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元璋和雍正在反腐上都放大招,谁更牛

2.有的人把自己的不幸,自己的倒霉怪在别人头上,这种人是不是有问题?

3.郁达夫《给一个青年的公开状》的全文,谢谢。

4.臧翻译

5.文字狱比较著名的事例

朱元璋和雍正在反腐上都放大招,谁更牛

枭首示众怎么做-枭首示众任务在哪里交

朱元璋反贪腐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发动并全程领导了史上最大最严的反腐肃贪运动。他以猛治国著称,大力打击贪污。他的“重典治国”思想不只为遏制官僚腐败。

朱元璋出身贫苦,是个孤儿,讨过饭,当过和尚,深知老百姓的疾苦,对贫苦百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对贪官污吏则怀有异常强烈的刻骨仇恨。所以,朱元璋即位后,大批不法贪官被处,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数万名官员。

朱元璋为了加大反腐力度,设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其组织之严,权力之大,都是前朝历代绝无仅有的。在中央朱元璋设立最高反腐机构都察院,将刑、检、法职能集于一身。不久又设置六科给事中,专事纠举弹劾六部中的贪官污吏。在地方上,除了有朝廷派遣的监察御史外,同时又在各省设按察司,掌监察之职;后来又设立“巡抚”制度,由朝廷派亲信重臣大臣到各地出巡,监察地方官吏。

朱元璋为了惩处贪官,不惜屡次砍掉成千上万官员的头颅,也不惜顶着官员们对他形成的巨大怨气。但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朱元璋不仅敢于大批处决贪官,他还创造了无数的让人脊背发凉的残酷严刑。

严刑峻法严到什么程度?朱元璋规定了贪污60两以上的银子的属罪大恶极!60两拿到现在,也就是12000块钱。要把这个人处剥皮实草,这个官员要悬挂在公堂上,给后来者当作儆戒。每个县里头都有一个地方剥皮场所,叫皮场庙。

朱元璋在铁腕反腐的同时,还鼓励民间反腐。

朱元璋为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运动,非常重视发动百姓,鼓励百姓举报,他认为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百姓发动起来,贪官污吏就没地方藏身。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向全国颁布了《大诰》,其中有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官员,赋闲的官员,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当地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可以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南京)。如有人胆敢中途拦截,则枭首示众。

朱元璋担心到南京申怨的老百姓见不到自己,特意在通政司的门口放置一块红牌,上面书写一行字:“凡是想向我报告却又不能进入宫殿者,取拿此牌,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各门守卫、官员不得阻拦”。

在此之前,在封建王朝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官府随意抓捕、捆绑老百姓,而赋予百姓直接捉拿贪官污吏的权力,还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为了防止此行为虚设,同时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但凡是民间有冤情,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百姓们,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并由在那里负责的御史带着上奏;为了让下级官吏有参政机会,朱元璋打破常规,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朱元璋不仅允许民告官,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他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截访”,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于是,在朱元璋的反腐力度下,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

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之多,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

朱元璋还把很多他所处理的贪污、为非作歹这一些案件的案例编成了一本书叫《大诰》。这个《大诰》他要求各家各户都有一本,如果你家里藏了《大诰》,那么在审刑的时候可以罪减一等。

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力度猛、出奇招,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

再来说说雍正皇帝反贪腐

康熙驾崩,雍正接手政权时,国库空虚,原因是贪污腐化十分严重。

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在追查贪官时,就是也不放过他,让他的子孙做穷人。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抵赖,借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故在他当政那段时期,贪污几乎灭绝,官场上下人人如履薄冰,清廉保身,成为历史上一大怪状之一。

雍正知道基层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

(1)靠上司包庇

(2)借钱粮充账

(3)花小费报销。

为此,雍正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模式》。

雍正成立了一个叫“会考府”的机构: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但是,肯定有不怕的,不信邪的,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具体办法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这样一来,就有些还不起钱的官员,对此,雍正的办法是抄家。

元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格搜查衙门,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乱世用重典,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遇到了这种皇帝,贪官们真只有“路一条”了:因为依照人之常情,不过头点地。人一,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但对不起,没完!我雍正不吃这一套,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我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在雍正时代,贪污犯们连“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抵赖,借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雍正还有一招绝的: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改为诺敏赐、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

雍正说:杀贪官一定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朕告诉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自称是孔子和孟子的门徒,让他们见一见这血淋淋的场面,比他们关在房子里去读一百部《论语》、《孟子》还管用得多呢!

