾文人耻于谈钱的体面。
自己一手赏拔的沈葆桢，最后却背叛了自己，这让曾国藩一度很是苦恼。更让曾国藩苦恼的是，他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沈葆桢有如此举动？他对李鸿章说，自问这些年来对沈葆桢从未稍有得罪，“此心可质鬼神”，不知沈葆桢为何最后会同自己绝交？沈葆桢因此被曾国藩大营的人称为“绝无良心科”第一名。
曾国藩误判，埋下与左宗棠交恶之导火索
如果说曾国藩与沈葆桢失欢，始作俑者是沈葆桢。那么，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则更多是和曾国藩的误判有关。
为了缓解日益窘迫的军饷问题，1862年二月初，曾国藩***纳御史朱潮的建议，奏请朝廷在广东全省收取厘金，以接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军饷。
为了让广东方面同意办理，在未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商量的情况下，曾国藩就表示，办理抽厘后，广东原来每月要给浙江的10万两协饷可以停解。不仅如此，他还对两广总督劳崇光说，就是广东给江浙四省每月近20万两的协饷也可从厘金中抵除。
之所以如此痛快，是因为曾国藩十分看好广东办理抽厘的前景：咸丰十年间，广东巡抚耆龄在韶关设卡，不到一年，就收了五十余万两；广东布政使周起滨在肇庆府设卡，每年也能收四十余万。如今是全省专办，在曾国藩看来，每年应是几百万两之数。
但左宗棠一开始就不赞同此举。他认为曾国藩强行到广东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并认为以两广总督劳崇光的个性，一定不会配合，难有实效。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也坐实了曾国藩的误判——1862年十月，办理广东厘金已有3个月，曾国藩第一次通报了广东厘金的收入与分配——共运来20万两，经分配，曾国藩处12万两，左宗棠处8万两。到1864年八月停止广东办理厘金止，根据曾国藩的统计，33个月仅收入120万两左右。而左宗棠说，120万两中，他的楚军仅分配到22万两。
曾国藩的这一误判，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严重减损了左宗棠的军饷收入，招致了左宗棠的不满：如不办理抽厘，33个月，左宗棠楚军可从广东获得协饷330万两，如今只有22万两。330万两和22万两，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当初，为了弥补浙江被停解10万两协饷的损失，曾国藩提出广东所收厘金，左宗棠军拿大头，而最终的结果，所收的120万两中，左宗棠军只得将近两成，八成为曾国藩军所拿走。如此一来，左宗棠自然不免有怨气。
再者，曾国藩的这一误判影响了左宗棠的军事部署。蒋益沣的部队本在广西，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后，深感兵力单薄，便奏调蒋军来浙。本来，曾国藩已经答应负责蒋军的军饷，但由于广东厘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1862年七月，曾国藩食言，表示无力承担蒋益沣军的军饷。蒋益沣军因此延期赴浙。
左宗棠截饷，坦承“夺饥者之食以疗我饥，仁者不为”
咸丰十年左宗棠楚军成军后，奉曾国藩之命援应江西。因此，按惯例应由江西代筹军饷。1860年八月到第二年四月，楚军抵达江西仅8个月，欠饷已有3个月，而江西答应的每月两万两军饷却未见分毫，各营纷纷索饷。
欠饷严重，在向江西巡抚毓科要饷未果的情况下，左宗棠不得不***取特殊手段，先是截留江西浮梁本应上交国库的漕折银3000两用以买米，接着又截留别军军饷3000两。事后，左宗棠也承认“夺饥者之食以疗我饥，仁者不为”，但事态紧急，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出此下策了。
为使左宗棠楚军在奉旨救援浙江的同时又能兼顾防备湘军后路粮道，曾国藩多次要求左宗棠将兵马增至万人：二千守婺源，二千守景德镇，六千为机动部队进攻浙江。为此，1861年起，他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的税厘划拨左宗棠经理。按照曾国藩的计算，这样一来，每年可得七十多万两。
但这笔巨款远远不够左宗棠军饷所需。当楚军只有近六千人时，每月需饷已达六万两。按此标准，增至万人后，每月需饷银在十万两左右，一年就得120万两。减去江西厘金每年所得的七十多万两，缺口还将近50万两。此后，随着朝廷将李定太的衢州兵、李元度的平江勇划归给左宗棠，左宗棠的兵力近两万人，每月所需饷银不下二十万两，军饷缺口进一步扩大。
左宗棠救援浙江伊始，朝廷曾对楚军的兵饷作出过安排，要江西方面先筹拨银十万两，以后由福建按月筹银十万两。但这只是画饼充饥——江西本身已欠楚军十多万两军饷未发，如今让它再筹十万两，可谓难上加难；福建地方部队已欠饷三年，闽浙总督庆端反过来向左宗棠要钱。1861年十二月底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时，浙江全省仅剩衢州一地为清军所有，其余地方皆被太平军所占，厘金无从收取，江西四地的厘金收入对于左宗棠而言可谓举足轻重。
争饷的连锁反应
