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无行是谁说的名言名句-文人无行是谁说的

2024-10-23 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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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行是谁说的名言名句-文人无行是谁说的

文过饰非、文人墨客、文如其人、文不对题、文武全才

一、文过饰非 [ wén guò shì fēi ]

解释：文、饰：掩饰；过、非：错误。用漂亮的言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

出自：邹韬奋《论文、杂感、随笔·硬吞香蕉皮》：其实错了就老实自己承认，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过饰非是最苦痛的勾当。

二、文人墨客[ wén rén mò kè ]

解释：泛指文人、文士。

出自：《鲁迅全集·坟》：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

三、文如其人 [ wén rú qí rén ]

解释：指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

出自：郭沫若《革命春秋·创造十年续篇》：古人每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

四、文不对题 [ wén bù duì tí ]

解释：文章里的意思跟题目对不上。指人说话或写文章不能针对主题。

出自：冰心《我的学生》：“她睡梦中常说英语—有时文不对题的使人发笑。”

五、文武全才 [ wén wǔ quán cái ]

解释：文才与武功同时具备的人才。

出自：郭沫若《孔雀胆》第一幕：那是难得的一位文武全才啦。

包拯的故事，400字。急！急！急！

史书记载，包拯「生于草茅，早从宦学」，意思是说他生于乡村农家，但很早就开始研读如何做官的书。包拯出身寒微，二十八岁考上进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中进士就可以当官，但包拯是个孝子，他信守圣人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直到三十六岁才正式出山，当了知县这样的小官。在知县任上，他断了一个奇案，声名远播。三十八岁升任知州，清明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之后，便开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刻苦读经

包拯的父母是农民，以耕作为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包拯五岁开始识字，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农忙时，他帮助父母下田做农活，农闲时，就寄居在城南的一座古庙，埋头钻研学问。他对儒家治国安邦的思想和历代清官贤臣的事迹最有兴趣，常常一卷在手，废寝忘食，三更灯火五更鸡，从来不知疲倦。十年寒窗苦读，到二十八岁去考进士时，他已经是一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学者。

初入仕途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岁，考中了进士。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陪审员，级别很低。接着，又任命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弃官职，留在家里，侍候父母。后来，朝廷又委派他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负责管理税收钱粮，这一回，包拯去赴任了，但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留在家中的父母，只坚持了几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立志做清官

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包拯才离开乡村，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职。他住在小客栈里，夜晚守灯苦读，写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大意是说，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应该做房屋的栋梁，精炼的钢料决不应去做铁，我应该做一个无愧史书教诲的清官。景佑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在那里，他公正地断了好多积案，博得了清官的好名声。

拒收端州名砚

不久，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后来，包拯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一言不发，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墨砚沙」的沙洲，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

编辑本段以魏徵为师

皇佑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馈待制，担任了谏官的职务。一上任，包拯就以唐代著名谏官魏徵为师，精心选定魏徵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包拯在做谏官时，对朝政发表许多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包拯

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反对覃恩

皇佑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对仁宗说，罪犯，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三弹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参倒张方平

「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方平因此被罢了官。

抨击宋祁

宋祁是名诗人，但是文人无行。他在四川当官时，生活奢糜。每顿饭，必须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却屡屡受到朝廷的重用。包拯对此

非常不满，多次向皇帝上书，对宋祁的丑行大加抨击，终于罢了宋祁的官。

严惩张可久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力参任弁

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时，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七斗王逵

王逵是出名的绘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编辑本段执法如山

嘉佑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编辑本段重惩贿赂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个包公任开封知府时的判案故事：有个过堂时，应受杖脊（用木棍打屁股）。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绽。他把那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个承受杖脊的刑罚。

编辑本段包拯集

《包拯集》又名《包孝肃公奏议》，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27册，是研究包公和宋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九百多年来，历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深受后世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包拯集》并不是包公生前亲自编撰的，而是在包拯后，后人为了纪念他，搜集整理加以印行。这本论文集几乎囊括了包拯一生中所有的奏摺、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包拯的政治主张和他的阅世态度，尤其他关于反对增加农民负担和精兵简政的建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

编辑本段相关史料

《宋史包拯传》——脱脱（1314—1355）元代史学家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译文：包拯字希仁，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当天长县知县。有个盗贼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牛主人来到(县衙)告状。包拯说：“(你)只管回家去，杀了牛卖了它。”不久又有一人来到(县衙)告别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又来告他的状?”这个盗贼感到很震惊，也很服气。 (包拯)转到端州当知府，升为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当政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命令典客对包拯说：“(你们国家的)雄州城最近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国家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了。 (包拯被朝廷)召令暂时代理开封府尹，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包拯性情严峻刚直，憎恶办事小吏苛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虽然非常憎恨厌恶，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也断绝往来。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经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回老家，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