牛逼吧!这才真是不一般的狠啊!但效果极其明显:这一系列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雍正强力反贪腐,点多面广,措施犀利凌厉,而且深度深,起码在雍正朝,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有的人把自己的不幸,自己的倒霉怪在别人头上,这种人是不是有问题?

那要看他怪在别人头上,然后是有多严重的一个事情啊,按道理来说,其实这些人有一个同样的毛病,就是无论事情的大小或者这种无论是事情发展的严重性如何多好,他怪在别人的头上,其实只是他自己内心缺少了一个面对失败的勇气,而且甚至有时候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也是希望别人去帮他选择就是他会害怕,但凡如果以后他自己后悔了,或者说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了之后,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够怪罪的苗头,就这些人其实有时候说实话你说他自卑也好,你或者说说他是有点自大也好,就是他更多的是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失败,他甚至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的失败,所以他想要去怪罪别人,甚至会把自己所遭遇的不幸,遭遇的倒霉的事情也快在别人的头上,就是想要撇清自己。但也要看这个事情的大小,如果说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像个发疯的一个状态的去怪罪别人,那肯定是不对的,那这样子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真的一种很小的事情然后去怪罪的话,那这个这种人你可以跟他多相处起来之后,你才发现他的人品是怎么样的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说是那些动不动的又怪罪到你头上的那一种,尽早的远离,因为这种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郁达夫《给一个青年的公开状》的全文,谢谢。

今天的风沙实在太大了,中午吃饭之后,我因为还要去教书,所以没有许多工夫和你谈天。我坐在车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飞进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后四点钟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红圈,还没有退尽。恐怕同学们见了要笑我,所以于上课堂之先,我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我今天上你那公寓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想趁着这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功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

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始终没有买成。尤其是使我羞恼的,因为恰逢此刻,我和同学们所读的书里,正有一篇俄国果戈尔著的嘲弄像我们一类人的小说《外套》。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从数目上讲起来,反而比从前要少——因为现

在我不能向家里去要钱花,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我曾经立过几次对天的深誓,想把这一笔糜费节省下来,但愈是没有钱的时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讲这一番苦话,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而先事预防,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H,H又不纳,穷极无路,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吓,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哔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大学毕业生坐汽车,吸大烟,一攫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们都是为新上台的大老经手减价卖职的人,都是有大力枪杆在后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几个什么长在他们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点说,他们至少也都是会爬乌龟钻狗洞的人,你要有他们那么的后援,或他们那么的乌龟本领,狗本领,那么你就是大学不毕业,何尝不可以吃饭?

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男看护,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

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第一天相持对哭一天,第二天因为哭了伤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巢睡去一天,既可以休养,又可以省几粒米下来熬稀粥,第三天以后,你和你的母亲妹妹,若没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紧紧的挤在一处,以体热互助的结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样;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冻伤,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现在我既没有余钱可以赠你,就把这秘方相传,作个我们两位穷汉,在京华尘土里相遇的纪念罢!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往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前的一刻半刻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的享乐一回。

但是我听你说,你的故乡连年兵灾,房屋田产都已毁尽,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五年来音信不通,并且现在回湖南的火车不开,就是有路费也回去不得,何况没有路费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现在我为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两个下策来对你讲罢!

第一,现在听说天桥又在招兵,并且听说取得极宽,上自五十岁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应募之后,马上开赴前敌,打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虽然不能说是为国效忠,也可以算得是为招你的那个同胞效了命,岂不是比饿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况且万一不开往前敌,或虽开往前敌而不打的时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现在的这种纯洁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现在想进大学读书一样的精神来宣传你的理想,难保你所属的一师一旅,不为你所感化。这是下策的第一个。

第二,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罢!偷到了,不被发觉,那么就可以把这你偷自他、他抢自第三人的,在现在社会里称为赃物,在将来进步了的社会里,当然是要分归你有的东西,拿到当铺——我虽然不能为你介绍职业,但是像这样的当铺却可以为你介绍几家——里去换钱用。万一发觉了呢?也没有什么。第一你坐坐监牢,房钱总可以不付了。第二监狱里的饭,虽然没有今天中午我请你的那家馆子里的那么好,但是饭钱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么什么司令,以军法从事,把你枭首示众的时候,那么你的无勇气的自杀,总算是他来代你执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活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我写到这里,觉得没有话再可以和你说了,最后我且来告诉你一种实习的方法罢!

