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望云霓故事-洛克王国冰守技能

1.揭秘：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马桶迎敌，太不可思议了！

2.中国龙和西方龙的关系

3.看到雨想到谁的记叙文

4.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故事的成语

5.水浒传第53回读后感

6.龙的说法最早起源什么国家？

揭秘：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马桶迎敌，太不可思议了！

1840年6月，英国40余艘船舰和4000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共17000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至古稀之年的湖南提督杨芳，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部下。他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为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为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战，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主持了一段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也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

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主持军务的一个多月中，实际上并没有与英军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上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的过程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并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名重一时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了崇祯八年，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倒埋坑中，使其 *** 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站在城墙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 *** 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中国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中国龙和西方龙的关系

确切说它们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的龙出现要早些，大约5000年前就出现了，而西方的龙出现时间要晚1000年左右。

中国龙是一种祥兽。西方龙则是邪恶的代名词。

上海某大学教授不久前发表的一番“废除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标志”的言论，让“龙”这个字眼一夜间成了热门话题。这位教授“废龙”的主要论据是，在西方人眼中，龙是一种邪恶的动物。那么，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并且仅仅存在于传说中的动物，西方龙为何会落得如此恶名，而中国的龙又是如何演变为吉祥兽的呢？

远古时期：中国龙成吉祥兽，西方龙是忠诚守卫

早在4000年前，西方神话故事中就出现了被称为“Dragon”的怪兽，而这种怪兽就是西方的“龙”。与之相比，中国龙出现的年代则要早得多，根据考古发现，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远古时代的“洋龙”常常被描述成丑陋凶恶、头脑简单的巨蟒状或蜥蜴状怪物，大多数为青黑色，有着刀枪不入的鳞片，长着楔形的头和长长的毒牙，有的还不止一个脑袋。虽然人们对西方龙的原型是何种动物仍然存在争议，但很多人认为它与蛇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古代挪威神话中的龙就是一条“人间巨蟒”，传说体长可绕世界一周，雷神准备要消灭它时，却被它的毒液瞬间杀。而在同时代的中国，龙基本上被认为是一种祥瑞之兽。中国人心中的龙常常是神，或者是神人的坐骑，《礼记·礼运篇》中，也称龙为“龙、麟、凤、龟”四灵之首。

在这一时期西方关于龙的神话传说中，最有名的要算古希腊神话了。在希腊神话中，较早被提及的龙是与众神之神宙斯作战的龙形巨人，这些龙形巨人是大地女神盖亚与天神乌拉诺斯所生，他们面目狰狞，须发杂乱，身后拖着一条带鳞的尾巴。在大部分希腊神话中，龙都是扮演着这样的反抗者角色，但却屡屡被神和英雄击败，甚至沦为了被愚弄的对象。

在古希腊神话中，龙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角色――忠诚的守护者。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的英雄，他的父亲宙斯想让他永生，天后赫拉却不喜欢他，要求赫拉克勒斯必须先完成十二项可怕的考验。其中第十个考验是偷走巨龙拉冬看守的金苹果。巨龙拉冬有一百个头，日夜守候在金苹果树下，帮夜神的女儿看守果树，忠心耿耿从不睡觉。赫拉克勒斯为了对付他，煞费苦心，最后请别人催眠了拉冬，才杀拉冬并偷得了金苹果。而在另一个希腊神话金羊毛的故事中，也有一条看守宝物的龙。英雄伊阿宋为了拿到圣林中的金羊毛，让爱人美狄亚祈求睡神斯拉芙，并请来地狱女神，才使一直警惕的龙警卫昏昏欲睡。接着伊阿宋又把魔液洒在龙的眼睛里，令它昏迷不醒，才拿到了金羊毛。不过这条龙比较走运，没有被杀。

由于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影响深远，希腊龙的形象在欧洲各地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意大利、德国、北欧诸国和英国等地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中，陆续出现了龙的身影。

