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三大成就如下: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等方面获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今天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语文教学与文史哲等方面的教育综合在一起
第一个是语文教学内容方面的成就，即古代语文没有独立设科，语文教学的内容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包含于文史哲教育当中，具有综合性特色。
2、发蒙先识字，后读经书
第二个是教学策略方面的成就，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语文教学***用先集中识字，后读书的办法来进行蒙学教育。 集中识字的著名蒙学读物是“三、百、千、千”，读书指读儒家经典。
3、读经为主，文选为辅
第三个是课程教材方面的成就，主干课程教材是《五经》《四书》，这是儒家经典，对汉语文教学贡献极大;***读写训练的主要教材是《昭明文选》、《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
扩展知识：
古代的语文教育，可以分为言文教育期和古文教育期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言文教育期，包括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的语文教育，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
在此期间，人类由于生存的需要，进行着群体性的生产劳动；为了扩大劳动成果，必须制造劳动工具，因此传授技能和经验为必需。我国古代的教育，便源于人类参与群体社会活动的需要和人类身体身心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是伴随生产、生活进行的。
第二阶段的古文教育期，从西周时期学校产生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语文独立设科，这段时期内的语文教育为古文教育期。
与此前的言文教育期相比，古文教育期已设立了正式的学校，语文教育逐渐与劳动和社会生活相脱离。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以“五经”“四书”为经典教材，或以历代名家名篇的诗文为范本，进行的是一种文史哲不分的混合式语文教育。
读音：pián wén ?。
释义：骈文是古代中国一种特有的文言文文体，其句多四六对仗，故又称四六文或四六、骈俪、骈体等，具骈文要点而有押韵者称骈赋。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该文体在文学史上评价不高主要因为后期华而不实，适于写景而不适于说理。
造句：
那些辞***华丽、骈四俪六、极尽雕琢之能事的六朝骈文,因思想贫乏而为后代人们所不取。
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
六言对句是辞赋在吸取楚辞句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骈文的重要构件。
骈文的写作需要很多技巧,比如一定要讲究对偶.
他反对魏晋以来购乐学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购乐学的激烈斗争.
第二章分析经学家对古文与骈文的认识与思考.
乾嘉年间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其焦点所在，是确立文章正宗。
判是盛行唐代官场，用四六骈文书写的司法文书，也是应试考生科举及第之后、授官之前“覆其吏事”的重要科目。
愿文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它以骈文为主的形式决定了其用典的频繁，同时也出现了难解的词语，对用典和词语的理解往往牵涉到愿文的校录点读。
诗、词、曲、赋、骈文，乃至散文、戏剧、***，那一样中又没有工整的对偶句呢？
骈文用典,自此愈演愈烈,至于梁陈,则几于句句用典.
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
亮吉早年以诗名,骈文也不赖,“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蒋士铨夸之为“铁崖乐府容斋笔,万口争传洪亮吉”。
代经师而工骈文者不一,盖以娴于小学声韵而善俪辞,理有固然者。
四六文指;骈文的一种,全篇多以四字或六字相间为句,盛行于南朝。
他“旧学邃密,根柢深厚,工书、能诗擅骈文,雅熟典故”。
看《通鉴》：
看《通鉴》及参《纲目》。两汉以上，参看《史记》、《汉书》，唐参《唐书》、范氏《唐鉴》。看取一卷或半卷，随宜增减。《四书》既明，胸中已有权度，自此何书不可看?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亦虚心反复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皆当于细考求强记。又须分项详看。如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或，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类，以项目写贴眼前，以备逐项思玩当时之得失。如当日所读项目无者，亦须通照前后思之，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合如何区处。有所得与合记者，用册随抄。然后参诸儒论断、管见、《纲目》、《凡例》，尹氏《发明》、金仁山《通鉴前编》、胡庭芳《古今通要》之类，以验学识之浅深。不可先看他人议论，如矮人看场无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虚心也。诸儒好议论亦须记。仍看《通鉴》释文，正其音读。看毕，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遍。
?分日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及诸经正文，夜间读看玩索温看性理书，并如前法。
《通鉴》毕。
次读韩文：
读韩文，文法，原于孟子经史，但韩文成幅尺间架耳。先抄读西山《文章正宗》内韩文议论叙事两休华实兼者七十余篇，要认此两休分明后，最得力。正以朱子《考异》，表以所广谢，山批点。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备见。自熟读一篇或两篇，亦须百遍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既读之后，须反复详看。每篇先者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裨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树，通看则由根至表，干生枝，枝生华叶，大小次第相生而为树。又折一干一枝看，则又皆各自有枝干华叶，犹一树然，未尝毫发杂乱，此可以识文法矣。看他文皆当如此看，久之自会得法。今日学文能如此看，则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当知有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赋物，皆自然而然，非区区模拟所致。有意于为文，已落第二义。在我经史熟，析理精，有学有识有才，又能集义以养气，是皆有以为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则已，作则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语之工，不得不如此读看耳，非曰止步骤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读书，将见突过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问》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欧曾法，试看欧曾，曾有朱子议论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读书，则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与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识文体有许多样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读也。其学作文次第，详见于后。
?六日内分三日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及温看史，夜间读看玩索温看性理书，如前法。
韩文毕。
次读《楚辞》
读《楚辞》，正以朱子《集注》，详其音读训义，须令成诵，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自此他赋止看不必读也。其学赋次第详见于后。