你若要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乡的亲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去试一试看。因为他的那些堆积在那里的财富,不过是方法手段不同罢了,实际上也是和你一样的偷来抢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去很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1924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

绝对完整

臧翻译

洪邑县人陈容是一个年轻书生,因为钦慕臧洪,所以在臧洪手下担任东郡郡丞(这官也不小了,几乎等於副)。东武阳未被攻下前,臧洪派陈容出城。臧洪被执时袁绍命陈容在一旁看(袁绍真是变态),陈容见到臧洪要了,起身对袁绍说道:「将军(指袁绍)举大事是要为天下除暴安良,没想到独独先诛杀忠义之士,根本不合天意。臧洪之所以如此全是为了郡将张超的缘故,奈何杀之?」袁绍听了相当羞愧,左右之人怕袁绍恼羞成怒也杀了陈容,便叫人把陈容强拉出去,并对陈容道:「你哪一点比的上臧洪,何必要学他一起找呢!」陈容一边被拉出去,一边回过头来说道:「仁义这档事怎会是某些特定人物专有的品德呢?蹈之则为君子,背之则为小人。今日我宁可与臧洪同日而,不与你袁绍同日而生!」陈容因此也被袁绍杀掉。当时在座的人莫不叹息,私下说道:「怎麼在一日之间就杀了两位列士呢(这左右与在座之人看来还有几分风骨,搞不好就是田丰沮授之徒)!」早些时候臧洪派遣两位司马出城向吕布求援,等到他们回来时东武阳已经陷落,皆赴敌而。

文字狱比较著名的事例

由清代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楼主

最近看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里面摘引清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中的一段话,觉得有点意思,摘录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碟以为前事之师,而书之有者无几。呜呼!……”

我常听见有人为清朝文化专制辩护说,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所以满清也并不特别值得谴责,甚至无足道。其实这是不确的。

第一,从维持的时间来说,满清的文字狱,对文化严厉摧残百年有余,这一点,无论焚书坑儒还是都不能与之相比,一长一短,后果便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压制的规模广度程度上说,也有差异。

记得鲁迅曾经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秦始皇叫过屈,说秦始皇虽然烧书,但技术科学方面的书籍是保留的,而且也有容纳博采别国思想的气量,所针对的仅仅是一披泥古不化的儒生和骗人的方士而已,所以和德国纳粹的焚书是有本质区别。

至于,把某某书批判成毒草倒是有之,把某某书籍彻底从地球上消灭禁绝。或者任意篡改的想法,却是从来没有,相反有些自信的可爱,一定要被批判的书作为毒草标本靶子来加以攻击的,如果靶子没有了,那还怎么攻击,怎么批判呢?

清朝的就不是这样。我买了一本《清代总述》,我大略翻了一翻,看看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那就实在不知道清朝的统治者肚子里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明明是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那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敏感程度似乎已经有些神经器质变的征兆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取几个字,看看以这几个字开头的,有哪些书是被满清禁毁的。

先看个“经”字,禁毁名单有《经锄堂集》《经话甲编》《经济考》《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史辨略》《经史辩体》《经史镜》《经史提纲》《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文新编》《经世文新编序》《经世要略》《经武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

这些书被禁毁的原因,有些我也看不太明白,比如《经锄堂集》介绍里说是清叶奕苞纂写,而这个叶奕苞“博雅,擅诗歌,能画,康熙年间荐试鸿博,有《金石补录》等著作”,从这个介绍来看,似乎应该是清庭的一个好奴才,好帮闲,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本书“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之中”,莫名其妙。

至于《经济考》则被禁的原因都没有介绍,就交代说是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

《经济类考约编》则总算交代了被禁的原因,“此书因‘内有龚定孳序’,而为安徽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个龚定孳是谁?他做了一个序,一本书就被禁毁。

《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全都是明朝的人写的书,对于谈明色变的满清来说,这些书被禁毁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看看“军”字打头的,这个比较少,只有三本,两本是同名的书,都叫《军器图说》,另一本是《军中遗稿》,都是明代人的作品。第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根据介绍,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此书为江苏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准禁毁”。另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代朱铮撰写,被收入《索引式的总录》全毁书目内

我们最后不妨再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字“明”,以这个字打头的禁毁书籍太多,故只列名单。下面就是了: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我数了一下,光是以“明”字打头的被满清禁毁的书籍就接近一百五十种。

因为好奇去看了《明宣宗宝训》禁毁情况的介绍,摘录如下“乾隆四十八年九月,检查红本办应销毁书籍总档载,此书‘系宣德宝训,查从前明代实录宝训已经奏明销毁,此册仍应销毁’”

《明杂录(佚名)》的情况似乎更有趣味,这本书的作者是清朝人,自己在书的序里就已经战战兢兢的说“后编所载之事皆出自……等书,并不敢妄增一字,第未经本朝颁定,似乎未可尽信。兹姑仍其旧说约略成篇,以自附于蒙瞽之义也,待史馆告成,此册竟作覆瓿可也”。也就是说作者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低三下四的承认因为没有经过清朝的颁定,所以不能尽信,等到史馆告成,这本书就可以象破碗一样扔掉了。