所辖兵马日益增多，需饷浩繁；广东厘金收入远低于预期；沈葆桢又开始逐步减少江西所供之饷。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得曾国藩陷入“近年所未见”的缺饷之苦。于是，1863年五月开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的厘金收入。而要回四地厘金，加上广东厘金所得太少，使得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1863年三月起，左宗棠即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并陆续收复衢州、金华、严州、绍兴等地。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要回自己辖境的厘金，于理并无不妥。而且，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依靠福建的饷银。
但实际上，曾国藩在此又产生了误判：前文说过，福建的地方部队欠饷已达三年，哪有钱供应左宗棠的楚军？此时，左宗棠虽收复了几座城池，但正与太平军鏖战富阳，根本没有精力经营浙江、福建。
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军欠饷长达到8个月到一年之久，左宗棠因此时常处于“兵勇有饥溃之时，即有缺乏之虑”的危险局面。如今，广东厘金指望不上，广东协饷已被曾国藩慷慨送出，江西四地厘金又被曾国藩收回，左宗棠的不满，可想而知。更何况，此时左宗棠麾下的刘典一部，还在江西鄱阳、浮梁、景德镇一带作战，为曾国藩防备后路、保护粮道呢。
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1863年五月，他曾对沈葆桢说，裁减沈葆桢所部两万两饷银、向左宗棠索还景德镇等四地厘金，自己做得都很不厚道、不近人情，“深惧无以对阁下暨左、晏、黄诸公”——深感对不住沈葆桢、左宗棠等人。只是在湘军饷项奇缺甚至军心可能涣散的现实面前，这样的不安、这样的内疚，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确实如此，军饷是稳定军心的关键，无论在何时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1861年，左宗棠带兵未久，曾国藩曾在信中意味深长地告诉左宗棠，“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只是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军饷竟酿成了曾国藩左宗棠交恶的导火索。
1864年，在给自己的老上级、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信中，左宗棠就直言和曾国藩的关系已经不好，在很多事情上观点分歧非常大，“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亦难矣”——表面的和好只为了顾全剿灭太平军这一大局。
这年七月，天京被曾国荃攻克后不久，左宗棠上奏告知朝廷太平天国幼主洪福瑱逃出——而此前曾国藩已奏报洪福瑱已死。恼怒的曾国藩不久也上奏，攻击左宗棠收复杭州时让十多万太平军逃出。由此引发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最终交恶，再无来往。这在时间上仅比曾国藩沈葆桢断交晚了四个月！（文/刘江华）
<FONT face=宋体>公元1864年7月,当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占领天京之时,其弟曾国荃私下遂劝曾国藩利用湘军的实力和自己的威望,灭清廷而君临天下;又某日,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曰:"今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再者,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之中,亦有人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忠王李秀成被捕后就曾表示:"愿以长江西岸数十万部,拥戴为帝."然而,面对这诱人的皇帝宝座,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他以"天道不可违",断然拒之,甚至解散了他一手培植的二十万湘军.
曾云:"金陵已复,(曾国藩)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又云:"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李文忠公事略>)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曾国藩之所以不敢称帝,乃是"担忧生灵涂炭,国家因此而分裂,使其不敢冒此政治风险."我以为,曾国藩不敢称帝的根本原因,缘于他未能摆脱"奉天道而忠君抱国"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深受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仁义""和谐"的思维影响;缺乏政治家所具备的胆识与血性,加之某些历史和客观原因,他只能"汲汲欲自引退"矣!