?分日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看史，夜间读看玩温性理书，如前法。性理毕，次考制度。制度书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详见诸经注疏、诸史志书、《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郑夹漈《通志略》、甄氏《五经算术》、《玉海》、《山堂考索》、《尚书中星闰法详说》、林勋《本政书》，朱子《井田谱》、夏氏《井田谱》、苏氏《地理指掌图》、程氏《禹贡图》、郦道元《水经注》、张主一《地理沿革》、《汉官考职源》、陆农师《礼书》、《礼图》、陈祥道《礼书》、陈旸《乐书》、蔡氏《律吕新书》及《辩证律准》、《禋典郊庙奉祀礼文》、吕氏《两汉菁华》、唐氏《汉精义》、《唐精义》、陈氏《汉博议》、《唐律注疏》、《宋刑统》、《大元通制》、《成宪纲要》、《说文》、《五音韵谱》、《字林》、《五***字》、《九经字样》、戴氏《六书考》、王氏《正始音》、陆氏《音义》、牟氏《音考》、贾氏《群经音辨》、丁度《集韵》，司马公《类篇》、《切韵指掌图》，吴氏《诗补音》及《韵补》、《四声等子》、杨氏《韵谱》。先择制度之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分类如《山堂寺索》所载历代沿革，考核本末得失之后，断以朱子之意，及后世大儒议论，如朱子《经济文衡》、吕成公《制度详说》。每事类抄，仍留余纸，使可续添，又自为之著论。此皆学者所当穷格之事。以夫子之圣，犹必问礼问乐而后能知，岂可委之以为名物度数之细而略之!平日诚能沉潜参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之诮，而和胡、阮、李、范、马、刘、杨不能相一之论可决，禘祫庙制可自我而定如韩子、朱子矣，岂特可仿源流。至论及吕成公、钱学士百段锦，作成策段，为举业资而已。
《通鉴》、韩文、《楚辞》既看既读之后，约才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仍以每日早饭前循环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看史，温读韩文、《楚辞》之外，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
学作文：
学文之法，读韩文法已见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体矣，然后更看全集，有谢叠山批点及选看欧阳公有陈同父选者佳、曾南丰《类藁》、王临川三家文体，然后知展开间架之法。缘此三家，俱是步骤。韩文明畅平实，学之则文体纯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数文字。欧曾比韩更开阖舟明，运意缜密，易学而耐点检。然其句法则渐不若韩之古。朱子学之，句又长矣，真西山虽亦主于明理，句法还短，不可不知。他如柳子厚文先看西山所选叙事议论，次看全集。苏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余诸家之文，不须杂看。此是自韩学下来渐要展开之法，看此要识文体之佳耳。其短于理处极多，亦可以为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叙事雄深雅健，可以当史笔之任，当直学《史记》、《西汉书》。先读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汤东涧所选者，然后熟看班、马全史。此乃作纪载垂世之文，不可不学。后生学文，先能展开滂沛，后欲收敛简古甚易。若一下便学简古，后欲展开作大篇，难矣。若未忘场屋，欲学策，以我平日得于《四书》者为本，更守平日所学文法，更略看汉唐策、陆宣公奏议、朱子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范文正公、王临川、苏东坡万言书、策略、策别等，学陈利害则得矣。况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于无以答所问矣。虽今日时务得失，亦须详究。欲学经问，直以《大学》、《中庸或问》为法，平日既读《四书注》，及读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无本矣。欲学经义，亦仿《或问》文体，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接《贡举私议》云?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将来答意，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洽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又云?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贡***，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次又旁引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辨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皆当有以正之。?此《私议》之说也。窃谓今之试中经义，既用张庭坚体，亦不得不略仿之也。考试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张庭坚体已具冒原讲证结，特未如宋末所谓文妖经贼之弊耳，致使累举所取程文，未尝有一篇能尽依今制，明举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设科初意，预防末流轻浅虚衍之弊，致使举举相承，以中为式。今日乡试经义，欲如初举方希愿《礼记》义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盖欲学者直写胸中所学耳，奈何阴用冒原讲证结格律，死守而不变?安得上务实学，得实材为国家用，而为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论于此，以待能陈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议修学校教法，以辅宾兴之制，则此弊息矣。***如《书》义仿张体，以蔡《传》之说为终篇主意，如论破然。如《传》辞已精紧而括尽题意，则就用之为起;或略而泠，则以其意自做，次略衍开;次入题发明以结之;次原题题下再提起前纲主意，历提上下***而归重此题;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证，或反引事证，缴归主意;次结，或入讲腹提问逐节所主之说，所以释此章之意，如孔颖达疏文释注之体，逐节发明其说，援引以证之，缴归主意，后节如前，又总论以结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说，又发明其异者而论断之，又握引以证之结之，次兼用注疏，论其得失而断之证之结之。平日既熟读经传，又不患于无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写平日所得经旨，无不可者。元设料条制，既云作义不拘格律，则自可依《贡举私议》法，此则最妙。如不得已，用张庭坚体，亦须守传注，议论确实，不凿不浮可也。欲学古赋，读《离骚》已见前，更看读《楚辞》后语，并韩、柳所作句法韵度，则已得之。欲得著题命意间架，辞语缜密而有议论，为科举用，则当择《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及《晋问》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视古渐弱，其运意则缜密于前，但于《文选》、《文粹》、《文鉴》观之便见。欲学古体制、诰、章、表，读《文章正宗辞命类》，及选看王临川、曾南丰、苏东坡、汪龙溪、周平园《宏辞总类》等体。四六章表以王临川、邓润甫、曾南丰、苏求坡、汪龙溪、周平园、陆放翁、刘后村及《宏辞总类》为式。其四六表体，今纵未能尽见诸家全集，选抄亦须得旧本翰苑新书观之，则见诸家之体，且并得其编定事料，为用作科举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
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作一日。
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
读看策九日，作一日。
作他文皆然。文体既熟，旋增作文日数。大抵作文办料识格，在于平日。此用剡源戴氏法。及作文之日，得题即放胆，此用叠山谢氏法。立定主意，便布置间架，以平日所见，一笔扫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则笔力不馁。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所以东坡答江阴葛延之万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诀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经史子集，惟意足以摄之。?正此之谓。如通篇主意间架未定，临期逐旋摹拟，用尽心力，不成文矣。切戒!