清廷的统治者也终于没有辜负这个作者的期望,这本书“为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禁毁”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就是被禁毁的关于明朝书籍的全部,去看以“皇”字打头的禁毁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是以“皇明”开头的书:《皇明……》,从《皇明从信录》一直到《皇明奏疏类抄》又是几十种书,清廷的统治者对“明”字的敏感和畏惧真是到了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书名中直接出现“明”字的禁毁书籍有这么多,至于名字当中没有“明”,而内容和明有关的禁毁书籍就更是不知其数了,比如《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还有以“甲申”开头的一系列书也都在禁毁之列。还有《朝鲜征倭纪略》讲述的大抵是明朝抗倭援朝的事情,和满清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还是被禁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检查红本处应销毁书籍总档续办第六次应毁书目中列入此书”。

不过看了开头摘引的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列出来的禁毁书籍名单还只是被满清统治下被消灭的书籍中的一小部分,是冰山一角。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小部分,因为这些书毕竟都留下了名字,尽管有很大部分的禁毁书籍彻底消失灭绝,但还有一部分是逃过了满清罗网,甚至因为在名单之上,反而被刻意搜求保存,留存至今。相比之下,倒是更大部分的书籍干脆名字都没有留下,就直接在清廷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下,被藏书者安全起见而销毁了,就如王芑孙所说的这种情况“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拉杂烧之”就是这些书的命运了!

少数书籍,比如《天工开物》,不在满清禁毁书籍的名单之中,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几乎从中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最后却从外国如日本法国的图书馆中找了回来,这是很幸运的。更大部分的书,恐怕就没有这么运气。

满清治下藏书者这种“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随便拿乾隆制造的百多起文字狱中的一个作为例子,就能明白清朝文字狱究竟恐怖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自己把书烧了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爪牙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估计这两人看见有人告发,就赶紧把书烧掉了,以为把书烧掉就总没有事情了,可惜是天真的一相情愿),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心”。结果就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也不知道乾隆和他的爪牙所谓的天良天理是什么,是汉人被他们入关的祖先屠杀了,残害了,还要歌功颂德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口无怨言么?他们的屠杀蹂躏或许在他们心里已经成为施与被屠杀者被残害者身上天大的恩德,如今不知报恩,反而要痛心垂泪,那自然是丧尽天良,灭绝天理了)。罪名既然已经落实,那么剩下的就是判决了,怎么判决的呢?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一个本来活的停滋润的家族,仅仅因为收藏了曾祖父和祖父的诗集,结果就导致了家破人亡,凌迟的凌迟,斩首的斩首,为奴的为奴的下场,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不是满清自己的档案把自己凶虐残暴到顶点的作为记录下来,谁又能相信这是事实?设想一下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明代而是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他书中的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就足够他凌迟一百次了,不光他自己凌迟,他的家人,他的子孙都要被斩首。幸亏吴承恩是活在明代。

但我们也不能不叹服清廷这种极端高压残暴黑暗严密的恐怖统治也确实是收到了奇效。不仅历史被他们尽情掩盖篡改歪曲,制造了百多起类似文字狱,屠杀平民数量级在千万以上的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两位)竟然被吹捧成为圣慈无比的仁君明主,甚至清亡之后将近百年,还有人对这种盛世明君的谎言深信不疑。

我一直以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象满清一样把恐怖的威力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推到如此极端如此疯狂但又如此成功的地步。

对清廷来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得不得民心的问题,他们有把所有人都彻底屠杀的决心和勇气,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残暴,反抗意志再坚决的人,最后除了屈服认输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他们要的就是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一口,除了颂圣,就不敢发出别的声音的效果。当屠刀*威下强迫的颂圣成了惯性的时候,慈君圣主的形象也就被牢固树立起来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存在也就无可质疑!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况这谎言重复了不止一千遍,而是在屠刀的*威下全国上下上亿人口重复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外来更强大的暴力打碎了满清刻意制造的盛世谎言,露出了蒙在歌功颂德外皮下面的真相,那恐怕所谓康乾盛世还会变成康乾嘉道盛世,这恐怕也不会令人意外。

