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据说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写的一首嘲笑他的好朋友陈慥“惧内”的滑稽诗。“惧内”俗称怕老婆。把这类事当成文学创作的题材，起于何时难于确考，而苏轼这首诗引发明朝汪延讷创作了三十出滑稽喜剧《狮吼记》，这是确实无疑的。可以说这四句诗是陈慥“惧内”故事的发端。
托名苏轼撰的随笔《调谑篇》在“狮子吼”一条中写道：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伎。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说乳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慥和苏轼都是四川眉山人，苏轼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时，陈慥之父陈公弼是凤翔太守，其时苏轼与陈慥常常一起骑射论剑，“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少年陈慥“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自谓一世豪士”。然而，正当盛年的陈慥却归隐黄州岐亭了。苏轼流放黄州时，发现来迎候他的居然是戴着高高“方山冠”的老朋友陈慥。黄州州治距岐亭镇近二百里，苏轼在黄州四年曾三次拜访陈慥，陈慥则七访苏轼。苏轼奉调离开黄州，陈慥特地送苏轼直到九江。苏轼有诗十首记述他与陈慥的友谊，还为陈慥作传，称《方山子传》。传中说，方山子也有勋阅：
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
足见陈慥是个独立特行的奇人。在苏轼诗文集中并没有提到陈慥惧内的事，但陈慥“喜畜声伎”，在苏轼《岐亭五首》里却可以得到证实，诗云： “家有红颊儿，能唱《绿头鸭》。行当隔帘见，花雾轻幂幂。”陈慥妻柳氏“妒”性***，作“狮子吼”，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明***《狮吼记》中，陈慥一点挥洒慷慨的风度都没有了，成了“惧内”的典型，甚至是化身，这与历史上的陈慥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在封建时代，豪门贵族以至一般士大夫阶层，一夫多妻是普遍的现象。除了公开的多妻之外，狎妓几乎是有闲阶级男子的“雅兴”。男女之间的极端不平等，自然会引起女子正当的厌恶和反抗，甚至是烈性的抗争。士大夫们往往把这种抗争讥之为“妒”、为“悍”。所以，封建文人描述“惧内”故事，几乎总是站在男人一边去遣责女子。以苏轼“河东狮子吼”诗为本事的汪廷讷戏剧《狮子吼》，它的倾向性也是这样。
汪廷讷，安徽休宁人。生活在明万历年间，著名戏曲家沈璟的***，著有《环翠堂乐府》十八种，《狮吼记》(有中华书局版《六十种曲》本)是其中一种。
《狮吼记》长达三十出，但故事很单纯。它紧紧围绕着陈慥与其妻柳氏之间的感情风波来展开，核心问题是柳氏要求陈慥感情专一，而陈慥则口是心非，既风流又惧内。陈慥“流寓岐亭”，郁郁不得志，“陶情诗酒，寄兴烟霞”，又想到汴梁去结客游乐。但自己不敢作主，要由娘子柳氏裁决。柳氏长得相当标致，自我欣赏地唱道：
脸似芙蓉腰似柳，眼波湛湛横秋。云鬟斜亸玉搔头，羞逞风流，难掩风流。”
她很爱丈夫，生怕失去他。当陈慥提出理由要远游京师时，她先是反对，反对不成便告诫陈慥，“休被那朝云暮雨向台前诱，休被那流水桃花在洞口留。更怕那呼卢浮白，被高阳狂客，羁绊归舟。”陈慥一再表白：“冰心不惹风尘垢”、“谢客除花还戒酒”。柳氏的担心并非多余。陈慥到达汴梁，既远别了娘子，无所忌惮，于是乎“挥金买笑任施为”，“歌儿 *** 朝朝醉”。他本来要拜望的老前辈吕公早已奉使外出，无疑当遵娘子之嘱，早早回家;可当他拜访老朋友苏东坡，见到苏家歌伎琴操，便心气相投，把柳氏娘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与琴操日日盛妆骏马，向春郊十里漫游。“空闺独倚栏”的柳氏，夜夜盼郎归。一年不见丈夫音信，便派老家奴到京师探听消息。老家奴归来不敢说谎，报道：“大相公金挥土壤，买娉婷倾城模样。笙歌压倒平康，况又有娈童相傍。他乡，无人拦挡，全不念糟糠在堂。”听到苍头这番报告，柳氏气得“捶胸跌脚”、立即要“整办行装”到京城去，把丈夫追拿回来。老家奴给她出主意，劝她：“不如多觅歌儿 *** ，待相公归来，任其所欲，那时他怎肯远离乡邦，浪游湖海?”于是，柳氏改变成命，“将心头火暂时消降”，备下书信，招夫速归。