编辑本段永远的包公

早在北宋时期，包拯就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臣，包公的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包公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他嫉恶如仇、执法无私、为民请命的精神，千百年来更获得无数民众的好感和钦佩，成为专制社会受到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数几个大清官之一。包公的故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等，加进了各种神怪和奇案的元素，在民间流传越来越广，历上千年而不衰，包公也因此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喜爱。包公，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上。话本和小说中的包公民间传说中的包公，经说书人较为系统地讲述、说唱，逐渐形成许多有头有尾的故事，这些故事再经民间艺人的整理加工，形成文字，就成为后来传之久远的话本了。现存的《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两种宋人话本，人物塑造比较粗糙，艺术感染力也略嫌不足。后来，由这些话本发展出来的小说，在情节上有更曲折的铺陈，人物也更加丰满，如《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里的包公的故事，离奇神秘，富有可读性，包公的形象也显得丰满可信，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清官形象之一。

《合同文字记》

这是现存的宋人创作的两种包公断案话本之一，收录在《清平山堂平话》里。话本讲述的是宋朝庆历年间的事：汴梁（即今之开封）农民刘添祥的妻子王氏，为了谋占家产，编造许多荒唐的故事，千方百计阻挠侄儿刘世安认祖归宗。包拯在审案时，破除种种虚假的证词，查明此案的真相，终于使刘添祥的妻子王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理屈词穷，最终，刘世安不仅得以和家人团聚，而且分到了属于他的那份家产。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这也是现存的宋人包公案话本之一。奉符县押司孙文某日半夜突然狂奔入河，自尽而，不久孙妻改嫁，嫁给丈夫同事小押司。之后，使女迎儿三次遇到孙文阴魂现身，嘱告她为他申冤，并留下谜诗一首。包公出任知县后，解开谜诗，审明冤情：原来是小押司先前十分落魄，冻昏在雪地里，被孙文救活带回家，并介绍他也做了押司。不料他恩将仇报，与孙文老婆通奸，又设计将孙文害。「包爷初任，因断了这件公事，名闻天下，至今人说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后世很多包公故事都是据此而来。

包公的传说

包公的传说，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他清明廉洁、高尚品德的赞扬，二是对他执法公正、大义灭亲的歌颂，三是对他家教甚严、不容逆子的称许。包拯在朝为官整整25年，无论是当谏官时的冒直言，还是当开封知府时的先斩后奏，都表现了包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只有社稷国家和公平正义。包拯晚年曾立过一个「家训」：我的后代子孙，凡是出来当官的，如果贪赃枉法，老了不准回我的老家；后，不允许葬在家族的墓地。不听我的教导，就不是我的儿孙！包拯让石匠把他拟定的这份「家训」刻在石碑上，永志不忘。传说包公的大堂之上，有御赐的三具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龙头铡铡违法乱国的皇亲国戚，虎头铡铡贪赃枉法的官吏，狗头铡铡偷鸡摸狗的小人。民间传说包公黑脸，额头有新月，体现了普通百姓对包公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不畏权贵的敬佩和怀念。包公为官清廉，大公无私，百姓称其为“包青天”。至今，包公的形象和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编辑本段怀恋包公

包拯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神。从南到北，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设有纪念包公的祠庙，到处都有人在跪拜他。历代文人还写了不少颂扬包拯的诗词，用诗歌来歌颂他的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明，表达对他的景仰之情。包公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一千多年来老百姓心目中崇高的清官形象。政治清明时，人们固然怀念他；世道衰败时，老百姓更加怀念他。自宋朝到今天，虽然世事变幻不定，然而，人们对于包公的怀念却是永远的。

合肥包河

传说包拯为宋仁宗找到亲生母李太后后，仁宗执意要把半个庐州赐给包拯，以示答谢，包拯始终不接受，可是皇命难违，包拯最后只好答应接受庐州城南的一段护城河，这便是「包河」的来历。包拯当时对子孙说：「河，不好分，不好卖，只准种藕养鱼，绝不允许派别的用处。」包公的后人遵守他的遗训，只在包河里种藕养鱼，年复一年，包河内终年鱼藕满塘。包河里的藕，脆嫩无丝（私）；包河里的鲫鱼，背呈黑色（铁），象征包拯一生的「铁面无私」。

合肥包公祠

包河有一个沙洲，名「香花墩」，传说是包拯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墩上的建筑群即是「包公祠」。明弘治年间，知府宋鉴在墩上建包公书院，让包公后裔在此处读书。到嘉靖时，书院得以重修，改名「包孝肃公祠」。包公祠的迎面正厅是包公享堂。堂中的包拯端坐塑像，造型生动逼真，双目炯炯，慑人魂魄。塑像旁是一副对联：「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在包公像前，陈列着包公生前处决的三具「狗头铡」的复制品。

廉泉

廉泉位于包公祠东，是花亭里的一口水井。井沿是黑褐色的青石，石壁内侧，是一道道被井绳勒得极深的纹道。传说廉泉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会因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味道。普通老百姓喝了会解渴；清官喝下去，清冽可口，甘醇香甜；但是如果贪官喝下去，必定苦湿难咽，像有芒刺封喉，而且当场头痛欲裂，无药可医。唯一能够减缓病痛的偏方是：喝一碗狗尿。