中世纪：中国龙成为皇帝象征，欧洲龙堕落为魔鬼化身

大约在公元2世纪，欧洲龙的形象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它有毒、能喷火，长着蝙蝠状的大翅，腆着大肚子，怪模怪样而且贪财、狡诈、残暴。这种模样已经与中国龙的形象完全不同了。同时期的中国人通常认为，龙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口旁有须冉，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的神兽，善变化能兴云雨有利于万物。中国神话中的龙一般居于深渊或大海中，不食人间烟火，如果环境不清幽，则腾空而去。而西方的龙则喜欢居住在巨大的洞穴、火山口以及湖泊或海洋中，常以人或动物为食，喜欢呆在储藏金银和宝藏的地方，如果有人侵犯了它，就会进行疯狂的报复。

自唐以后，中国龙与帝王有了密切的关系，于是就有了真龙天子、龙旗龙袍、龙庭龙辇等等说法。而随着基督教在欧洲兴起，《圣经》再次改变了西方世界中龙的形象。在《圣经》故事中，魔鬼撒旦化成一条大红龙，尾巴扫过了1/3的天上星辰，它有七个头，每个头上都戴着王冠，贪婪地吞吃着新生的婴儿。于是，西方龙就从“守财奴”堕落成了最邪恶的魔鬼，被描述成罪恶、狡诈和残忍的代表。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欧洲人的扩张，龙是魔鬼撒旦的恶名在欧洲，乃至在世界也就传播开来。

于是在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屠龙的神话故事。故事中骑士与龙的搏斗则被认为代表了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在基督教传说中，就有很多圣徒与龙交过手，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圣乔治了。在这个神话故事中，圣乔治是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一位罗马将军，也是位基督徒，他在旅行到某地时听说当地湖里有一条巨龙。这条龙要求当地人每天向它奉献一名少女，否则就要切断他们的水源。就在巨龙要吃掉当地最后一名少女时，圣乔治出现了，他只用了一枪就把恶龙刺。恶龙后，鲜血洒遍大地，长出了一朵朵娇艳的玫瑰花。直到今天，生活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人仍然用鲜红的玫瑰来纪念圣乔治。

圣乔治的故事在欧洲各国影响很大，它宣扬了保护弱者、直面侵略者和不畏牺牲的精神。圣乔治也被视为英格兰的守护圣人，白底红十字的英格兰国旗就被称作“圣乔治旗”。

近现代：中国龙一度印上国旗，西方龙成贬义词汇

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蒙昧，西方人终于认识到龙只是一种存在于想像中的动物，不再恐惧它。但龙依旧成为了西方文化中一个固定的贬义词汇，如老龙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学作品中，龙更成了描述邪恶的生动词汇，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名著《艰难时世》中讽刺作品中的斯巴塞太太是一个看守银行的毒龙，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当朱丽叶听到她的表哥被罗密欧杀时，她伤心地说：“啊，花一样的面庞里藏着蛇一般的心！哪一条恶龙曾经栖息在这清雅的洞府里？”

在这一时期，龙还走进了西方的政治文化，敌对的两个阵营常常把对方贬称作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宣传画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纳粹军人手持闪电、手榴弹、宝剑将恶龙――敌国的军队和犹太人等一一斩杀。当然，对手也没有放过德国这条真正的恶龙，一幅著名的波兰海报就把德国画成一条丑恶的龙，波兰则被画为圣徒圣乔治，正在与纳粹这条恶龙搏斗。

在东方近现代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仍然很尊崇龙。清政府起初把龙当作皇家的象征，后来在与西方打交道时，还特意把龙绘制在旗子上，作为中国的国旗，从此龙成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起初，这个龙旗是三角形的，后来考虑到各国的国旗都是长方形，清政府又把龙旗也改成长方形。龙旗之后是以龙为主题的国歌。1906年，清朝陆军部谱写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一度作为代国歌，军歌唱道：“于斯万年，亚东大帝国！山岳纵横独立帜，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大物产博。扬我黄龙帝国徽，唱我帝国歌！”而一些西方人也在与清政府的交往中，和华人的接触中，逐渐了解了中国的龙与西方的龙其实根本不一样。