戏剧以陈慥言与行的矛盾，着力揭示陈慥的喜剧性格。陈慥接读妻子书信，“似听了将军令，巴不得一刻还乡井”。可还作责老苍头说：“这狗才，难道我怕老婆?”到家后，柳氏道：“望君早把归鞭整，将明珠十斛买娉婷，只要你从此收心，休如荡萍。”陈慥喜出望外，他压根没想到这是柳氏给他设下的圈套，便兴冲冲地问：“娘子既有此盛意，卑人再不想离家了，请问讨了几个?”柳氏说，讨了四个，而且取了美名，叫满头花、 *** 花、眼前花、折枝花。陈慥说：“越发妙、越发妙!娘子，我等不得了，快到后堂，叫他们出来奉酒。”四美人出场，真个把陈慥吓杀了，原来“一秃头、一大 *** 、一白果眼、一跛足”。柳氏要用这一绝招来制服丈夫，使他专心于自己。但并未奏效。时光流驶，苏东坡被贬，来到黄州。陈慥成了东坡雪堂的常客，与东坡、佛印或谈禅、或赋诗、或出游。陈慥向佛印禅师请教“惧内”如何求得解脱，佛印胡诌一通，陈慥只是念佛。苏东坡似乎猜透了老朋友的心思，说：“观季常倦倦下问，想正犯此病。”陈却神气十足地说：“陈慥是世上奇男子，人间烈丈夫，岂有怕老婆之理!”在苏轼面前是如此，到了家却是另一番面孔了。早晨，柳氏要梳洗，对陈慥说：“如今这时候了，快拿过妆台来我梳洗。”陈慥忙忙地照办，还***意奉承妻子几句，说：“照得你丰***翩翩百媚生。你这影儿，好似对门张员外家媳妇。”不料弄巧成拙，被柳氏斥责一顿：“你看上甚么张媳妇，却将我来比她!”摔碎了镜子。陈慥陪笑道：“奶奶休发怒，我与你扇扇。”柳氏发现这扇子极精致，定是风流少年所赠，不但扇打夫君，当即扯破画扇，而且给仆人下了道命令：“但有年幼的朋友来拜，竟自回他，休得通报。”恰在这时，发生了令人捧腹的场面：
(末扮苏院子上)为有看花约，因传折柬来。陈相公在家么?(生)外边有人声，我看是谁?(生欲出，旦扯生介)你且住!我去张一张，若是年幼的朋友，不许你出去。(张介)原来是一个仆人。你出去罢。(生出见介，末)苏爷方才失迎相公，今日天色晴明，南郊花事可玩。欲拉琴操陪相公游赏片时，特请小人奉请。(旦大叫云)不许去，不许去!(生慌背末云)琴操二字，不知可曾听见，若听见怎了? (回身向末云)院公，你可少待，我进去便来。(入见旦云)苏学士请我游春，并无他客。(旦怒视介)我素知东坡是风流人豪，寄兴花酒，况他欲拉琴操同游，你如何哄我?(生)那里是琴操，叫我是陈慥。(旦笑云)谁曾见主人请客，反呼客名? (生)原来娘子不知，我在洛中拜子瞻为兄，兄呼弟名，正是古礼。(旦)我这个信不过，若是 *** ，断不与你干休! (生跪云)若是 *** ，甘心受责。(旦)你既自招，奈家无刑具，你去隔壁借李大嫂昨晚打李大伯的竹篦来。(生迟疑介，旦大叫)还不快去! (生慢行自语介)叫我此去，如何开口。(旦扯生介)你说什的，莫不骂我么? (生)我怎敢骂你，我说李大嫂竹篦，自家要用，我书房中有青藜拄杖一条，何等方便，免得求人。(旦)你说的是，那藜杖颇坚，尽够你消受，快去取来!”(生入取杖出介)……(第九出《奇妒》、《六十种曲》中华书局)
柳氏的威严、泼辣，陈慥的畏葸、无奈、驯顺，“妒悍”和“惧内”的种种情态，呼之欲出矣。
然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不管柳氏如何“悍”、“惧内”，都不可能争得丈夫专一的爱，不可能阻止男人实行多妻。在后堂极驯顺的陈慥，走出家门，依然是寻春问柳，倚翠偎红。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男人狎妓和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为妻的干预，如柳氏居然作恶性反抗，那则是“伤风败俗、逆理乱常”。所以，剧中的苏东坡一直在谴责柳氏而支持陈慥，并为陈慥出谋划策降服柳氏。其中的妙计就是把侍女秀英嫁陈慥做妾，为陈慥生儿子，以此使柳氏不再“狮子吼”。此计尚未施行，而柳氏就气病了。柳氏把陈府闹得个天翻地覆，然后拉着陈慥上衙门，即告陈慥又告苏东坡，告他们“任意多求窈窕娘”，求青天大老爷作主。可是这位青天大老爷硬是站在陈慥一边，断柳氏无端诽谤，要“正纲常”。他话音未落，坐在屏风后面的县官太太大吼一声：“正什么纲常!待我来。”县官吓得从公座上掉了下来。县官夫人一手扯住县老爷，一手打落他的乌纱帽，命令道： “你跪着!”大骂：“你是驴粪球为甚官，你是面糊盆坐甚堂，黑白不辨怎把人发放。”又指着陈慥说：“似这般欺心的男子该流三千里!”很是给柳氏撑腰出气。原来神气十足的县太爷“头如捣蒜”，“身似筛糠”，被太太追打着溜进后堂。原来县老爷也是个“惧内”的官儿。