?仍以每日早饭前倍温《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史。夜间考索制度书，温看性理书，如前法。
专以二三年工学文之后，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自此可以应举矣。三场既成，却旋明余经，及作古文。余经合读合看诸书，已见于前。窃谓明《四书》本经，心用朱子读法，必专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书，并不得杂以他书，必以读经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学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经义，必尽依科制条举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而推明之。又必择友举行蓝田吕氏《乡约》之目，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则学者平日皆知孰尚行实，惟恐得罪于多评，则读书不为空言，而士习厚矣。必若此，然后可以仰称科制经明行修，乡党称其考弟，朋友服其信义之实，庶乎其贤材盛而治教兴也，岂曰小补。古者大司徒以乡三物救万民而宾兴之，未有不教而可以宾兴者。方今圣朝科制明经，一主程、朱之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开志道之士，此诚今日学者之大幸，岂汉、唐、宋科目所能企其万一。第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不过随其师之所知所能，以之为教为学。凡读书才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已计功，未正谊已谋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大。呜呼!先贤教人格言大训，何乃置之无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职教养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读书、学文皆办，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若紧著课程，又未必至此时也。虽前所云失时失序者，不过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岁前皆办也。世之欲速好径，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曰读书作文而白首无成者，可以观矣。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云。
前所云学文之后，方再明一经，出于不得已。才能作文之后，便补一经，不可迟，须是手自抄读。其诸经抄法读法并已见前。
其余经史子集音义旁证等书，别见书目，今不备载。惟取旁证一二，日当观省者，于末卷。
读经之后当看全史一过。看张子、邵子、三胡、张南轩、吕东莱、真西山、魏鹤山、程、朱门人之书一过。
古代的文体
文体知识，是古代文化知识的一个方面。文体的不同，往往反映出语言形式的不同，掌握各种文体在语言形式方面的一些特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用品的内容。
划分文体的标准及古代文体的划分
古人划分文体的标准主要有三条：1、文章的语言形式；2、文章的内容；3、文章的应用范围。
根据这三条标准，可把古代文体划分为三个大类：
散文；2、韵文；3、骈文
古代散文的类别：
（一）史传文
史传文，也叫历史散文，主要有三类：
甲：编年体
编年体历史散文在东周的时候已经产生，当时叫做“春秋”。当时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春秋”。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只有鲁国《春秋》。为《春秋》作传的有公羊、谷梁、左氏，称为“春秋三传”。
编年体历史散文以《左传》、《资治通鉴》影响最大。
编年体历史散文的特点是：按照***发展的本来程序叙述它的来龙去肪，便于读者了解***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便于读者解历史***之间的联系和它的阶段性。
编年体历史散文的不足之处：不利于集中描写人物；一个***往往拉得很长，分散在不同的年代里。读者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全面；某些人物有始无终，某些***顾此失彼。
乙、纪传体
纪传体历史散文创自西汉司马迁，《史记》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都属于纪传体历史著作。
纪传体这种体裁的特点：通过人物活动反映历史***，纪传体历史散文对古代***、故事等文学形式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六朝的志怪***，唐宋***以及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深受这种体裁的影响。古人称***为“野史”，往往把***篇名称为某某传。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白行简的《李娃传》等等。
丙、纪事本末体
这种体裁创自南宋的袁枢。袁枢根据《资治通鉴》所提供的材料写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专题。它的特点是以***为主线，将有关的材料集中在一起。如“三家分晋”“秦并六国”、“高帝灭楚”、“七国之叛”等，然后按年排列。这种体裁有一定的好处，便于读者了解某一***、某一问题的全面情况。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这种体裁的作品“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它突出了主要***，而一些一般的***得不到反映，被删削了。
继袁枢之后，又有人编了《左传纪事本末》、《宋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这种体裁的历史著作。
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体裁各有优点和缺点，可以互为参考。
（二）论说文
论说文就是说理散文。它的特点是：要有明确的论点，有可信的论据，有严密逻辑推理论证。政论、文论、史论、学术论文等，都属于论说文。
论说文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相当完备了，所谓的诸子散文或诸子百家都属于论说文。当时的论说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语录体，如论语孟子；一是论文集，如《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这些集子标志着先秦时代的论说文已进入了黄金时代。其中《墨子》一书在论说文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墨子》开始，论说文开始有尾、结构、层次都很讲究，论证的方法也比较严密。此外《庄子》一书长于用寓言说明深刻的哲理；《荀子》谨严洁，善于立论；《韩非子》痛快淋漓，长于驳论；这些对后世的论说文都有很大的影响。
从秦汉开始，论说文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单篇论说文，同时论说文的体裁也趋向多样化。较为重要、较为常用的有如下几种；
1、论