虽然龙旗飘飘，衰弱的帝国还是灭亡了。清政府倒台后，龙不再是国家的正式象征，但是在华人的心目中，龙依然是华夏先人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华人以“龙的传人”而自豪。通过东西方龙的演变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Dragon”与中国的“龙”尽管都是想像的产物，但绝不可以画等号，它们的文化渊源不同，形象有别，神话中的职守各异，象征意义相悖。相信外国人了解了中国文化传统后，也一定会喜欢上中国龙的。

看到雨想到谁的记叙文

听雨?季羡林

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②，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添秀句，每闻夜雨忆联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五十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童山濯濯”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③了。

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蒙蒙。

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画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逝方生，方生方逝。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

我的心又收近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怡悦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雨的随想

汪国真

?有时，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又有时，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世界上许多东西在对比中让你品味。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不过，无论什么样的故事，一逢上下雨便难忘。雨有一种神奇：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浸润）成一种氛围，（镌刻）成一种记忆。当然，有时也能（瓢泼）成一种灾难。　

春天的风沙，夏天的溽闷，秋天的干燥，都使人们祈盼着下雨。一场雨还能使空气清新许多，街道明亮许多，“春雨贵如油”，对雨的祈盼不独农人有。

有雨的时候既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人们却多不以为然。或许因为有雨的季节气候不冷，让太阳一边凉快会儿也好。有雨的夜晚则另有一番月夜所没有的韵味。有时不由让人想起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名句。

在小雨中漫步，更有一番难得的惬意。听着雨轻轻叩击大叶杨或梧桐树那阔大的叶片时沙沙的声响，那种滋润到心底的美妙，即使是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下流淌出的《秋日私语》般雅致的旋律也难以比拟。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造化，真是无与伦比。

一对恋人走在小巷里，那情景再寻常不过。但下雨天手中魔术般又多了一把淡蓝色的小伞，身上多了件米**的风衣，那效果便又截然不同。一眼望去，雨中的年轻是一幅耐读的图画。　在北方，一年365天中，有雨的日子并不很多。于是若逢上一天，有雨如诗或者有诗如雨，便觉得好奇。

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故事的成语

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一鸣惊人：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负荆请罪：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的交情。

纸上谈兵：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三令五申：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围魏救赵：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窃符救赵：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水浒传第53回读后感

读后感

读完之后，我对戴宗和李逵有了新的认识： 戴宗这个人的性格首先是梁山好汉都有的,够义气,好交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原来是江州知府蔡九手下的两院节级。但他看透了国家的腐败,并不安于现状,而是主动和梁山的人接触,希望加入梁山.是个有思想,敢想敢干的人.有一定的魄力,这点比宋江强多了.另外戴宗是个很聪明的人,足智多谋.宋江在浔阳楼写下反诗，蔡九令戴宗前去捉拿宋江，戴宗让宋江披头散发，把屎尿泼在身上，装疯以逃过捉拿。另外戴宗会神打,估计还有些道家的思想. 李逵则是一个反抗的典型。他在乡里被称作“铁牛”，多半是忍受不了压榨，才“打人，逃走出来”。在结识宋江前，李逵的这种反抗仅仅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局限于个人的斗争。在结识宋江后，李逵的反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自觉了。李逵盼望造反，如大旱之望云霓。当宋江因为醉后吟了反诗而出事的时候，戴宗和宋江都认为是了不得的大祸，李逵却认为：“吟了反诗打什么要紧”！柴进的叔叔柴皇城被高俅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殷天锡欺侮，柴进认为有先朝丹书铁券保护，满可以同他按条例打官司，李逵却根本不信这一套“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虽然是显得天真幼稚，但是，他确实比较看得透，行动也来得很坚决。在这一点上，李逵同三阮、石秀、二解他们都有共同之处。但是他那种热烈的主动性更突出。劫法场成功，宋江建议大家上梁山泊投晁盖哥哥。没待宋江讲完，李逵跳起来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不准别人上梁山，宋江跪着求人们上梁山，唯独李逵，却挥着斧头“逼”人上梁山。李逵在这里我们并不看作是动蛮；他只是觉得，这样好的事，干吗还得让人求，岂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正如他不理解什么叫做粗鲁，在他眼里，王法不值半文钱。皇帝既然也姓宋，可以轮流做的。