事情并没有结束，县官两口儿、陈慥两口儿嚷嚷着去请土地公公作主。这位神仙和县太爷、陈慥一个鼻孔出气，断两位女人的不是。土地娘娘气不愤，从后堂杀将出来，揪打土地公公，斥责他“断事情偏向”，告诫他：“俺这里拳头巴掌声声响。”要打得他“下寻地狱，上走天堂”。土地公公只得告饶。在《闹祠》(第十三出)这戏中，为官的、为神的、为民的都“惧内”，官太太、神太太、民太太都似凶神恶煞。作者意在嘲弄“妒妇”;但透过这荒诞、滑稽的戏剧冲突，我们却看到了受压抑、欺凌的女性对封建纲常的轻蔑和仇恨。
尽管柳氏拚命阻挠丈夫娶妾，陈慥还是依照苏东坡的计策，偷偷地把秀英娶过来安置在别室了。被蒙在鼓里的柳氏用滴水刻香为期来限制丈夫外出，甚至以预灯罚跪的手段来惩办不守规则的丈夫。这就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顶灯》这一出(第十六出)(《顶灯》，昆曲演出本改称《梳妆》)。柳氏手持青藜杖在书斋里等候“告***”未归的丈夫。早起点燃的香已燃尽，注在盘中的水已风乾。那时还没有现代的钟表，柳氏所使用的这种原始的计时方式提醒她，丈夫在外定有不轨行为。陈慥与苏东坡漫游赤壁归来，慌慌张张地嘀咕：“迟了，迟了，怎么好。”进了书斋。柳氏火冒三丈，大喝一声将青藜杖打在陈慥身上，陈慥立时跪下道：“奶奶请息怒。”柳氏丢去青藜杖对陈慥说：“你起来，你起来，我也不打你，将头发散了，你坐着，我与你绾起髻来。”陈慥喜孜孜地以为柳氏饶了他，便坐下来。他哪曾料到，柳氏这一招比青藜杖厉害多了。柳氏将他的头发绾成个匾髻，在髻上边安了盏灯，把灯点亮了。陈慥问妻子这是要做啥?柳氏说：“你若灭了灯，打二十藜杖。”陈慥叫苦不迭，但又不敢动弹。柳氏在一旁数落：“狂生何处漫游嬉，全不把盟言记也。你躲离家门，使我望眼欲凄迷。林薄外日沉西，早已香烟断，水痕稀，钟声发，你却落得归来醉也。我且不打你顽皮，只罚你跏趺坐，当一个供佛琉璃。”([小桃红])到二更天，陈慥道：“奶奶，放我睡一会儿，我明日再顶吧。”柳氏说：“不许，不许，我且进去，再出来看你。”柳氏自己去睡了，陈慥也不敢起来，还是愁眉苦脸顶灯端坐在书斋里，自我解嘲道：“头须正直，体怕倾欹。这苦何曾惯，兢兢敢移?浑一似土木形骸，又被那睡魔暗欺。”([下山虎])好容易等到柳氏在内室发话了：“你知罪么?”陈慥连忙答应：“我知罪了。”柳氏再问：“你再来敢迟么?”陈慥说：“我再不敢来迟了。”于是乎，柳氏才略释天威，吩咐道：“既如此，放下灯盏。不许进房来。就在斋中睡吧。”陈慥连声应诺，在书斋里放胆睡过去，一直到己时。柳氏觉得丈夫已回心转意，便命他：“此后只在斋中看书，我有茶饭送来与你，你不可仍前出门。”陈慥道：“敢不遵命。”陈慥是何等驯顺!然而，这一切都是***象。柳氏刚刚离开，陈慥就溜之乎也，“私赴莺期”，直奔新妾的住所了。柳氏从门缝里瞧不见丈夫的动静，知道自又上当受骗，审问老家奴，终于弄清底细，丈夫娶妾已成事实。这一消息立时使柳氏气得昏死过去。整出戏充满行动性。柳氏的威严、泼辣，甚至于刁钻古怪的性格，陈慥的***服贴、***驯服的两面手法，都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或者说陈慥和柳氏的性格推动着人物做出种种戏剧动作(包括人物的语言)。尽管作者明显地运用夸张手法，但他并不卖弄噱头，由于“顶灯”这一情节把柳氏“强作威”和陈慥“***意随”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读者、观众忍俊不禁，可谓“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李渔)。
当读者、观众笑过之后，不禁要问，柳氏胜利了吗?陈慥果真回心转意了吗?戏剧情节的发展告诉人们，答案是否定的。柳氏得知丈夫娶妾之后，她便***取更为严酷又更为笨拙的一招，企图以此来限制陈慥的行动。她用一根长绳子系住丈夫的一只脚，绳子另一端拴在自己的床脚上，让陈慥只能在书斋里活动，一扯绳子，立即召回内室。妙哉!陈慥居然乖乖地接受了这种约束。柳氏在里边一扯绳子，陈慥立刻跑进来请示：“来了，来了，娘子有何使令?”柳氏说：“偶然翻身落枕，快递与我。”不一会儿，柳氏又扯绳子，陈慥连忙跑进来：“来了，来了，娘子又有何差委?”柳氏说：“看杯茶来我吃。”陈慥乖乖地去弄茶。正当这位暗暗叫苦时，来了位巫婆。陈慥问她求援。这巫婆回家牵来一只羊，把系在陈慥脚上的绳子解下来，系在羊脚上，让陈慥悄悄地溜走。柳氏在内室照常扯绳子，听到的却是羊的叫声。柳氏不见丈夫，只见羊，大惊失色。与陈慥串通一气的巫走上前来，装出一副极惊骇的样子，摸着这头羊说：“这是陈门祖先，怪你积恶，故罚郎君变羊。”柳氏摸着羊呼唤啼哭：“我的丈夫啊，怎得你还人道脱兽群!”看来，柳氏虽然恨丈夫，但从心底里还是爱他。巫婆说：“你须斋戒三日，举家避于室内，我替你哀求鬼神，令放郎君，还复本体。” 悍而又善良的柳氏一一照办——她哪里晓得，这是陈慥参与的一场!