论是议论，它的理方式以论证为主，论的任务主是要论证某一问题、某一人物、某一事理的是非得失。贾谊的《过秦论》一般地被认为是我国最早一篇“论”体文。其余的如范慎的《神灭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贾谊论》等也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论体文。
2、说
说是说明，它的说理方式是以解释为主。它的任务是阐述、说明某一事物、某一问题的道理。“说”这种体裁大则可以说天，小则可以说一事物，但一般不用这种体裁来评论人物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过有时“说”与“论“的界限也不十分清楚，如柳宗元的《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3、辩（辨）
辨的特点是驳正一个错误的论点或辩证某些事实。辩是非、别真伪是它的重要任务。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等都是著名的辩体文。
4、原
原是探源的意思。就是对一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加以考察、探讨。一般说来，“原”这种体裁理论性比较强。如韩愈的《原道》，皮日休的《原谤》、《原刑》，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等都颇有影响。
5、寓言
寓言是一种文学形式，但好的寓言都应该富有哲理性，只不过是寓言讲哲理不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而是***用讲故事的方法，或将动植物拟人化以达到说理的目的。先秦诸子中已有大量的寓言，如《庄子》、《韩非子》、柳宗元的《三戒》等都是著名的寓言。
6、书信
书信按照应用范围可归入应用文，按照表达方式少数书信可归入抒情文，大多数书信应归入论说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韩愈的《答李翊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可以看成是论说文。
7、赠序
这是唐代产生的一种文体。按照应用范围来划分，可归入应用文；按表达方式来划分，可归入论说文。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柳宗元的《送薛存义序》、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等。
8、奏议
奏议是臣子给皇帝的书信，按应用范围可归到应用文中去，按照表达方式可归到论说文中去。从语言形式上盾，有的是骈文，有的是散文。
奏议又可公为（1）上书（2）疏（3）表（4）封事（5）札子（6）对策。其中“封事”是一种机密文件，要直呈皇上，还要密封，防止泄漏，如南宋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札子”是宋代产生的一种文体，主要用来议论政治得失，提出某种建议。“对策”应看成是奏议的一个附类。古***试，把试题写在简策之上，令考生回答，称为策回。考生回答问题的文章叫对策。如汉代董仲舒的《对贤良策》、宋代苏轼的《教战守策》等。
9、诏令
是皇帝对臣子的公文，战国时通称“令”、秦朝通称“制”，汉代分为“策书”、“制书”、“诏书”、“诫敕”四类。
诏令的应用范围属应用文，语言表达形式属于论说文，也有用四六句的骈文。
10、檄文
檄文是一种文告，内容往往是扬己这长，揭人之短。它的语言形式有散文，也有骈文。按应用范围来分，它属应用文，按表达形式应用归入论说文。
以上十种，是古代论说文的主要形式。
（三）杂记文
古代杂记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山川、景物、人事记，一种是笔记。其中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其特点是篇幅短小，长者不过千八百字、短者则寥寥数语。其内容则是五花八门，有历史掌故、遗闻轶事、文艺随笔、人物评论、科学小品、志怪杂录、读书杂记等。从整个笔记内容来看，主要有三类：1、神话故事、***；2、掌故轶事、风土民俗；3、名物训诂、资料考证。
（四）应用文
除了论说文中的书信、赠序、奏议、诏令、檄文就应用范围可归入应用文之中外，应用文尚有如下几类：
墓碑、墓碣、墓表；2、墓志铭；3、纪念碑；4、祭辞、诔；5、铭箴、赞颂。这些东西在现代已无意义，在古代则是常用的应用文。
骈体文
骈体文又叫骈文。是受了汉代辞赋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魏晋地开始形成，南北朝时成了文章正宗。唐代一般把它叫“时文”，用来和古文相对。自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这种文体就衰落了。因为这种文体通常多用四字句或六字句，从晚唐开始又把它称为“四六”或“四六文”。直到清代，才开始把它叫做“骈文”或“骈体文”。骈体文在语言形式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语音方面讲究平仄相对。
语句方面讲究骈偶和四六。
词汇方面讲究用典和藻饰。
古代文体汇编
1、“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主要是记载事物，并通过记事、记物，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即景抒情，托物言志。
分类
①碑记：古代一种刻在石碑上记叙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
②游记：是一种描写旅行见闻的散文体裁。
③杂记：是古代因事见义，杂写所见所闻不多加议论的散文体裁。
④记……事：是古代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 说明,描写,情绪
2、“铭”是古代刻于碑版或器物上用以称功德或申鉴戒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内容多简短，特别是刻于器物上申鉴戒的铭文，文字短小精悍却构思精巧，内容朴素而义理深邃，形式活泼且易诵易记，对我们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表现生活有很大的启示，很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玩味。
古代文体名。用于述功纪行或警戒劝勉，文辞精练、有韵，读来铿锵有力；体制短小，最短者不足十字，与格言颇相似。
3、“说”古代的一种议论体裁,用以陈述作者对社会上某些问题的观点;写法十分灵活,可以叙事,可以议论,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讲究文***,和现在的杂文大致相近。
4、“表”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在古代，臣子写给君主的呈文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战国时期统称为“书”，如乐毅《报燕惠王书》、李斯《谏逐客书》，“书”是书信、意见书的总称。到了汉代，这类文字被分成四个小类，即章、奏、表、议。刘勰在《文心雕龙· 章表》里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可见，表的主要作用就是表达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和希望。统观众多表文，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都离不开抒情手法的运用，因此，“动之以情”也可以说是这种文体的一个基本特征。此外，这种文体还有自己的特殊格式，如开头要说“臣某言”，结尾常有“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之类的话。