合肥包公墓

包拯去世后，灵柩由他的女婿护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乡。后来，金兵入侵，攻陷合肥，包公墓被破坏，当时的随葬器物也大多被盗。包公后裔将原棺和墓志迁葬于墓西三十多米处，原墓地被废为耕地。后来，当地官员误将包夫人墓当作包公墓，修葺一新，并盖有享堂。包公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整座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包拯病逝与北宋嘉七年(1062年),次年由开封护丧归葬在今合肥市东郊大兴集。一九七三年，合肥文物部门对包公及其家族墓地进行清理，从包公墓葬中出土了包公遗骨及其墓志，同时还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儿媳及长孙的遗骨。一九八五年，开始动工修建包公墓园，历时三年竣工。墓园共有包氏家族的六个墓冢，按宋制修建。

开封包府坑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只有一年多，但是包拯后，开封的老百姓一直非常怀念他，在开封府旁修建了一座包公祠。当时，开封府署内有一块题名碑，凡是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姓名都刻在碑上，只有「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现在，这块石碑仍然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包拯」两字已模糊难辨。开封包公祠毁于明代末年，当时明军为阻挡李自成进攻，扒开了黄河大堤，大水把开封府署和包公祠都冲毁了。大水过后，只在包公祠遗址上留下一个小水潭，被称为「包府坑」。

台湾海清宫森罗殿

海清宫位于台湾云林县四湖乡三条仑，远近闻名。传说在清高宗年间，有个村民梦见一位黑胡子老头预示将有一位天神下凡，要村民某日集合迎接。村民将信将疑，到了那天，海面飘来一条小船，上立木牌，大书「森罗殿」三字，中书「阎罗天子」。木牌前的神像，披着红布，红布上写着九个大字：「安徽省包家庄包家祠」，原来迎来的天神，是包公包青天。村民一见，齐齐跪下，并立即着手建祠，建成后命名为海清宫森罗殿，供奉包公神像。

澳门包公庙

澳门包公庙修建于一八八九年夏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传说澳门三巴有一位老太太，一向崇拜包公，特从佛山迎来一尊包公像回家供奉，凡遇疑难之事，无不卜问包公，竟然每求必应，每应必灵。此事渐渐传开，到老太太家求包公的街坊也越来越多。一八八九年春天，澳门流行疫病，亡人数很多。百姓想到包公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于是修建包公庙，祈拜包公，为百姓驱除瘟疫。包公庙里有一副对联：「政治洞阴阳，识标青史；端严垂神笏，笑比河清。」

广东肇庆包公祠

肇庆古称端州，包拯曾任过知州。由于他为官清廉，人品端正，离开任所时两袖清风，当地的老百姓十分怀念他。北宋熙宁年间，即包拯去世后的第六年，肇庆修建包公祠，引来成千上万人朝拜。四百多年后，由于祠堂年久失修，当地人又集资在城西重建一座包公祠，该祠历代都有维修，故一直保存完好，后毁于「」。二零零零年三月重建，巍峨壮观，是肇庆的旅游热点之一。

砚洲包公楼

砚洲包公楼位于肇庆市(古称端州郡)羚羊峡下西江河中心的砚洲岛之东。距离肇庆市十多公里。自古相传，在砚洲乃当年(北宋庆历三年)包公在端洲为官。奉诏回京时坐船途经羚羊峡口，骤被狂风恶浪困阻。包公心思为官清正，为何离去之时江河不平，查问原因，原来是随从收了当地人临别送赠的一方端砚。包公便把此方端砚抛下江中，时即风平浪静。后来那方端砚竟化成沙洲，称为“砚洲”。故此，民间流传着“包公掷砚成洲”的典故。砚洲包公楼是砚洲村民及社会人士缅怀包公为官清廉。造福黎民百姓，为励后人而建。砚洲包公楼建于清朝道光十四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楼高三层，是洲人合力募捐所筑，原称“包公祠”，楼层3叠，四合院式建筑，四周环以墙，后植以木。时至同治七年，因三搂溃危。修葺改为两层，惟易名为“包公楼”。至今已具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成为砚洲的名胜古迹。上百年以来，香火无间，游人鼎盛，各方举子、名人雅士，慕名登洲观光竭圣，缅怀先贤，挥毫讴歌。题下不少诗词墨宝。然而，岁月沧桑，时倦物易。年长月久。近数十年来，疏于修葺，残破不全，终因风霜侵蚀、于1984年被台风摧毁。包公楼大堂一九八八年，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重视文物保护，在这时倦待兴之际，砚洲公益事业建设委员会倡议重修砚洲包公楼，深得村民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资助，鸠工备材，历时半载，主楼两层修葺落成重光。其后。浩然亭、南北厢廊、龙井、养生池、聚宝塔、五义桥、孝肃牌坊等附属建筑物全面恢复原貌。码头城楼，大路、餐厅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建筑占地面积达伍仟多平方米。巍峨壮观。肃且威严，各地游人登楼浏览竭圣进香络绎不绝。香火鼎盛更胜从前。包公楼聚宝塔新建的包公楼于1990年告竣，1995年砚洲管理区投入300多万元进行了扩建。步入包公楼，第一进为微孝肃牌坊，前面为放生池。第二进为大门口，横额有“包公楼”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穿过牌坊，内有包公楼主楼建筑及浩然亭、南北厢廊、天井、聚宝塔、五义桥等，楹联、匾额、钟鼓、神台、香案、宫灯等陈设俱全。在首层殿堂正中，端坐包公圣像，铁面包公威严表情让人肃然起敬。在茫茫的田野中，楼宇巍峨，蔚为壮观。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唐朝的哪位大诗人不畏权贵,让高力士为其脱靴