“变羊”这一情节不是剧作者汪廷讷的创造，而是渊源于在唐代就已流传的故事，《艺文类聚》曾收录。故事云：
京邑有士人妇，大妒忌，於夫小则骂詈，大必捶打，常以长绳系夫脚，且唤便牵绳。士人密与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羊，士人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怪，召问巫，巫曰：“娘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恸哭，自咎悔誓。师妪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师祝羊还本形，婿徐徐还，啼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婿曰：”犹忆啖草不美，腹中痛尔。”妇愈悲哀。后复妒忌，婿因伏地作羊鸣，妇惊起徒跣，呼先人为誓，不复敢尔。於此不复妒忌。(《艺文类聚》卷三十五人部十九“妒”中华书局版)
《狮吼记》第十七出的情节基本上袭用这一故事，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故事中的妒妇因何而妒，不清楚，而戏剧里的柳氏是为了***丈夫娶妾;二是故事中的妒妇经由丈夫“变羊”的教训，不复妒忌，而戏剧里的柳氏为了换回丈夫的“人形”，虽然应允丈夫娶妾，但她与丈夫、与妾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
戏剧从十七出(《变羊》)到十九出(《复形》)，柳氏始终是被剧作者戏弄的对象，但在这些荒诞得近于取闹的场面中，包含着一个严酷的事实：封建阶级男子拥有的特权，女子是无法动摇的。可以想象得到，一夫多妻必然给家庭生活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戏剧作者没有掩饰这一点，在第二十出(《争宠》)里，妻妾之间、柳氏与陈慥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柳氏又一次气得昏死过去。然而剧作者又总是想方设法去降服柳氏，于是借柳氏昏死之机，设置了柳氏灵魂游地狱的情节。让这位敢于惩治男人的女子去接受闫罗王的审判，承受“嫉妒盖世，残酷逆天”的指控，以及“扭手枷项”、“鞭背”、“脑箍”等种种刑罚。可怜的柳氏幸遇佛印禅师搭救，方得从黄泉路上逃回。但闫王又不立刻放还，而令佛印引领柳氏游一趟“纵横二十万里”的“阿鼻地狱”，参观在那里经受种种刑罚折磨的一系列“有罪”的女子。柳氏经过这场梦游之后，终于大彻大悟，不但不妒不悍，而且一心向佛。儒家礼教不能实现的目标，经由释家说教达到了。这也许就是儒、释互补吧。
汪廷讷编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陈慥的家庭矛盾消除了，妻妾之间十分和谐，秀英生了儿子，作为正妻的柳氏也为丈夫了却“有子万事足”的心愿，担负起抚育的重任。转眼之间，儿子陈谟长大，“潜心孔氏书，寄兴相如赋、立志光宗耀祖。果然，陈谟被苏东坡举荐为东宫伴读。一时父子 *** ，欢喜过望云云。这个索然无味的老套子，表现了汪廷讷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愿望：既要享尽艳福，又要免去妻妾之争。他们以为一方面依靠封建礼教的力量，一方面又借助于佛家说教，似乎儒释结合，封建主义的多妻制婚姻便可巩固，封建家庭的秩序便可维系。其实，这种虚构又岂能掩饰女性的痛苦和眼泪。《狮吼记》所产生的客观意义和认识价值，恐怕是剧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由四句诗构想出一部大戏，我们不得不佩服汪廷讷的艺术想象力，而一部大戏中有那么多足以引人捧腹的场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汪廷讷是喜剧艺术的行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得好，“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狮吼记》最引人发笑的角色，不是净、丑扮演的人物，而是生、旦扮演的男女主人公。这反映出剧作者观察生活的独特角度和表现生活的过人技巧。戏剧史家称赞《狮吼记》“为明清滑稽剧中最杰出者”(庄一拂《古曲戏曲存目汇考》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决非过誉。《狮吼记》喜剧特色的形成，得力于夸张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着意把陈慥的“惧内”心态和柳氏的妒、悍言行发挥到极致，使之产生荒诞的效果，从而引发观众的笑声。此外，语言的本色天成，特别是宾白的生动活泼，构成了《狮吼记》喜剧特色的基础。汪廷讷显然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素材，很难想象那种满篇生僻典故的曲词和宾白，观众、读者连意思都不懂，怎么可能笑得起来。所以，《狮吼记》不是那种案头文学，而是可以付诸演出的脚本，其中若干出已成为昆剧的传统剧目，如《跑池》(即第十一出《谏柳》)、《梳妆》(第十六出《顶灯》)等。可见，由于《狮吼记》的成功，陈 “惧内”故事在民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的家庭里，妻、妾都是受害者，但妾的命运往往更不幸。封建文人同情这些不幸女子的遭遇，一方面谴责作为正妻的“妒妇”，一方面又虚构出能纳容侧室的“贤妇”形象，以表达他们的妻妾和谐的观念和愿望。因之，在明清戏曲中除了《狮吼记》这样写“惧内”与“妒悍”并重的作品之外，还有侧重表彰“贤妇”或谴责“妒妇”、或兼而有之的剧目。如僧人湛然(万历中前后在世)的《妒妇记》写房玄龄夫人至妒，宁妒而死，不愿不妒而生，在皇后面前饮鸩自尽。《远山堂曲品》著录剧目，并略有评介，剧本没有流传下来。吴炳(1595—1648年)的《疗妒羹》以广陵女子冯小青十六岁嫁给杭州冯某为妾，被正妻折磨致死的现实生活的悲剧为题材创作而成，令人遗感的是剧作者把现实中的悲剧粉饰为艺术上的喜剧。虚拟小青死而复生，在吏部员外郎杨不器的贤夫人颜氏撮合下，嫁与杨不器为妾，一年后妻妾各生一子，皆大欢喜云云。既贬斥了悍妇，又褒奖了贤妇，可谓用心良苦。(《疗妒羹》见《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明末清初范希哲的《十醋记》(见《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与上述剧作不同，不仅没有谴责“妒妇”，而且刻画了一位“妒里生香”的正妻师氏的形象。这部长达三十六出的***有两条情节线索并进，一条是以郭子仪平息安史之乱有奇勋，晋爵为汾阳王，七子皆封列侯，“满门金紫笏纵横”为主线，另一条是以朔方节度使龚敬与正妻师氏的感情纠葛为副线，其中有《醋表》、《醋义》、《醋成》、《醋感》、《醋授》、《醋功》、《醋锦》、《醋阻》、《醋致》、《醋慨》等十出描写了师氏的“妒”，故称《十醋记》。