《水浒》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充满热情的歌颂了李逵无比坚决的反抗精神。才上梁山，他就提出了打倒皇帝的口号。在梁山泊数他对皇帝的斗争最坚决。“扯诏谤徽宗，痛骂皇帝的是他；破辽无功提出，再上梁上泊去的是他；喝了药酒仍然大叫“反了罢”的还是他。这种反抗的坚决性，使得李逵成为一个英勇无比、一往无前的英雄形象。

对敌人的强烈仇恨相对，李逵对劳动人民，对弱者对伙伴却充满同情，一往情深，义无反顾。为了伏待好因吟反诗而坐牢的宋江，戴宗要他别因喝酒误事，他马上断了酒。戴宗的计谋被识破，为了抢救给绑赴法场动斩的宋江、戴宗，梁山泊的好汉们齐集江前，正要动手，突然“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彪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那里拦得住？”假如没有梁山泊好汉们的接应，李逵无疑也会象搭救卢俊义的石秀那样，终于落得个束手被擒的下场。小说没有描写自从戴宗出事之后这六天来李逵做了什么；但是，从他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在精细方面远不如石秀的李逵，这六天里一方面急得象热锅里的蚂蚁；一方面却也在冥冥若想，找寻对策，所以他的攻击目标才是那样明确，那样击中要害。当时，去营救宋江、戴宗的，总共有三支队伍。一支是以晁盖为首的梁山泊好汉，共有百人出头；一支是以张顺为首的浔阳好汉，也有五十来人；第三支就是李逵，只有一人。但是，在整个劫法场战斗中，却又数他“出力最多”，有如百万雄师。打救柴进，同情李鬼，也同样显出李逵的这种对劳动人民、对同伴一往情深的优秀品质。

总的来说，李逵是一个“路见不平，好打强汉”的英雄。李逵是一个“富贵不能*，贫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几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李逵这种优秀品质所感动。

龙的说法最早起源什么国家？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面世的有关龙的起源和本质的论著、论文已超过百余种，观点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简单介绍一下

神异动物说

　这是以《辞源》和《辞海》为代表的最普遍的一种观点。前者说“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后者说“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相近的说法还有：“龙是具有很多神性、很神秘的动物神”，“是中国古人幻想出来的动物，”（朱天顺）“龙是出现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长身、大口、大多数有角和足的具有莫测变化的世间所没有的神性动物，”（刘志雄、杨静荣）

“神异动物”是以“动物神异”为基础的，前者来源于后者，那么，是哪些动物通过“神异”而变成“龙”了呢？这一点，《辞源》和《辞海》没有讲清楚，学者们的探讨则多种多样。且看：

爬行动物

卫聚贤说“龙即鳄鱼”；王明达说“龙形象的基调是鳄”；祁庆福认为龙“其实就是鳄鱼的最早称呼”；王大有认为“中国最原始的龙是湾鳄、扬子鳄”；唐兰说龙“像蜥蜴戴角的形状”；何新说龙“是古人眼中鳄鱼和蜥蜴类动物的大共名”。

徐乃湘、崔岩峋认为“龙是以蛇为基础的”；李埏说“龙是蛇变成的”，是古人“以蛇为蓝本，依照蛇的形状和特征，再附加某些想象而塑造出来的”；刘敦愿认为“最早的龙就是有脚蛇，以角表示其神异性”；何星亮提出“龙的基形为蛇，而蛇类中最接近龙的是蟒蛇”，因此可以说“龙的原形为蟒蛇”。

哺乳动物

刘城淮说“在蛇类和蜥蜴类之外，龙还有一个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那便是马类”；他进而指出“充任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最初不是一般的陆马，而是河马”，李埏认为“龙的首角是古人摹拟牛头而塑造出来的”：”我们现在还常说‘牛鬼蛇神’，看来，龙就是二者的结合”。孙守道等提出“龙首源于猪首”。