5、“书”指一般书信。“书”在内容上往往同“说”相同，辨析事物，解释义理，二者常常在叙述中表明观点、见解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6、“序跋文”序也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多在书籍或文章前面，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例如《〈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7、“赠序文”文体一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称为赠序。例如《送东阳马生序》。这类文多为颂赞勉励之辞。
8、“传”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一般来说多为记述那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而事迹突出的已死的人物生平事迹。多***取叙述、描写等手法，展示人物的生平风貌。这种文体，贯用于史书。
9、“曲”：是和乐演唱的一种韵文形式，是配乐的长短句。它由词演化出来，兴起于金元时代，体式和词相近而比词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的使用口语。曲包括散曲和杂剧。
10、“词”又叫诗的别体，长短句，写词又叫倚声填词。词产生于唐，成熟繁盛于宋，是诗的演进与发展。词与诗比较，更集中于抒情，极少叙事的内容，也很少揭示哲理。其格律限制比诗更严格。词有词牌，词牌一定了，每首词就有固定的字数、固定的句数、固定的平仄用韵。一种词牌有一种词牌的“三固定”，它是丝毫不可随意的。要想填词或解决词方面的问题，就要熟悉各种词牌的格律，否则是无法办到的。词虽然在内容上无法分类，但按着字数的多少又可划分的：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不分段。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可分段，称上、下阕或上、下片。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可分三叠、四叠……词除了上面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外，每种词牌的内容大体上也固定，要抒发什么感情也是有讲究的，这些都要注意。
萧大亨（1532～1612） ，字夏卿，号岳峰，明代泰安州放城里（今山东省新泰市放城镇）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初授榆次知县，累迁户部郎中，因念母上书请求归养。未到家，闻母病殁。守丧结束复官，历任布政使、按察使。后巡抚宁夏、宣府，晋升为兵部侍郎，转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召入京，晋少保兼太子太保，历任兵部、刑部尚书。致仕后卒于家，入祀乡贤祠。泰安城内宁武街旧有萧公祠，今废弃为民宅。著有《今古文钞》、《文章正宗》、《岳峰萧公奏议》、《家训》、《夷俗记》等。
歌与谣是上古社会就已经出现的文学样式雏形。《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此“劝力之歌”就是指在繁重劳动中协调节奏的号子。鲁迅在论述诗歌的起源时，称文学的起源为“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也是把原始人劳作时的呼号声视为早期的文学。随着人类思维与语言能力的发展，在“邪许”“杭育”这样的呼号声中加入实词，就成了正式的歌谣。早期文学也就此产生。
早期歌与谣的产生机制是相似的，故二者往往并称，作为一种文类。歌的特点在于具有音乐性。早期“歌”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自然人声之高下与长短。“歌永言”（《尚书·尧典》），“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书·艺文志》），“人声曰‘歌’”（刘熙《释名》卷七）等文献表明早期的“歌”是由人声的婉转悠长来进行演绎的。原始的歌，可以推想类似近世尚存的民歌、山歌，是无所凭借，信口而出，故自成天籁的。而“谣”是谣谚，实际上类似于有韵的顺口溜，与歌相比，音乐性不太明显。早期“歌”与“谣”的边界并非那么简单清晰，故“歌”与“谣”可以通称。徐师曾《文体明辨》“古歌谣辞”条说，自古有歌与谣之辨，“然考上古之世，如《卿云》《***薇》，并为徒歌，不皆称谣；《击壤》《扣角》，亦皆可歌，不尽比于琴瑟，则歌谣通称之明验也”。此说甚有道理。早期的歌、谣不但难以严格区分，而且在表情达意方面也可以互补，有时会出现既歌且谣的情况。如《诗经》有句云“我歌且谣”，描写在歌之后，仍然无法完全抒发内心情愫，故而又以“谣”来加强“歌”之效果。
随着礼乐制度的兴起，歌与乐的联系更为紧密，歌越来越雅化，导致歌与谣文体功能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表现形态出现了明显区别：歌的音乐性由纯粹的人声歌唱延伸为配乐而唱的，而谣则是徒歌或者口传韵语。当然，早期歌的配乐可能比较简单，配乐工具也相当随意。在古文献中，多有“鼓盆而歌”“援琴而歌”“弹铗而歌”的记载。后世将配乐与否视为区分歌与谣的重要依据。如《韩诗章句》记载：“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初学记》卷十五）《尔雅·释乐》亦云：“声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谣。”（《初学记》卷十五）蔡邕《月令章句》则言：“乐声曰歌。”（《艺文类聚》卷四三）汉代以后，由于乐府制度的实施，歌与音乐、乐器的关系愈发紧密，歌与谣的区别也更是显而易见了。
现存原始歌谣数量很少，而且其时代真实性也无法确认。真德秀《文章正宗》“诗歌”类收录《康衢谣》《击壤歌》等古时歌谣。但是真德秀并无法确定这些“古辞”的时代真实性，故附言：“以上古辞，出于经者可信，传记所载者未必当时所作，姑录之以俟考质。”真德秀所言甚是。其实，现存的古诗，何止“所载者未必当时所作”，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也被不断地改写。这个过程相当有趣。比如所载《击壤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这是描写初民自足自给、无忧无虑，任乎自然而不***外力的淳朴生活，符合人们对于上古时代生活的想象和向往。关于这首歌的时代，历来认为是尧时。但是对此歌的作者，历来记载有些不同。汉代王充《论衡·艺增篇》引《论语》传注说：“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则击壤歌者还只是五十岁之人。但到了晋朝皇甫谧《高士传》中则变成：“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高士传》卷上）击壤歌者一下子老了数十岁。从此，歌者这种耄耋老翁的形象就被固定下来，比如《乐府诗集》引《帝王世纪》，《文章正宗》引《逸士传》皆说：“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可以看到，从五十岁的人，经过传写，就变成八九十岁的老者。无疑，八九十岁老者比起五十岁的人，更具***性，更符合读者的想象需要。所以这个位歌者的身份，就是在传播过程中被选择、接受和流传的。诗歌的文本也是如此，最后一句歌，在各种版本中，虽然意思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文字差异很大。《论衡》引作“尧何等力”，《高士传》作“帝何德于我哉”。《艺文类聚》录为“帝何力于我哉”。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九与徐《徐氏笔精》卷二皆谓为“帝于我有何力哉”，并认为“力”在句末为韵。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卷六下则谓“何有帝力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自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太平御览》《乐府诗集》录为“帝力于我何有哉”之后，现代读者基本***用此说了。