剧作者刻意将师氏描绘成有主见、有谋略、有德行的贤妇，在关键时刻总是她左右着丈夫，使龚敬“三番性命相关，尽在妒中幸免”，因而最后身为内阁中书令的龚敬不禁慨叹：“老健方知妒妇贤”。由于师氏“妒里生香”，龚敬顺利地娶了美妾，在安史之乱中保全了身家生命，并且立功升官，子女双全。这样，剧作者就把一夫多妻家庭得以和谐之关键，归之为正妻的贤惠，也就是说正妻的道德品质的完善，可以巩固封建家庭的秩序，也可以维护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当然，不管是《狮吼记》还是《十醋记》，它们给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制度开的药方都是徒劳的。汪廷讷、范希哲都不敢承认一夫多妻本身就是封建家庭矛盾丛生的根源，实际上一夫多妻也就消灭了纯真的爱情。因此，他们不可能去否定这种落后腐朽的封建婚姻制度，而只能想方设法去修补这种制度的百孔千疮。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1. 苏轼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诗句
苏轼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诗句 1. 苏轼 王安石变法
苏轼的确不太赞同新法，写了一些描述百姓苦难的诗文。
李定等人主要把苏轼的诗文扭曲成讽刺皇上，讽刺朝廷，而苏轼不是这个意思。很多“罪状”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相当于“文字狱”。
苏轼终于朝廷，但不恭维顺从不合理的政策。得罪了“新党”的很多人，新党中有好人也有小人。王安石是个心怀天下的政治家，着力推广改革；而李定等小人则残酷地鞭挞异己。
宋神宗是个英明开放的君主，支持新政，但也很欣赏“旧党”苏轼的才华和忠心，刻意宽容苏轼，减轻罪罚，其中王安石也为苏轼求情。
2. 苏轼和王安石
怎么说呢！我们的王安石属于张居正式的人物，眼里揉不得沙子，苏轼确实也对当时变法的客观因素提出了比较中肯的见解，但是我们的王改革家又是一根筋，所以九头牛也没法拉回来了。
再加上一些误解，导致了苏轼的杯具。可以说他们不是政敌。因为根据后来苏轼对司马光的不满可以看到他是个比较客观实际的人，记得有著名人物说过，苏轼自己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自身即有文人寻求超脱的理想，寻求道家的自然无为，又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想通过仕途平天下。所以两头都放不开，导致自己处在夹缝中，两边不讨好。
3. 苏轼王安石变法苏轼的“乌台诗案”,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众所
苏轼的确不太赞同新法，写了一些描述百姓苦难的诗文.李定等人主要把苏轼的诗文扭曲成讽刺皇上，讽刺朝廷，而苏轼不是这个意思.很多“罪状”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相当于“文字狱”.苏轼终于朝廷，但不恭维顺从不合理的政策.得罪了“新党”的很多人，新党中有好人也有小人.王安石是个心怀天下的政治家，着力推广改革；而李定等小人则残酷地鞭挞异己.宋神宗是个英明开放的君主，支持新政，但也很欣赏“旧党”苏轼的才华和忠心，刻意宽容苏轼，减轻罪罚，其中王安石也为苏轼求情.。
4. 苏东坡改王安石的诗
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提纲，我随便说说，楼主你看能用就用，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故事主要集中在东坡改错诗句上，虽然苏东坡是大文豪，多才多艺，但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一个人的见识其实是有限的，这包括阅历和学识两个方面，东坡居士虽然在学识上登峰造极，但是在阅历上，此时尚不及学问。这两句诗不合常理，百思不得其解之下贸贸然改了诗句，未经主人同意，其实是有点不妥的。
东坡居士的傲气由其少时的对联窥见一斑，“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结果被人上门踢馆。其实这句话实践起来有困难，庄子还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呢。
这个题材的寓意就是，无论做学问做人做事，都应当谦虚谨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学习的同时，应当多增加阅历，毕竟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则，尽信书不如无书。
扩展，还有一点零零碎碎的想法，有人说王安石因此贬苏东坡去合浦，说到合浦，还有个合浦还珠的典故。其实王安石和当时的变法的反对党头头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道德品质上，都是白璧无瑕的。而且苏轼也不是完全反对变法，应该是相信王安石的人品的。
5. 王安石给苏轼写了哪些诗
故事与诗，你看搭不搭边
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6. 王安石变法和苏轼有什么关系
王安石变法和苏轼有什么关系
北宋神宗年间，朝廷想要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便让王安石展开变法运动，后人称为“王安石变法”。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运动，其中就有苏轼。苏轼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和***。推行变法前，苏轼指出王安石变法措施太为激进，在北宋社会根本走不长久。
王安石与苏轼画像
1069年，苏轼曾给宋神宗三次上书谏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其中，苏轼就王安石提出的《贡举法》向宋神宗提出了意见。苏轼认为，王安石倡导的人才选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只重视能力而不注重人品，如果选拔人才按照《贡举法》来选举，那么朝廷上将会滋生很多投机分子。苏轼正面批评了王安石选拔人才弃百姓的利益而不顾。随后，苏轼遭到了王安石等改革人士的打压。但是，这并没有让苏轼放弃，他又给宋神宗上书两次，全面抨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弊端。以《雇役法》为例，苏轼指出，助役钱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对那些投机取巧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仍然能从其中获得大量的利益。如果这一措施实行，只会引发百姓的哀怨。