李白（701－762），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被后人誉为“诗仙”；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汉族，祖籍陇西成记（今甘肃天水）。一说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还有一说则出生于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潘慎修文言文

1. 祢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文言文翻译

翻译：

祢衡只认鲁国人孔融及弘农杨修人才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其余儿子都碌碌无才算孔融也十分爱惜祢衡才华祢衡才二十岁而孔融已四十岁与交朋友孔融赞赏祢衡才华多次曹操面前夸赞祢衡曹操因而想见见祢衡祢衡平日看起曹操自称有狂病肯去又多次说些狂妄语黄祖大儿子黄射更与祢衡相好曾经与祢衡同去游玩起诵读蔡邕所作碑文黄射非常喜爱蔡邕文辞回来悔没有抄写碑文祢衡说：我虽只看遍还能记得只碑石上缺了两字明白罢了于写了出来黄射派人抄写碑文回来校对完全祢衡所写没有叹服黄射时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给黄射黄射举杯对祢衡说：请先生作赋让众宾客娱乐祢衡操笔作文文章没有删改辞采华丽来黄祖蒙冲船（种战船）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宾客祢衡出言敬黄祖感羞愧于呵斥祢衡怒视说：老头说呢黄祖大怒命令侍从把押出去打算施杖刑祢衡依大骂黄祖非常恼怒于命令把杀了黄射光着脚来救已经来及了黄祖也悔该杀于厚加棺殓祢衡时二十六岁文章大多散失了

2. 文言文祢衡鼓曲翻译赏析

原文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

正月半试鼓，衡扬桴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称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

魏武惭而赦之。译文祢衡被魏武帝曹操罚做鼓吏。

正遇八月中大会宾客的时候要检验鼓的音质，祢衡挥动鼓槌奏《渔阳掺挝》曲，鼓声深沉，有金石之音。满座的人都为鼓声所动容。

孔融说：“祢衡的罪责和武丁梦中的那个胥靡相同，只是不能引发英明魏王的梦。”魏武帝听了很惭愧，便赦免了祢衡。

赏析全文通过写祢衡演奏《渔阳》鼓曲的容貌、姿态、动作，以及鼓曲声音节奏的悲壮动人，表现了他不屈服于权贵的精神面貌。

3. 含“文”这个字的成语,四字俗语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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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文言文鲁国之麦

正文

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译文

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的，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诸侯国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圣人所做之事，可以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并非个人的事情。现今，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你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5. 祢衡击鼓的文言文翻译

此三句古文出自《后汉书·祢衡传》。

1。衡方为《渔阳》参挝[2]，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渔阳参挝：鼓曲名。

亦称“ 渔阳掺挝 ”。挝应该读 zhuā，敲打的意思。

翻译：于是祢衡击鼓演奏了名曲《渔阳参挝》，演奏时容态奇异，声音悲壮节奏慷慨，使听的人都为之振奋感叹。2。

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尔邪？固：本来。当：担当，承担。

尔：你。孔融退后数落他说：太平盛世，大雅之堂，你不应该有所担当吗？3。

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后到，咸当以不起折之也折：驳斥，使对方屈服。翻译：祢衡荒诞无力，现在因为他一会儿要到了，我们全都不站起来，以这种方式使他屈服。

6. 内含"文"字的优美四字词

文笔流畅文房四宝文籍满腹文经武略

文情并茂文人雅士文思敏捷文韬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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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求含“文”的经典诗句和成语一定要是积极向上的,多谢,采纳为最佳

旅夜书怀杜甫详细内容到百度里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详细内容到百度里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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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集带“语”“文”的成语

带语的成语：甜言蜜语、千言万语、夏虫不可以语冰、流言蜚语、鸟语花香、一语中的、只言片语、自言自语、窃窃私语、语重心长、同日而语、半部论语治天下、牙牙学语、

妙语连珠、语焉不详、语无伦次、花言巧语、一语双关、豪言壮语、风言风语、夏虫语冰、闲言碎语、不可同日而语、喃喃自语、三言两语、胡言乱语、齐东野语、好语如珠、

一语道破

带文的成语：文不加点、文房四宝、咬文嚼字、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文过饰非、繁文缛节、舞文弄墨、文人相轻、文以载道、一文不名、文韬武略、文山会海、文武双全、

望文生义、文人墨客、温文儒雅、一文不值、深文周纳、一纸空文、文恬武嬉、文从字顺、文治武功、奇文共赏、斯文扫地、允文允武、铺采摛文、文武之道、身无分文、

文如其人

宋江如何评价萧让？萧让是个怎样的文人？

《水浒传》中，萧让号称地文星圣手书生，这头衔听上去就知道不简单。当时吴用评价萧让，称他会天下盛行的四家字体，其书法造诣相当的高。那在宋江眼里，萧让又是个怎样的文人呢?其实《水浒传》里的文人也都不尽相同，萧让算是比较理想化的那一类，所以宋江觉得他太天真。但萧让有着自知之明，让他最后还能在蔡太师府中找到一份差事，得以善终，已经算非常不易了。