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分“歌辞”“谣辞”两大类。其“歌辞”类首列《击壤歌》；“谣辞”首列《康衢谣》。另外，还有《卿云歌》《南风歌》《白云谣》等古歌谣传世。虽然难以判断现存古歌谣辞的真伪，但它们为后世诗歌之源头却是肯定的。刘勰《文心雕龙》在《明诗》《乐府》《时序》等篇中，皆将诗歌之源头追溯到古歌谣辞。
“歌”这一文体在南朝时进入文章学家的视野。任昉《文章缘起》将“歌”视为文章之一体，认为战国时期荆轲所作的《易水歌》是“歌”体之首，应该是指第一首作者明确、时代可信的“歌”。萧统《文选》将此类作品称之为“杂歌”，归于“诗”类，录有荆轲《易水歌》与汉高祖的《大风歌》。陈旸《乐书》云：“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实而号之，非有深远难知之义也。”（《乐书》卷一六一）确实如此，这两首歌的产生和命名都与重大的历史***有关。《易水歌》是战国末年荆轲意欲刺秦，燕太子丹送荆轲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词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风歌》则是汉高祖还沛县，置酒沛宫，宴请乡亲，击筑自歌，词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两首歌虽然产生的时代较晚，但依然保存了古歌谣的基本特征，遇事即咏，击筑而唱，语言简短质朴，直叙其事，直抒胸臆。李东阳盛赞此两首古歌，称：“古歌辞贵简远，《大风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麓堂诗话》）
古人对歌的功能推崇备至，《礼记》中的《乐记》一文最能体现古人的这种观念。《乐记》云：“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九“乐记”）在古人心目中，歌不仅可以抒 *** 意，还能展现高尚的品德，进而可以感应天地，使四时和顺，星辰有序，万物繁荣。而对歌有所领悟的人，其决断力与德行自然也会更进一层。又谓：“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歌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与其乐曲对人心的感召力有关。《乐记》描写歌之美给人的审美感受，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孔颖达对此有一段详细的疏解：
“上如抗”者，言歌声上飨，感动人意，使之如似抗举也。“下如队”者，言音声下响，感动人意，如似队（坠）落之下也。“曲如折”者，言音声回曲，感动人心，如似方折也。“止如槁木”者，言音声止静，感动人心，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动也。“倨中矩”者，言其音声雅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矩也。“句中钩”者，谓大屈也，言音声大屈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钩也。“累累乎端如贯珠”者，言声之状累累乎，感动人心，端正其状，如贯于珠，言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礼记正义》卷三九）
孔颖达对于《乐记》的体会相当微妙精彩，他指出《乐记》对于歌美的各种比喻，是“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也就是说歌声能感动人意，不同的歌声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并引发不同的审美想象。
因为古歌的体制自由，配乐也较为随意，所以不管是野老稚童，还是壮夫弱妇，皆可以用歌来抒发内心所思所想。故而统治者可以从民歌中考察民情，如班固所言：“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由于配乐的关系，后世的歌逐渐雅化。歌既可用于个人抒 *** 志，也与雅乐结合，用于宗庙、祭祀、宴会、军旅等典雅庄重的场合。
文体学家或认为，谣早于歌。陈仁子辑《文选补遗》卷三十五“谣”按语曰：
未有歌，先有谣。谣始于《康衢》，歌始于《击壤》，其实皆诗之所由始也。而后世之谣，遂成证应、为谤议矣。
明代黄佐在《六艺流别》一书中将谣与歌并列，而谣置之于前。此书次第严明，谣置于歌前的排序反映出黄氏之文体观念，即谣比歌更为古老，也更为质野朴实。黄佐《六艺流别》卷一释“谣”曰：
谣者何？谣，遥也。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信口成韵，无乐而徒歌之，其声逍遥而远闻也。谣始于儿童市里之言，遒人***之，以闻于***，协之声律，亦可歌也。
杜文澜《古谣谚·凡例》云：
谣与歌相对，则有徒歌合乐之分。而歌字究系总名。凡单言之，则徒歌亦为歌。故谣可联歌以言之。亦可借歌以称之。
他认为谣与歌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早在西周时期，谣就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辨祅祥于谣”，韦昭《国语注》曰：“辨，别也；祅，恶也；祥，善也。徒歌曰谣，‘丙之辰’‘弧箕服’之类是也。”（《国语集解》卷十二）谣具有预言性，能反映或预测政治的善恶和凶吉。据《国语》载，周宣王之时有童谣“弧箕服，实亡周国”。“弧”是用山桑木做的弓，“箕服”指用箕木做的箭及箭袋。周宣王听闻这则谣之后，下令将卖“弧箕服”的一对夫妇抓起来要杀了他们。这对夫妇在逃亡的路上捡到一个女婴并将之抚养成人。这个女婴即是褒姒。成年后的褒姒美丽无比，褒国人将她献给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周幽王因过于宠幸褒姒，荒于国事而亡国。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谣”具有政治预言功能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谣”超越一般文学体裁的重要性与神秘性。
汉代谶纬之学兴起，谣与谶结合起来，其神秘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班固在《汉书》中对谣谶进行了系统的记载和解说，云：“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汉书·五行志》）班固认为，谣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不顺民心，昏愦暴虐，老百姓满腹怨谤之气发而为歌谣。所以谣谶看似极其神秘，其实有其发生的社会政治原因。如汉桓帝初年，天下有童谣流传：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此则童谣形象地叙述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汉桓帝元嘉时期西凉诸羌大举入侵中原，老百姓饱受其害；而汉王室腐朽无能，导致大量男丁战死沙场，老百姓甚至小官吏都要自己买马备车投入战争；连年征战导致田园荒芜，只有女子从事农田劳作。面对此等凄凉惨绝之境遇，老百姓却无法呐喊反抗，只能将愤怒强压心底，将满腔“怨谤之气发于歌谣”。《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这则童谣，预示着汉王朝必然走向衰萎灭亡的命运。又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献帝践祚之初，有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此则童谣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董卓残暴行径的痛恨，显示董卓已失民心，其最终亡败是必然的。