苏轼三番五次的谏言根本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毕竟只是一位官职不高的文官。苏轼明知道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依然上书提示改革措施的弊端，足以看出苏轼是位大智大勇的人才。不久之后，苏轼遭到改革派的排挤而离开了京城。随后，他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上书给宋神宗，向他说明改革后百姓的生活状态。
对苏轼的评价是怎样的
苏轼，因其才华出众，才思敏捷，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后世之人将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此之外，苏轼还有哪些特点，人们又都是从哪些方面评价他，如何评价他的呢？下面咱们简单分析分析。
苏轼图像
首先，单从外貌论，很多人评价苏轼是一名翩翩公子，风流倜傥，深得女人的喜爱。这点从他一生中的婚姻便能看出一二，苏东坡一生曾娶妻三任。在第一任妻子王弗死后，其堂妹王润之因一直暗恋姐夫苏轼便托人做媒，最终也是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任苏夫人。为了怀念逝去的妻子，苏轼曾作《江城子》一词，深深地抒发了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怀，也因为此，他被后世评价为多情之人，也算是当之无愧。
其次，单从目标方向论，人们对他的定义则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之人，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永不放弃。少时的苏轼是很崇尚儒家思想的，他也一心为考取仕途，以取得功名然后报效朝廷为自豪。但他显然并不被命运之神所眷顾，仕途之路也算是一波三折，风波不断，更曾经因为得罪新派势力而被冤枉入狱，出狱后苏轼曾经一度重新被任用，但很快地又再次被一贬在贬。但这种曲折的经历，并没有打消苏轼的最初方向和理想，从这点来看，他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为之人。
最后，单从思维论，评价苏轼是一个思维开阔，豪迈大气之人可谓是精准确切。他的诸多作品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豪迈之师，当属苏轼。
苏轼旷达词有哪些
苏轼，世人称之为“苏东坡”北宋人士，著名的豪放派诗人、政治家、文学家，苏轼因为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歌被称为“宋代的典范”，他的词被誉为“为词立法”。
苏轼雕塑
苏轼的文学造诣虽然高，但是他留下来的词作其实并不多，据统计，才三百余首，但是苏轼的词又被称为“旷达词”开创了词的新的篇章。
政治变幻莫测，云播诡谲，很多读书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想报效朝廷，但是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陶渊明的诗多有对贫苦、疾病的感叹，豪放派李白的诗有郁郁不得志的愁苦，杜甫的诗也常包含抱负无地施展，仕途失意的寡欢，但苏轼的诗却显示出了不一样的胸怀，对人生愁苦的谅解。
苏轼旷达词的形成与苏轼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苏轼一生，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虽然多次遭受贬谪，但他仍不像现实低头，不随波逐流。苏轼通晓儒家、道家，形成了他豁达的胸襟、乐观开朗的个性，即使面对最窘迫的“乌台诗案”，让他对政治失去的信心，但也没有打击他自然的生活态度，即使被贬，到达被贬之地，仍为民办事，建立医院、学堂等等，被当地人成为“苏贤能”。
苏轼的旷达词不论是感怀悼念还是壮志未酬，亦或者内心孤寂，他都***用超然旷达的处理态度，透露对人生希望的执着和追求。
7.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对是错
其实我们后人评教是非功过，是无论如何也能说出一番理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就完全是站在一个文人的立场上来看，总觉得对变法的评价有失偏颇，甚至相当刻毒。但此书被奉为写东坡的经典，可见其还是有道理。不过，我更认为，因客观从历史环境偶然因素等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历来非大智大慧者而不能变法。王安石自幼聪明绝顶。甚至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他的许多举止非常像患有孤独症的天才们。而最主要反对他的司马光，也固然聪明智慧，但若把司马光用聪颖描述，那王安石则是智慧了。首先，变法本身无错，我们可以看到，宋朝之所以短时间内富饶了起来，很大程度归功于新法。可惜新法实施的环境太过恶劣，因其所针对的士大夫富商以及贵族阶层从中没有任何明显的好处，宵小之辈仰荆公之权而纷纷攀附，狐***虎威打击旧党，铲除异己，又给新法添了很多阻力。到新法实施的后半段，其实王安石已经退居山野了。所以新法失败，不能说明王安石变法之错。
再来看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原因之一、苏洵携苏轼苏辙上京赴考，三苏即刻名满天下。而就在三苏志得意满之时，王安石凭着自己的观察对皇帝说了批评苏洵的话。而苏洵后来又恰恰写了一篇历来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新法的《辩奸论》（言语尖酸，近乎人身攻击，有点幼稚）。虽然有人说苏洵心里事实上是支持变法的，那也没办法啦。百善孝为先，苏轼苏辙乃至孝之人嘛，所以就算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支持新法，表面上也绝不可认同。所以苏轼年轻时对新法一概否定。这便属于偶然因素。原因之二、新法是宋朝全国上下渴望迅速富强收复江山而诞生的一剂猛药，恰好迎合了当时大多数的心态。而苏轼凭其在古书中萦浸多年的知识积累与自身的才华意识到猛药不如温和调理。其实从人体的角度而言，猛药虽一时有效，也容易激起疾病被打压一阵后的大规模反抗，不如温和调理，慢慢歼灭。可见苏轼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不满变法那迅速猛烈的进程。其实这一点上苏轼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但新法则不然，所谓夜长梦多，新法也便是在后来人的拖沓中告败，被司马光毫不留情一扫而空。
