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诗）亦皆亡佚。如今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李斯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
西汉文学编辑
西汉初年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为最著名。他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汉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扬雄、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
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编辑
东汉文学新的变化和发展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汉书
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嫉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汉乐府民歌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要出于与分裂割据思想作斗争。
当时的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复辟贵族割据局面，他们“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请求焚毁《诗》《书》，消灭私学。他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就发生了焚书***。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秦始皇派御史侦察咸阳的儒生方士，把其中被认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坑死。
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手段来打击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是极其野蛮残暴的事，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焚书坑儒***简介
焚书坑儒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修***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
“焚书坑”及“坑儒谷”遗址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成“焚书坑儒”。[编辑本段]焚书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说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编辑本段]坑儒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这件事是由两个术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 自谓‘***’，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史记》记载的侯生、卢生非议始皇的话来看，，诸如:“始皇为人……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明显是用儒家口吻批评偏重法家的秦始皇。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全部坑杀。此一***，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方士的一次坑杀而已。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但被杀者也有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故秦始皇主要坑杀乃方士术士,并非儒生。
除了坑杀在咸阳的四百六十余人外。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这里面很全的：
还有：
一、法家理论的史料
（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狠为俗，非有文法以教训于天下也。（《汉书·董仲舒传》）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族）。（《史记·秦始皇本纪》）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能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史记·李斯列传》）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为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秦律中有关农、商、经济的法规史料
雨坝账冢?允檠凿?凇⒂账诩翱烟?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潦、螽昆、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口口之。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 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 卵 ，毋口口口口口口毒鱼鳖，置 网，到七月而纵之。
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秦律十八种·田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8年）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胪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壹酒束脯，为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人，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 ，笞主者寸十。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笞卅。（《秦律十八种·厩苑律》，《睡虎地秦墓竹简》）
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 亩大半斗，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
布袤八尺，福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
有责于公及赀、赎者及居它县，辄移居县责之。公有责百姓未赏，亦移其县，县赏。（《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睡虎地秦墓竹简》）
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秦律十八种·工律》，《睡虎地秦墓竹简》）
或盗***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 (徭)三旬。
三、司法解释的史料
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而得，论可(何) (也)?当黥城旦舂。
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黥。
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
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智(知)，为收。
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非前谋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
削(宵)盗，藏(赃)直(值)百一十，其妻、子智(知)，与食肉，当同罪。
削(宵)盗，臧(赃)直(值)百五十，告甲，甲与其妻、子智(知)，共食肉，甲妻、子与甲同。
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 ……
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何也?当迁。迁者妻当包不当?不当包。
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
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法律答问》，《睡虎地秦墓竹简》）
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效律》，《睡虎地秦墓竹简》）
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
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赀二甲。盗百，即端盗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
甲盗钱以买丝，寄乙，乙受，弗智(知)盗，乙论可(何)也?毋论。
把其***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自出，以亡论。其得，坐臧(赃)为盗。
司寇盗百一十钱，先自告，可(何)论?当耐为隶臣，或曰赀二甲。
士五(伍)甲盗臧(赃)直(值)百一十，以论耐。
甲，不觉，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后告甲，甲审，问甲当论及收不当?告不听。 或以赦前盗千钱，赦后尽用之而得，论可(何) 也?毋论?