魏晋时期，统治者开始禁绝谶纬之学，但是谣谶的生命力却极强，在历代史书中的《五行志》中多有记载，而且谣谶的神秘色彩越来越浓厚，如《晋书·天文志》记载：“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晋书》卷十二）唐代潘炎有《童谣赋》，曰：“荧惑之星兮列天文，降为童谣兮告圣君。”（《全唐文》卷四四二）人们认为儿童天真烂漫，没有政治权利争斗之心机，故出自童稚之口的谣，尤其可信。天上荧惑星就是借童谣向世人传递神谕。
歌因配乐而逐渐雅化，谣则越来越趋于俗化。作为一种大多在市井里巷传播的口头文学样式，谣的文体体制很自由，有一句、二三句、数句之别，其句式又有三言、五七言或类似于楚辞等差异，风格往往偏于质野、俚俗，难登大雅之堂。虽然“谣”具有政治预言功能的重要性与神秘性，但在古代文章学谱系中的地位不如“歌”。古代许多文章总集都不收“谣”体，比如《文选》收了《荆轲歌》等“杂歌”，却不收“谣”。
先秦时期，各个地方的歌谣有不同的称法，如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或演唱方式的不同，后世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缓歌、长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劳歌、凯歌之别（南朝梁·萧绎《纂要》，《初学记》卷十五“歌第四·叙事”）。从文体角度来看，咏、吟、叹、怨；讴、诵、谚、语都属于歌谣这一体类，其文体形态皆大同小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西晋．陈寿（233-2***）《上诸葛氏集表》（又载《三国志．诸葛亮传》）：
?者或怪?文彩?艳，而过于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而有补于当世。
南梁．刘勰《文心雕龙．章表》：
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则未足美矣。至如文举（孔融）之《荐祢衡》，气扬***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旨，并表之英也。
唐．杜甫（712-770）《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朝开济?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满襟。
宋．苏轼（1037-1101）《乐全先生文集叙》：
?葛孔明?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名实之意，自?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肆，大哉言乎！与《伊训》、《?命》相表里，非秦、汉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
宋．惠洪（1071-1128）《冷斋诗话》：
?格非善?文章，尝曰：?葛孔明《出师表》、?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辞》、?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出，殊?斧凿痕。
宋．陆游（1125-1210）：
病骨支?纱帽宽，孤臣万?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扶庙社，京华父?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细看。──《病起书怀》
沔阳道中草?，卧?往矣空遗祠。当时典午称猾贼，气丧?敢当王师。
定军山前寒食?，至今人祠丞相墓。松风想像?甫吟，尚忆幡然答三顾。
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盖有余。世上俗锦宁办此，高台当日?何书?──《游?葛武侯书台》
七十人言自古稀，我今过二未全衰。?书似走名场日，许国如骑战马时。
秋晚雁?空自感，夜阑酒尽?胜悲。渭滨星霣逾千载，一表何人继出师！
──《七十二岁吟》
秋色关河外，秋声天地间，壮士感此时，朝镜雕朱颜。
一身寄空谷，万里梦天山，噫呜?眦?，愤激悲涕潸。
古?真?驹，未必置天闲；长松倒涧壑，委弃同蓁菅。
得志未可测，谈笑济时艰，?然出师表，一字?可删。──《感秋》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望气如山。?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宋．安子顺（1158-1227）（见宋人谢枋得[1226-1289]《文章轨范》）：
?葛?《出师表》?堕?者?忠，?密《陈情表》?堕?者?孝，?韩愈《祭十二郎文》?堕?者?慈。
宋．真德秀（1178-1235）《文章正宗》：
三国非无文章，独取武侯一表者，以其发于至忠也。
宋．文天祥（1236-1283）《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形。……时穷节乃?，一一垂?青。……或为出师表，鬼?泣壮?。……是气所磅礴，?万古存。
明．归有光（1507-1571）《文章指南》：
为文必在养气，气充乎内而文溢于外，盖有?自知者，如?葛孔明《前出师表》、胡澹《上高宗封事》，皆沛然肺腑中?出，?期文而自文，谓非正气之所法乎！
明．郭明龙（见清人于光华[1727?-?] 编《文选集评》）：
忠义自肺腑?出。古朴真?，字字滴?。与日月争光，?在文章蹊径?也，然情至而文生。
清．金圣叹（1608-1661）《天下才子必读书》：
此文，自?者皆叹其矢死伐魏，以为?忠，殊?知此?是?没交涉也。看先生自云：「?表涕泣。」夫伐魏即伐魏耳，何用涕泣为哉？正惟此日国事，实当危急存亡之际；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梦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才」之目，固已验矣；?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语，乃遂敢真蹈也？于是而身提重师，万万?可?去；心牵钝物，又万万?能少宽。因而?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妪。盖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自有什难甚难（「甚难」二字犯复，疑为衍文，或有误「叹」作「难」者，亦未可知。）于嗣主者，而非为汉贼之也。后日杜工部有诗云：「干排?雨犹?争，根断泉源?天意？」正是此一副眼?矣。哀哉！哀哉！
清．吴楚材（1655-?）、吴调侯《古文观止》：
后主建兴五?，?葛孔明?军?驻汉中，以图中原，?发上此疏。大意只重亲贤远佞，而亲贤尤为远佞之本。故始以「开张圣听」起，末以「咨诹」、「察纳」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勤恳恳，皆根极至诚之言，自是至文。
清．浦起龙（1679-1762）《古文眉诠》：
伊尹频称先王，武乡频引先帝，其圣贤气象，兼骨肉恩情，似?家人出外，叮咛幼主人。言言声?兼并，而一时外攘内顾，双管并下。于事则主?师，于情则主居守，平侧自?也。