另外，新党被从朝野清除后，苏轼在旧党那里还是没讨到任何好处。他率性天真，对于人与政治的看法都太过简单，因批评旧党的所作所为，又兼名满天下，被旧党深深畏惧，早早就把他又给贬走了，而且比新党还狠，贬到岭南不说，又贬到海南。
可见，政治上并非对与错那么简单的。而且苏轼在生活中和王安石一点瓜葛都没有，而且还非常仰慕王安石的思想为人，王安石也很欣赏苏轼的诗才，曾约他一同隐居，奈何彼时苏轼虽心动，而皇命在身，亟需赴京呢。
若实在要分个对错，我想可以说，王安石新法本身无错，但其中不乏用人不当等错，以致不能成功实施。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大（几乎没有，只是提供了许多话题而已，因苏轼虽然文***一流，才名满天下，但政治上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发言权……可惜了），但他遵从了自己的主张与本心，不畏强权，亦是无错。
回顾历史，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等变法，他们的主张没有错，但当时反对的人此起彼伏，因不是所有人的目光都和敢于变法有能力变法的人相匹敌。所以，不能因一个名人的反对而评价另一个名人之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相应的，古时这些变法者除了王安石比较安逸急流勇退了，在山野间虽然郁郁但还是暗渡了晚年，其他几个，不是被皇帝杀就是过劳死。。唉。。变法诚然为国为民，但毕竟会有损原先的一批达官贵族的利益啊。
苏轼反对变法（被利用了）无错，王安石变法亦无错。
8. 王安石变法对苏轼词风的影响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乌台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问题一：苏轼被称为什么之一 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也是三苏之一
苏轼于宋仁宗景?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2]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3]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4]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5] 好美食，[6] 创造许多饮 *** 品，[7] 好品茗，[8] 亦雅好游山林。[9]
进京应试
嘉?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1]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问题二：苏轼有哪些称号 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撤(车字旁的)合称'三苏';又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二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为人宽大如海。苏轼中进士时二十一岁，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问题三：苏轼有哪些称号？ 苏轼姓苏名轼。其父苏洵曾揭示其取名本旨云：“轮福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嘉佐集?名二子说》取名似乎暗含有“促其自励以成大器”之意。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世人合称“三苏”。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清人张鹏翮撰其三苏祠联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称为“四大家”。苏轼的称谓约有数十种，今据冉先生《苏轼的称谓》择其主要者加以补充说明，并作一点考证，略述于后。
宋人陈师道《后山词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退之”即韩愈之字，子瞻即苏轼之字。《白虎通德论》指出“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其字即知名”。可见字和名大都互相关联。“瞻”者“远望”也，盖取义于《左传》“登轼而望之”。苏轼虽叫“大苏”，但他不是苏洵长子，还有一兄名“景先”，在苏轼三岁那一年（1038）夭折，因此，苏轼又有一字“和仲”，跟名失掉关联。后人称他“长公”，纯属敬称。“长公”“次公”“少公”与“伯”“仲”“季”排行呼名相类。晁补之《同鲁直和普安院壁上苏公诗》云：“龙蛇动屋壁，知有长公诗。”因此，明人编有《苏长公合作》《苏长公表启》《苏长公文燧》等书。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黄州。友人马正卿为他在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他为这块山下荒地取名“东坡”，又自号“东坡居士”。据考，宋人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白乐天为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愿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东坡”之称，乃袭用白乐天的原名。
珐而，称谓“东坡”者众。如陆游〈〈渭南文集〉〉称：“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辞多不协律”；而元好问〈〈新鲜乐府引〉〉则称：“自东坡一出……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东坡”见于褒贬文辞之中。又如陈廷焯〈〈云韶集〉〉云：“东坡词极名士之雅，稼轩词极英雄之气。”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东坡”见于苏辛并称之中。同时，连苏轼自己撰文也常称“东坡”。如〈〈朝云墓志铭〉〉云：“东坡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四年，忠敬若一。”文中“东坡”代替了“余”之称谓。
后来他又“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葺堂五间。堂成于雪中，因绘雪于四壁，榜曰东坡雪堂。”（引自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十一）南宋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云：“我宋人才盛元佑，玉堂人是雪堂人。”“雪堂”可算是苏轼的别了。