萧让的故事，一言以蔽之曰：假。

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引用一种言论说：“《水浒传》中对萧让的两次特写，都不免于假，救宋江是伪书信，赚李应是冒充假知府，都是打出读书人的假幌子的。”这种观念其实是很对的。

萧让这个人是吴用的旧相识，但他并非是江湖上的人物，只是吴用要仿制蔡京的书信所以才骗取萧让和金大坚上山。以当时的势头，伪造书信的事情是一定会事发的，萧让和金大坚会受到连累，如果去救他们，成本未免太高，如果不救他们显得梁山没有情义可言。

更何况，一旦事发，萧让、金大坚和戴宗很有可能并案处理，那时候作为受难者的萧让、金大坚和戴宗走到一气，这就会让吴用借用此案加深宋江和戴宗关系的目的落空——横生枝节，反而不美。

萧让在梁山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两件，平时的工作是用不到他的。宋江为他安排的工作是“行文走檄，调兵遣将”，“行文走檄”固然是他的权力，“调兵遣将”不过是上传下达而已，当是梁山的笔杆子。但梁山攻打周边所写的那些公文，实际上也未必会借重萧让的文笔。

而在后来的衍生文学里，萧让的作为也多围绕着一个“假”或者“骗”字，例如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征讨王庆的部分，写萧让有一出“空城计”：

当时，王庆兵围宛州。林冲、花荣已率两万兵马出城迎敌，吕方、郭盛又拨出两万出北门迎敌，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留守，军力只有一万，有一半还是老弱病残。王庆三万大军兵临城下，宛州孤城危在旦夕。

萧让当即决定摆空城计，和三个官员正在城上吃酒为乐。王庆军队犹疑之际，突听得一阵炮响，宛州城楼上旌旗摇曳，敌军大骇，宣赞、郝思文从斜策杀出来，“斩首万余”。陈瓘、侯蒙、罗戬三人“诸各大喜，称赞萧让之妙策，众将之英雄。”

没想到宋江回师后，听河北降将马灵说及此事，宋江惊道：“倘被贼人识破奈何?终是秀才见识。”

所谓“秀才见识”，说到底是文人的见识。按一般粗暴的见解，古代划分成文官和武将，现代的学科划分成文科和理科。古代凡是动笔的都是“文人”，今天只要不做自然实验的都是“文科”。

但这显然是将文人和人文都简化了，实际上，古代所说的“文人”至少包括三种人：书生、学者和政治家。学者一般有底线，讲赤诚，至少在学术上是这样的;书生大概有些气节和风度，假如这也养不成，那就只有“骗”。

至于在做人、做事的方式上，只有文人的性情和灵活却缺乏政治家的才干、果决和魄力，由着自己的性情乃至情绪行事;政治家的初出，则纯以欺诈为主，当然不只是弄权术，而且需要翻云覆雨的本事，也懂得潜龙勿用，是真正能做大事的。

宋江批评萧让“终是秀才见识”，正是说他理想化、性情化，将胜利寄托在侥幸上，全然没有防范的后果，这种见识当然为政治家所不取。

事实上，正因如此，政治家一向是看不起文人的。北宋固然重文轻武，但重的一向是政治家，而不是书生和诗人。

所以柳永在《鹤冲天》里写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满，见到柳永参加科考，便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便只能去“奉旨填词”。

司马光也是看不起文人的，一部《资治通鉴》没有李白，顾炎武评论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至于有宋一朝的学者，像张栻一样得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较少，那些享有大名的如二程、王安石和朱熹在当时都是被人丑化的。

当时的政治家虽然也重文，但重的是文人的书卷气，既不是书生气也不是学者的书呆气。到了《水浒传》作者的年代，文人在尚武的元朝并不得到重视，以至于当时出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激愤之言。明代则有了“文人无行”的说法，文人无用似乎成了定论。

但每一个完善的政权之中，文人的角色都不可或缺。汉武帝豢养东方朔，唐玄宗优养李白，乾隆帝对纪晓岚也是“倡优蓄之”。

唯独宋朝的政治家中精于文学的太多，当时被称作“宰相之才”的苏轼、苏辙兄弟同时位列后来的“唐宋八大家”，身居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级别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都是文章高手，所以宋仁宗完全不需要优礼柳永等人。

自然的，古代帝王优礼文人不只是粉饰太平的需要，文人的功用至少有以下三个：

第一，文人具有宣传意义。袁绍与曹操相争，将主簿陈琳带在军中，让他写反对曹操的檄文。武则天看见骆宾王所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感叹道：“此人没有得到任用，是宰相的失职。”都是看重文人的宣传功能。

因为政治从来不只是打天下，还有坐江山，也就是争民意、夺民心。在民心之中，知识分子之心尤为重要，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中可能会藏有未来治理天下的人才，必要的宣传是获取这些人加入新政权的关键。另一方面，士为四民之首。自古皇权不下县，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就是传统所谓的乡绅，在基层具有领导作用，吸引了这些人的支持就等于吸引了细民。