(一)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证明,天道不仅是笼罩在封建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也是臣辅们头上的一顶"金箍咒".汉代大儒董仲舒曰:"万物非天不生."又曰:"道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见,天乃是创造人类和万物之最高主宰,天道则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律.那么,究竟由谁来代表"天道"?董仲舒又曰:"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天子."(<春秋繁露>)不言而喻,皇帝才是天道的代表.因为,"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耳.
缘于此,为臣之道必"循天道而忠君."我们考察曾国藩的一生便知,"忠君"二字可以说是贯彻始终.他在一封家信中曾写道:"余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于是,这"忠君报国"的价值观,也同时生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然而,他的责任感乃至政治主张及其实施,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专政统治.他对朝廷惟命是从,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是他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我以为,这曾国藩的确是深谙为臣之道。殊不知，他纵然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政治抱负，但绝无“取君而代之”的思想。诚如诸葛亮所言：“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因为，忠君乃臣之职守。我们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应那个环境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规范和准则。换句话说，为臣的一言一行，只能在皇权内选择，也即在体制内选择。反之，便是犯上做乱，天下必诛之也。
譬如，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死后，以吕后为代表的吕氏宗族把持朝政。至公元前180，周勃，陈平等人平叛诸吕，拥立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这历史上的“诛吕安刘”之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刘氏为帝乃刘所归，而吕氏称帝，则是违“天道”之非分之想，是一种扰乱“天意”的大逆无道之行为。诛之，当然是行“天道”之理。
简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道德中，“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事实上，自春秋之后，无论君王政体与否，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始终未变。这固有文化道德精神，已融汇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代子孙的心灵深处。试问，被誉为“忠臣典范”的曾国藩，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立为帝乎？
（二）
在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和谐”思维方式影响之下，长期熏陶于“国家与皇帝一体”这文化心态之中的臣辅和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养成了“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圆通自保的心理。曾国藩为官之初，虽说在官场之中，已滚爬十余年，但始终徘徊于权力场之外。直到经穆彰阿一手提携，才如愿以偿地爬上了二品京官的高位。然而，身在权力旋涡中，也同时为个人的命运和心理增加了几多变数于压力。当他连续上疏咸丰帝，批评其“疏于国之大计”而差点换来飞天大祸后，便磨圆棱角，悄然收起锋芒。即便他后来统帅湘军，一举攻下天京，而被誉为“中兴之臣”，但他深知“功高震主”所带来的主张危机。因此，急流勇退，便是最佳的途径了。
何缘如此？乃是儒家“仁义”“和谐”思想使然。儒家的“仁义”之道（或曰王道），乃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因而，“性善”是王道的理论基础，“仁义”则是王道的核心。王道乃是协调，是仁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尝云：“天下之本在君，心之术在仁义。”苏洵亦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这里的心，实为和谐圆通之术。我以为，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乃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忠毅精神。这固然有着洁身自好，浊世无尘的积极因素，但他不可能捅破“君权天授”这层薄纸。而他所谓的忠毅精神，也不过是为了维系“对上以忠，对下以诚”，这封建君臣秩序而已。因此，在儒家“仁义”文化的主流意识影响之下，臣辅们本质上说，都是皇帝的奴才。再则，对封建统治者而言，儒家“仁义”“和谐”的思维定势，也不过是“奉天承运”这天道观的衍生。因此，曾国藩不当皇帝而选择了“急流勇退”，绝非“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1864年，曾国藩登上了人生的权力顶峰。这一年，他弟弟曾国荃攻陷南京，彻底灭了天平天国。曾国藩坐拥湘军30万，权倾朝野，功盖天下。慈禧任命他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兼地方政务。当年大清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总督一职，全国才设8名，其中5名是“曾派”：除了曾自己任两江总督外、直隶总督刘长佑和闽浙总督左宗棠，均属湘军人马。另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虽非湘军嫡系，但与曾国藩交往甚密。仅次于总督的地方要员巡抚，大清共有15名巡抚，其中7名属于湘系。至于再往下面的道台、县令之类，就更是曾国藩湘系的天下了。毫不夸张地说：1864年，曾国藩稳稳地把持了满清的大半壁江山。