物候参照动物

陈绶祥认为，龙身是“扭动的虫形”，龙角是先民“测定时间的工具--表”。“在广大的范围中，人们选择不同的物候参照动物，因此江汉流域的鼋类、鳄类，黄河中上游的虫类、蛙类、鱼类，黄河中下游的鸟类、畜类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较为固定的物候历法之参照动物……后来，这些关系演化成观念集中在特定的形象身上，便形成了龙。”

图腾合并说

　此说以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的观点为代表。闻氏认为，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何星亮亦认为，“龙原是一种图腾，但它又与其他图腾有区别。它最初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后来演变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图腾神。”

天象树神说

何新曾认为“龙的真相和实体是云”，“龙就是云神的生命格”；“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而后来逐渐趋于具体化、生物化，并且展开而接近于现实生物界中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形象。”朱大顺指出，“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作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赵天吏认为雷电龙“三位一体”，龙就是雷电的形象。

胡昌健说，“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蛰雷闪电的勾曲之状、蠢动的冬虫、勾曲萌生的草木、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等……其中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因为虹有美丽、具体的可视形象。”

尹荣方的看法别致一些，他认为，“中国人传说中的龙，原是树神的化身。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崇拜的曲折反映，龙是树神，是植物之神。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木。”“松、龙不仅在外部形象上惊人地相似，而且龙的其他属性，与松也同样惊人地相似。”

恐龙遗记说

　叶玉森、徐知白及美国学者海斯等主张龙的观念应是远古先民对于巨大的爬行动物恐龙的记忆，或主张先民因对恐龙的恐惧而产生龙崇拜，王大有说，“龙，被古人公认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还是恐龙。古人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人当时见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或许古人见到的龙，真的就是恐龙，后来它们渐渐见不到了，才把它的同类海鳄、湾鳄或扬子鳄与其视为一类，加以崇拜。”

外邦传入说

　章鸿钊认为中国的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毒龙，约在黄帝时期传人中土，英国学者史密斯认为世界上的各大文明皆有龙，而且所有的龙都出于同一个文化发源地--巴比伦，中国的龙同样也是巴比伦古龙的后裔。

模糊集合说　

对于龙的起源和本质，庞进提出了“模糊集合说”，即认为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中国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先民对身外异己力量模糊崇拜的产物，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贯穿着、体现着模糊思维的艺术创造。

评述

作为古生物的恐龙，灭绝于距今七千万年左右的中生代，最早的猿人生活于三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间相差了六千多万年，因此，猿人是不可能看到恐龙的，也就更谈不上对恐龙的记忆和恐惧，显然，龙为恐龙遗记说，是站不往脚的。

章鸿钊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主张者，其观点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西方文化中的毒龙和中国文化中的神龙在与水的关系上有相似之处，但总体上差异很大，史密斯的说法缘于他的极端传播论，即坚持认为世界文化发源于埃及和巴比伦，两人的观点都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外学者对文化现象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化西来说和极端传播论都失去了市场，龙为外邦传人说也就为学术界所不取了。

对龙为图腾合并说也有比较大的争议，否定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几乎所有图腾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具体的生物或无生物，而龙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害、毁伤或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的载述。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单吃那些是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鱼类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蛇类阴森恐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起源新说

　“大旱之望云霓”，中国人对此深有体会，“久旱逢甘雨”更是被中国人列为四大喜事之一。风雨来临，往往先自传来“轰轰隆隆”的隐隐雷鸣之声。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指望雨水的中华先民们，站在播种着全年希望的农田里，守着萎蔫欲枯的禾苗，百无一计，当突然听到北方天际传来隆隆雷声，再看到浓云之中金蛇乱舞，知道甘霖即将到来，一定刻骨铭心，对隆隆之声无限崇敬。

毫无疑问，中国先民们会因此抽象出一个有形(闪电)有声(隆隆)的概念，并用拟声法将之命名为“隆”，年复一年地盼“隆”望“隆”，期盼“隆隆”之声送来甘霖。文字出现以后，先民们又创造出一个“龙”字专门表示这个概念，并读作“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