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卷四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黄升《花庵词选》论陈与义词，曾云：“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有人将“坡仙”改作“苏仙”，同样是誉称。黄庭坚《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邀诗》云：“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
苏轼一生，历尽坎坷，晚年流放岭南，后虽遇大赦，但病卒于常州。直到南宋孝宗朝（1163），才给予平冤昭雪，恢复名誉，并赠太师，谥号文忠。（见《宋史。孝宗本纪》）后人遂称苏轼为“苏文忠公”。清人王鹏运《半老塘遗稿》云：“北宋人词……惟苏文忠公之清雅，琼乎轶尘超迹，令人无从趋步。”上述《二老堂......>>
问题四：苏轼和哪几位名人并称什么？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畅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轼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又合称“苏门六君子”。
问题五：在苏轼的什么中 苏轼和哪2位被称为3苏 北宋散文家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为苏东坡）、苏辙（1039～1112)被称为三苏 。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
问题六：苏轼的什么并称苏轼四绝 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纵观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仕途不顺，然而，苏东坡豁达的胸怀一直被后世人所称赞，苏东坡能有此胸怀和他的养生之道息息相关。有一次，苏东坡的好友张鹗，向他请教养生之道。苏东坡大笔一挥，写了养生四绝：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
接着，苏东坡解释说，“无事以当贵”，也就是说人不要把功名、利禄和荣辱得失，看得太重，如果能在情志上任性逍遥，随遇而安，无事以求，比大富大贵更能使人延年益寿。
“早寝以当富”，对老年人来说，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特别是早睡早起，以求获得更多财富更显富贵。
“安步以当车”，是说人不要太讲求安逸，应多步行，少骑马乘车，多运动就可以强健肢体，通畅气血。
“晚食以当肉”，主要说，人应该用已饥方食、未饱先止，从而做到对美味佳肴不会贪吃无厌。
东坡的养生之道也启示我们，养生首要是陶冶心性、情操，其次要有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多运动，吃饭七分饱，不挑食，这样自然能延年益寿。
问题七：苏轼的雅称是什么? 苏轼（1037～11罚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四川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
问题八：一般称苏轼为宋朝诗人还是词人？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宋诗中有“苏黄”的并称；宋词中则有“苏辛”同列，他在这两方面的造诣非常之高，诗词中都有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著作，对后世皆有深远影响。因此并不能简单的把他列为诗人或者词人。
问题九：苏轼被称为什么之一 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也是三苏之一
苏轼于宋仁宗景?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2]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3]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4]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5] 好美食，[6] 创造许多饮 *** 品，[7] 好品茗，[8] 亦雅好游山林。[9]
进京应试
嘉?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1]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问题十：苏轼有哪些称号 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撤(车字旁的)合称'三苏';又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二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为人宽大如海。苏轼中进士时二十一岁，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至少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者其诗文造诣
一代文豪，文学作品浑然天成，独树一格，开一时之风。令后来者山高水长，仰之弥高；
二者其胸襟情怀
即使屡遭谪遣，人生起伏如***，其豁达坦荡，胸怀如海洋。令后来者敬佩不已。
特别是苏轼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今天我们吟读苏轼之诗、之文、之词，品味其书画，再看他得意或者贬谪之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很好的启迪。他执着而善于变通，独特的思维和人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己，未曾有所改变。有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实在是中华之幸，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精神之集大成者。
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