第二，文人可以神化统治者。李卓吾认为梁山泊的石碣是吴用授意萧让和金大坚刻出的，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则几乎将这件事坐实了。

在《荡寇志》里，萧让和金大坚被捉后供称：“此碣自卢俊义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镌定。彼时张清、董平等尚还未到，原想就部下头目中选出几个，以满一百八人之数。后同张清等到来，却好天罡数内余第十五、十六两行未镌，因将张清、董平镌入。

所以董平在五虎将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顿与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离开，实为镌刻已定，难以改易故也。”

这其实也是衍生文学强加给萧让的一“骗”，只不过《水浒传》百回本里的萧让只希望骗一两个人，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里萧让只希望骗一个军队，而《荡寇志》里的萧让希望骗到的是梁山泊全伙。如果得了江山，那就要骗天下。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写本朝史书时都要写自己出生时有“神龙入怀”、附近有“火光冲天”之类，一般有信他的，那就加重了他的天命和权威。那些明知是假的人也绝不敢反驳，并非他们笃信这一种鬼话，而是笃信说鬼话的人手中的权力。

所以的迷信和清醒人的奴化其实是一件事，只是一个崇拜于神，一个崇拜于人;崇拜于神的觉得一切都不可解释，崇拜于人的对一切都不敢解释。

所以统治者之爱文人是爱顺从自己的一张嘴。有了这张嘴，社会的问题就可以被随意曲解。如果曲解不成，就可以利用文人转移视线。视线转移不成，那就出现暴力，那就出现对立，要么政权被推翻，要么反抗者去。因此看出之前文人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这个缓冲的方式就是制造舆论。

文人的伎俩大约便是如此了，虽然于政权统治有大益，但在暴力面前便不值一文。萧让之于梁山，正是文人之于暴力，自然格格不入;萧让之于宋江、吴用，正是文人之于权力，当然只是“秀才见识”。

所以真正有识力的秀才要会估量自己的能力，适当参与到政治中，否则自以为高明，敢与最高统治者叫板，至少在政治生命上，一定是路一条。

萧让离开梁山，来到蔡京门下只当了一个门馆先生，因为大宋王朝已经迷信权力特甚，且舆论的掌控都在当朝宰相、太师们的手里，萧让的才华当然“无所用文”之地了。

怎么对付嫉妒心特别强的人

谁人心中无嫉妒? 如果真修禅定,观看心行,自然会发现自己也存在嫉妒的心理,只是平时不觉得而已/

所以不如先"对付"自己!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南怀瑾:

1.冯道的故事

我们举出一个人来做例子，这是讲到这里，顺便讨论历史。在此要特别声明，冯道这个人，是不能随便效法的。现在只是就学理上，作客观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时，中国乱了八十多年当中，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的乱。而且都是边疆民族。我们现在所称的边疆民族，在古代都称为胡人。当时，是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这时有一个人名叫冯道，他活了七十三岁才。在五代那样乱的时候，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到了宋朝，欧阳修写历史骂他，说中国读书人的气节都被他丧尽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看历史都知道冯道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说冯道是读书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读了历史以后，由人生的经验，再加以体会，我觉得这个人太奇怪。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第一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纷争也总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攻击他。如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可太不简单。而且最后活到那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牛真吹大了。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敢这么吹牛，其中一个是当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几年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样样都好，所以自称人生已经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真不简单。后来儒家骂他丧尽气节，站在这个角度看，的确是软骨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上、社会上，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财、色两类，冯道这个人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不知道。后来慢慢找，在别的地方找到他几首诗，其中有几首很好的，像：

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北使还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

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掩风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后两句，就是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兽当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我看到这里，觉得冯道这个人，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尽管许多人如欧阳修等，批评他谁当皇帝来找他，他都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人有他的了不起处。在五代这八十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著作上看起来，他当时的观念是：向谁去尽忠？这些家伙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各个当会儿皇帝，要向他们去尽忠？那才不干哩！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他说“狼虎丛中也立身”，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清廉、严肃、淳厚，度量当然也很宽宏，能够包涵仇人，能够感化了仇人。所以后来我同少数几个朋友，谈到历史哲学的时候，我说这个人的立身修养，值得注意。从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态度，作人的态度，并不算坏。几十年后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认为他有相当的功劳。不过在历史上，他受到没有气节的千古骂名。所以讲这一件事，可见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是关起门来讨论学问，可绝不能学冯道。老实说，后世的人要学冯道也学不到，因为没有他的学养，也没有他的气节。且看他能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可见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有些笨人，一生也没有脾气，但那不是修养，是他不敢发脾气。冯道能够在如此大风大浪中站得住，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这是讲历史上比较大的事。我们看社会上许多小人物，一旦了，他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我们到殡仪馆中去仔细推详看，也很难断定。