四、儒家***思想在秦律中体现的史料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法律答问》，《睡虎地秦墓竹简》）
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命令史己住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无）它坐罪。”（《封诊式》，《睡虎地秦墓竹简》）
“家人之论，父时家罪也，父死而甫告之，勿听。”可（何）谓“家罪”？“家罪”者，父杀伤人及奴妾，父死而告之，勿治”。
可（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
“非公室告”可（何）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
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秦律杂抄》，《睡虎地秦墓竹简》）
内公孙毋（无）爵者当赎刑，待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法律答问》，《睡虎地秦墓竹简》）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也，戍二岁。（《秦律杂抄·中劳律》，《睡虎地秦墓竹简》）
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语书》，《睡虎地秦墓竹简》）
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 也。（《为吏之道》，《睡虎地秦墓竹简》）
秦始皇为何要焚书坑儒？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仿佛成了秦始皇暴戾的一个标签，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
《史记·秦始皇本纪》：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件事从古至今争论巨大，还有不少人为此替秦始皇说话，古有东汉哲学家王充有言：“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还有现在的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曾说：焚书坑儒”说法有误，只有少数人知道。还有朱熹、、鲁迅等人均为秦始皇说过话，在此不一一赘述。
如果秦始皇真的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惨无人道，怎么还能有这么多文人替他说话呢？那么，这焚书坑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许多人把“焚书坑儒”看作是一回事，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件不太搭边的事。
首先说“焚书”，简单来说就是有人不服气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政策，想要通过污蔑君主、标新立异来增加自己的“流量”，煽动一些人对国家政令进行攻击和诽谤。
于是就有一个叫李斯的大臣提出了一个实行封建文化专制的主张。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纳了李斯的建议，付诸实行。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
很多人认为，秦始皇的这一举动造成了很大的文化缺失。但其实，秦始皇并不是将所有书都焚烧了，他只烧了那些对自己的统治不利的书籍，像医书等并没有焚去。而且就算是烧掉的那些书，秦始皇其实在秦宫中也留有备份。秦始皇这么做，也只是想要更好的统治国家。
再说“坑儒”，坑儒其实不是焚书***的延续。当时是有卢生、侯生等方士和一些复古的儒生，串通一气，议论朝政。卢生、侯生原来应命给秦始皇搞长生不死药。秦法规定，说到必须做到，否则要治罪。他们上哪里去搞长生药呢？他们怕治罪，便以攻为守，到处宣传，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不应当为他求仙药。
秦始皇听后十分恼火，就把他们逮捕，严加拷问。诸生招供违犯禁令（即“偶语《诗》、《书》”，“以古非今”之类）并转相引告，牵涉了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将他们皆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历史上所谓“坑儒”。
其实，从历史传统方面考察，“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的发明，无论是“焚书令”还是以“坑杀”方式处理秦王朝不喜欢的人，都是先前有过的方式。而且，“坑儒”的四百六十人和杀神白起土埋四十万人相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
由此可知，秦始皇虽然的确焚过书，但并不是全毁了；坑儒之事的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的确是波及到儒生了。
所以，事情的发生是有原因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暴戾蛮横，不少人认为秦始皇这是背了一个两千多年的“黑锅”！
呵呵，翻译在这，我说点题外话，历史上说是焚书坑儒其实更应该说是焚书坑术。这是现在新的一种说法。当时秦始皇坑的是阴阳家炼丹术士，说是儒生，其实是后人以讹传讹了。有兴趣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具体的。
丞相李斯冒死罪进言：古代天下散乱，没有人能够统一，所以诸侯并起，说话都是称引古人为害当今，矫饰虚言挠乱名实，人们只欣赏自己私下所学的知识，指责朝廷所建立的制度。当今皇帝已统一天下，分辨是非黑白，一切决定于至尊皇帝一人。可是私学却一起非议法令，教化人们一听说有命令下达，就各根据自己所学加以议论，入朝就在心里指责，出朝就去街巷谈议，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象这样却不禁止，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臣以为禁止这些是合适的。我请求让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焚毁。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示众，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处以城旦之刑四年，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所不取缔的，是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
秦始皇下诏说：“可以。”
原文如下：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的***。
在中国古代秦朝始皇帝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秦朝的博士淳于越（人名）反对***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根据古来的制度，把土地分别封给子弟们。秦朝的丞相李斯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就是不许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学问的看法，对朝廷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
在《史记·始皇本纪》写到： 秦始皇下令焚书，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 《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就是说，凡是有谈论《诗》、《书》的人全都要处死，凡是借鉴古代的经验批评当代的朝政的都要剿灭他的全家族。第二年，许多方士和儒生（有学问的学者）奉命去寻找仙药，没有找到，还讲怪话攻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在咸阳活埋在坑里了。历史上称这件事为焚书坑儒。
参考资料：
焚书坑儒”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最好从该***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取了激烈手段。但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定下了阳儒阴法的调子。所以，我认为焚书坑儒造就了中国的大一统。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秦始皇坑儒就坑对了，我只是想要说他统一思想的方向是对的，并且。具体方法可以更好一些，但在一个人命不如草芥的时代，没有比直接肉体消灭更干净利落的方法了。另外，我觉得评价一个历史***，一定要从它产生的历史效果上去评价，这样可能会更客观一些。
“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知道”的意思。
“见知不举”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敢在一 块谈论《诗》、《书》的，处以***示众。用历史故事抨击当前的政治，就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看见或知道而不举报的以同罪论处。” ? 由此可以看出，“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知道”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