1、底下跟着混的人，都盼着曾国藩谋个反，当小弟的，都会盼着大哥把场子越做越大。赵匡胤不就是被底下人硬忽悠着穿上了黄袍嘛。
当曾国藩的湘军势力渐大后，底下的人自然也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来。1860年，咸丰死在承德时，湘军将领李元度就给曾国藩送上这么一幅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鼎有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把它收下，看了看，放一边，一个字也没说。李元度也就识趣，没敢再多说什么。曾国藩的老乡王闿运，更是当面和曾国藩探讨过这事。曾国藩从头至尾也是一字不说，最后用手蘸茶在桌子上写了两个字，独自离开。王闿运过去一看，竟是“荒谬”二字。
曾国藩过生日时，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递了张纸条给他。曾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曾国藩照例是不说一字，随手就撕的碎碎的。最有意思是的，连他的死敌，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忠王李秀成，都曾经建议他反清自立。部属盼他当皇帝，连死敌都劝他坐天下，曾国藩若要谋反、拥兵自立，似乎是天意所示、民心所向的事啊！那曾国藩为什么死活不肯呢？
2、曾国藩清楚：一旦反了满清，这天下可真就又要大乱了
曾国藩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典型，与他同时代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均对其人品持敬仰之情。几十年后最能影响中国历史的两个人：***和蒋介石，无不对其赞赏有加。所以说，从修身治国来说，曾国藩的个人魅力，远远地超越了党派政见之争。他之所以能达到此等成就，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曾国藩特别善于反省。他日日反省自己，更多的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的族类。
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刻而全面的反省，让他彻底没有勇气去做这谋反自立这样的大事。与其他朝代的造反不同，反满清另立帝王，首先是反满，其次才是灭清。而前者，让曾国藩颇为顾虑。
经过满人长达200余年的统治奴役，***已经彻底学会了顺从：头剃的锃亮，辫子粗又长。
一旦把满人驱出中原，这头上的辫子剪起来容易，但心上的那根辫子，可就不容易剪掉了。
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列强虎视耽耽，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这种排满反清之举，极有可能是自乱天下、自取其亡。在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令百姓生灵涂炭、生不如死的残境之后，曾国藩更断然不愿因一己之荣耀而冒这样的风险。这种谨慎，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胆小怕事的怯懦，也可以理解成一份怜悯天下的情怀。
而我，更愿意相信曾国藩属于后者。
3、曾国藩更清楚：***搞窝里斗，个个都是高手
熟读《易经》的曾国藩很清楚盈满则亏的道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湘军看上去最为鼎盛的时候，恰恰是湘军开始分裂的时候。
1864年曾国藩控制的部队，名义上有30万之众，但他真正能用得动的，只有12万不到。而在这12万中，他当初一手带出来的只有5万。
湘军其余6成兵力，均有不同的派系归属：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单以人品来说，左宗棠这个人实在不咋的。
他晚年不论何种场合，见人只说两件事：第一件必是夸耀自己在西北战场是何等威风勇猛；第二件则必是骂曾国藩是如何的虚伪做作。除了这两样事，绝不提第三个话题，以至后老了以后，都没人敢和他聊天说话。考虑到他早年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与帮助，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曾国藩那么大意见。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他太自负了，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世人却尽说曾国藩好，所以他不服。
***设一下，如果曾国藩真谋反得了天下，估计第一个要平叛的就是左宗棠。沈葆桢则仗着自己的老丈人是林则徐，打心里不服平民出身的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南京时，缺粮少银，曾国藩三番五次让沈葆桢送些粮草过去，沈就是不理。曾国荃也不是个好鸟，因此也记了沈葆桢一仇。就故意把皖南的广德和宣城放开不守，让太平天国的残部得以进入江西，去祸害一下江西巡抚沈葆桢。大家看看：还没有得天下，一群***就已经窝里斗的这么热闹了，真要了有了皇帝这个宝座诱惑，估计这几个人先打成一团了。所以，就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大家谁都没有，可以；但要是你有我没有，那就绝对不行！大家都做满人的奴才，没问题；但你要作了主子，让我做你的下属，没门！这道理，曾国藩早就看明白了，想透彻了。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老去吧，死后得个”文正“二字，就挺好的了。正所谓：功成身退曾文正，不做当年吴三桂。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