所以曾子特别提出来，一辈子作人都“战战兢兢”。“战战”是发抖的样子，“兢兢”就是脚都不敢踩实的样子。“如临深渊”，好像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如履薄冰”，初冬刚结薄冰，或早春要解冻时，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个疏忽，掉下去就没命。作人一辈子，要想修养到都没有遗憾，如孟子所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实在是伟大功夫。人骗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还都喜欢骗自己。可是到了自己要的时候，仍骗不过自己。要想做到对人内心没有亏欠，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这三句话是曾子病到手脚都不能动了，然后告诉学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难，尤其是利害关头，能不能为忠臣，能不能为孝子，就在这么一念。如果怕自己吃亏，就掉下去了。“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手脚都失去知觉了，已经了一半了，到这个地步，我才敢说大话，我不会再犯错了。这就证明，学问并不在文章写得好或知识渊博，而在作人处世的修养，孔门是最注意这一点的。

这里前后三节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的时候，鲁国的一个大夫孟敬子来问他。问什么问题，书上没有说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其鸣也哀。人之将，

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这个话怎么讲呢？曾子答复他说，我告诉你，鸟将的时候，它叫的声音一定很悲哀，（这是自然界的现象，不但是鸟，所有的动物，将的时候，叫的声音都很凄凉。）人类将的时候，所讲的话，多半是好话。（要注意，不是完全。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枪毙，临的时候，还要讲狠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不是好话。）一个普通人，在快要的时候，对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较冷静，吩咐的话也多半是善言。为什么曾子要把这两句话说在前面呢？这就可见曾子的教育态度。换言之就是他说，我快要了，你平常不大听话，我现在最后的话是很诚恳的、很严肃的对你说，希望你要注意。所以曾子把这两句话说在前面，以加重语气。于是曾子告诉他“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这个“道”是儒家的、孔门的人生之道。就是说人之学道——作学问、受教育有三个重点。曾子在这里所讲的三个重点，我们的确要注意。

第一点“动容貌，斯远暴慢矣。”就是人的仪态、风度，要从学问修养来慢慢改变自己，并不一定是天生的。前面说过的“色难”就是这个道理。暴是粗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这两种毛病，差不多是天生的。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尚的心理，讲好听一点就是自尊心，但过分了就是傲慢。傲慢的结果就会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这些都是很难改过来的。经过学问修养的熏陶，粗暴傲慢的气息，自然化为谦和、安详的气质。

第二点“正颜色，斯近信矣。”颜色就是神情。前面所说的仪态，包括了一举手、一投足等站姿、坐姿，一切动作所表现的气质；“颜色”则是对人的态度。例如同样答复别人一句话，态度上要诚恳，至少面带笑容，不要摆出一副冷面孔。“正颜色，斯近信矣。”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社会上几乎都是讨债的面孔。要想做到一团和气，就必须内心修养得好，慢慢改变过来。

第三点“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所谓“出辞气”就是谈吐，善于言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学问修养的自然流露，做到这一步，当然就“远鄙倍”了。

这是记载孟敬子问曾子，他问的什么问题不知道，可是曾子答复的话我们看到了。再从下文连起来看，可知孟敬子所问的，并不是前面曾子所讲的这三个问题。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这位鲁国的大夫，一定问他，对于处理国家大事，还有什么秘诀？而曾子不管那些，把问题撇开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因此下面一句话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所谓“笾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制成。在这句话里代表了“执政”之事。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标记，尤其如执法施政的文物，对此更注重。像以前宪兵的臂章图案，有人以为是狮子，其实不是狮子，是狴，古代执法的标志。相传古代有这种野兽，非常灵敏，能辨别好人坏人，遇见坏人一定用角去刺，对好人不刺。这些都是古代的标志。曾子在这里是告诉孟敬子，我只能贡献你作人处事的修养。至于你所问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来问我，自然有管理这些事的人在那里，你可以去问他们。后来汉文帝问丞相陈平天下钱谷出入方面的某些问题，陈平对以“有主者”；以及汉宣帝时的“丙吉问牛”都是同一道理。由此可知孟敬子所问的是笾豆一类的事，而曾子所答复他的，还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从内心基本的道德修养去做。学问好、德行高以后，不论从政或者做别的事，都能得心应手。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有关技术问题可以去问那些专家。

学问深时意气平

下一节是门人们记载曾子平常所教诲的。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是曾子提出他同学颜回的美德：“以能问于不能”。凡是所谓天才、聪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个错误——慢，就是很自满，不肯向人请教。而颜回虽然高人一等，却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没有看清楚，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一番。这也是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他的名言“集思广益”，就是善于集中人家的学问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识见解。对自己非常有利益。这也就是以能问于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请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儒家标榜虞舜“好察迩言”，所以能为圣人。虽然浅近的话，但往往能给我们深远的启发。“以多问于寡”的多指知识渊博。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知识非常渊博。“问于寡”，就是问于知识不如自己渊博的人。这是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是说从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么都懂；而“寡”可以说是专家，他专门研究一点，而这一点并不是学问渊博的人所能够知道的。渊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专家则对某一点有深入研究。所以渊博的人，一定要向专家请教。“有若无”他学问非常渊博，而在待人处世上表现得很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实若虚”内涵深厚，表面上看起来却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对不起他——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不敬为“犯”——从来不计较、不记恨。这五点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处世的经验来体会，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做到。曾子说，我的朋友颜回，对这五点都做到了。孔子所赞叹的颜回，他学问的火候优点，在此可见一斑了。