制造文字狱,焚书是满清为征服人心而采取的措施。探究其源,其实这和满清从一入关开始就以不断屠城屠杀无辜平民来作为征服土地镇压反抗的手段,是一脉相承的

说起来屠城本来是满清向蒙元学的手段,但就凶残程度而言,实在是把这个手段发挥的更淋漓更透彻。蒙古人屠城的时候,至少还是保留工匠不杀,而满清却不然,只要稍遇反抗,就必定把满城无辜百姓屠杀干净而后满意,才不管什么工匠不工匠。所以如果蒙古遇到满清,那也是只能自叹不如的

在顾诚先生所作的《南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镶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就以扬州十日而言,这可以说满清刻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屠杀标本范例!从《南明史》的记载,史可法实际上并没有对满清作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清军才一攻城,第二天扬州就陷落,史可法等于事实上投降,做了一点姿态,半推半就把这座城池拱手让给清军,只不过最后自己一了之,算是心安理得,觉得名节无亏(所以我一向的观点就是史可法是一个误国败类)。然而满清为了树立屠杀范本,震慑江南人民,依然毫不手软的进行,杀掉足足八十万人(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根据《扬州十日记》的作者所说,这八十万仅仅是焚尸本上的记录,还有许多自杀的,自焚的,零落在别处,尸体没有下落的更难以统计了)。

明末吴嘉纪有一首诗《过兵行》,描写了扬州浩劫以后的惨状:“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

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

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

东郊踏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

鼓角声闻魂欲,谁能去见管兵人。

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

一时草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

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满清这种把凶残推到极致的屠杀,也确实收到了他们所想要收到的效果。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为什么满清十几万的军队能够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满清这种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屠城政策,却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残暴到极点政策下,任何想反抗满清暴行和黑暗统治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他自己可以不怕,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他也可以不顾惜,但如果是一城的人,一整个地区的人,几十万的人,乃至几百万的人的性命,他还能不考虑不顾忌吗?

越是有决心有勇气反抗满清暴行的人,就越是正直高尚的人,越是正直高尚的人,就越不能不考虑众多无辜百姓的生命。满清的屠城政策等于把所有无辜百姓作为人质,来要挟所有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放弃反抗,屈服顺从。对满清统治者,他们杀戮的是异族,杀的再多也不顾惜,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野心,就算把所有汉人全部屠杀光,他们也会去做的。而对于反抗满清暴行的人来说,他们又怎么能置这片土地上同胞的生命于不顾呢?

可以想见,面对满清这样一个残暴到非人程度的政权,那些一向真诚信奉仁义传统的明朝士大夫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手足无措,无从下手的感觉。可以想见有多少视如归铁骨铮铮的明朝志士,却不得不咬碎钢牙,饮恨吞声,老山林。世间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大约就莫过于此了。当然还是有那些铁骨中的铁骨,好汉中的好汉,依旧站出来反抗满清的残暴统治,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在满清屠刀的*威下低头是比人民被满清屠杀干净更为可怕更为糟糕的结果。没有任何人能用自己的性命做要挟去要求别人放弃尊严去当奴才当顺民,更不必说用他人的性命了。

也正因为有这些人我们才能看见在满清屠刀肆虐的中国南方,依然有一波接一波对满清暴行的反抗,才能看见阎应元,张煌言,李定国,夏完淳这些光芒四射的名字,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民族的脊梁。但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所以最终的结局还是脊梁被打断,文明陷入野蛮和黑暗之中,而这野蛮和黑暗又由于其登峰造极的程度,却反而被粉饰和美化成光明盛世

满清的残暴是成功了,而且是惊人的成功。这种残暴是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得到加剧,不断增强。由残暴得到成功,于是变本加厉的残暴,得到更大的成功,乃至这种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残暴可以作为满清的一个优良传统,由清初入关的屠城一直传承发扬到晚清的屠杀镇压太平天国。

在满清侵略明朝的一开始,那些投降清军的汉奸,还并不是很能够理解贯彻他们主子的意图的,杀俘屠城这种事情还似乎下不了手,在顾诚的《南明史》中引用了《清世祖实录》中这样一段记载“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了,在满清的统治者看来,“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怎么样才算合理呢?那当然是全部杀光才是合理的。他们的道德水准似乎还停留在将近两千年以前白起坑杀赵国战俘的时代,应该说是还不如!即便在那个时代,白起这样的行为都是受到严厉谴责,白起临自杀都是把这件事情列为平生的亏心事。再看看满清三百年前的朱元璋,打仗之前,攻城略地之前几乎是三令五申,严禁滥杀无辜,严禁杀俘杀平民的。一向被某些人称作残暴的朱元璋是如此,怎么被吹成仁慈无比的清朝统治者评判合理与否的标准相反到这个程度呢?同样是人,难道满清统治者和朱元璋之间的差别比猿和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