清．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
恳恳恻恻，是君臣语，亦是父子语。看其叙宠遇，则曰「三顾臣」、曰「语臣」，曰「寄臣以大事」；叙报效，则曰「许先帝」，曰「受任」，曰「恐托付?效」。当?心事，自有耿耿?可磨灭之处。
清．唐介轩《古文翼》：
亲贤远佞，是通篇主意。?到叹息痛恨处，千古而下，为之扼腕。前后「先帝」凡十三?，忠爱勤恳，此心可贯?石，循环讽咏，?忍释手。
清．曾国藩（1811-1872）《曾文正公文集．求阙斋读书录》：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而此文?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弘，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朽之文，必自襟?远大、思虑?微始也。
清．林纾（1852-1924）《古文辞类纂选本》：
并?着意为文，而语语咸自血性中?出。?忠之言，看似轻描淡写，而一种艰恳之意，溢?言外。视郭忠武之自陈，尚觉郭言少激，而公文则纯是一腔热血也。
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作者陈独秀，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全文如下：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 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 ，***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 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末尝稍减。其原因 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 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 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 ，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 ，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 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 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 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 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 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 ，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 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 ，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 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 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 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 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 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 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家之丰富 ，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 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 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 元、明剧本，明、清***，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 ，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 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 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 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 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 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 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 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 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 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 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 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 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 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 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 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 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 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 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 ，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 ，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 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 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 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
（1917年2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二期。后收录于《独秀文存》，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见于第95—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