临大节而不可夺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

子人与？君子人也。

人的学问修养做到在朋友之间，“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难，简直没有。历史上讲义气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刘备的儿子刘禅，谁都知道的阿斗。以前骂笨头笨脑没有出息的年轻人，就骂“阿斗”。刘备在临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备。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刘备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他这句话可把诸葛亮吓住了，立即跪下来：“臣鞠躬尽瘁，而后已。”就是说，你放心吧！我把这条命卖给你了，不管你儿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帮忙到底。于是“鞠躬尽卒，而后已”这八个字，等于他自己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后来也就真的做到了。这是从历史上说大的托孤。个人的托孤，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假使朋友了，还能照顾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顾朋友孩子的，别人会说“疯子人与！疯子人也。”绝不会说“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的。但是照中国文化的大义，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扩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过去，唐以后所谓百里侯称县长；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古代称县长为父母官，就是说对于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关怀、照顾。“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首长，将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交给这种人负责保障了。这两点都很困难。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小事糊涂没关系，面临大节当头时，怎么都变动不了才行。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陆秀夫，可以说是儒家的光荣人物。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风流放诞，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时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听歌。可是当国家大难来临的时候，连与太太儿女们告别的时候都没有。尤其难得的是从容就义。所谓“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而且他从容到什么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对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视，硬是空着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点头，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请他出来，他就是不答应。这样坐了几年牢，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他对忽必烈说，你这样对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谢你，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始终如此，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答应他说，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听了这句话，马上就跪下来说，谢了！谢了！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备办了三牲祭品，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要他们放心，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可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所以我们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看人要看大节。曾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吧？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并不是读书，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得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为止。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毅”两个条件。

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说到写文章，我曾和年轻的同学们谈到，为什么写不好文章：一开头面对稿纸，已经害怕了一半，手里拿起笔又害怕了一半。笔和稿纸齐全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原因是在自己心里老想“我现在写文章了”，那就写不好。其实写文章没有什么道理，拿到纸笔先不要当作自己写文章，当自己放屁好了，爱放什么尽管放，想到就写。完稿以后，放下笔，自己再看，对与不对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样，椅子放得不对，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几次一搬就对头了。各个都会写文章，大家都说怕写文章，或说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写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没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这也要有点傲气，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说不是文章。一定要养成自己这种弘毅的气派，多写几回就成了，有什么难处？尤其现在写白话文章，更好写了。至于说要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论这要有天才，和艺术家一样。不会画画的，哭也哭不出一张画来。叫我画人物，鼻子会像大蒜，眼睛会成凤梨。但是画家随便一涂，就对。这是天才。

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孔门弟子的编排，要来个波澜起伏了。上面讲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孔门学问。接着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戏，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如兴趣的兴。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压抑在内心，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一。古代所谓的诗，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要会诗。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从事严肃工作的，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医生为然。我对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我当年做学生学这科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样子。精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变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职业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以凡从事严肃工作的人都要注意，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作调剂。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所以孔子说“兴于诗”。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一般说来，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儿郎当，恃才傲物，看不起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千古以来，文人相轻，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作诗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说来转去，转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艺术的修养，就要“立于礼”。我们一般人将学者文人连起来，事实上学者是学者，学术专家是学者；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一定是学者。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经有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使在坐无人答话。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诗。抗战期间的汽车常抛锚，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诗加以描写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诗，一个文人，光是文章好，没有哲学修养，不懂科学，毛病就大了。所以光“兴于诗”还不行，要“立于礼”，立脚点要站在“礼”上，这个“礼”就是《礼记》的精神，包括了哲学的思想与科学的精神。“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古代孔子修订的《乐经》，没有传下来，失传了。《乐经》大致是发挥康乐的精神，也就是整个民生育乐的境界。

政策

讲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标与内容以后，下面所说的一节，是另一个问题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的时候，他们打倒孔家店，这句话也是孔子的“罪状”之一。照字面上讲，“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于军队下命令，目标正前方，距离若干，限几分钟到达。只下命令叫他去。“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绝对的服从。到了民国以来，“五”前后，有好几个人改这两句话。康有为、他们说，孔子绝对民主，古人对这两句书，圈点句读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个知识都高了，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还没有到达水准，“知之”，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说康、梁的句读也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看看这个社会、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还不可以民主的时候，“使知之”，要教育他。但不管他们怎样圈点，反正都是好心帮我们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张孔子是绝对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乱批评。但在我个人，早年也认为他们这样圈来圈去有道理。现在老了，有时脑子很顽固，认为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有时候只可以要他去做，无法教他知道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这是我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来的。到今天为止，我是这样的看法，也许明天更聪明一点，再改变也说不定。不过到今天为止，据我所了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计划理由告诉他，他去做起来一定很糟糕。好像带部队，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奖，跑不到处罚。结果跑到了，奖赏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兴。假如先告诉他理由，什么政治学，什么心理学、什么学什么学的，结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学、政治学来了，目标达不到了。据此回转来一想，孔子的话绝对的对，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政策。事实上有些人的头脑、程度、才具只能够听命于人，当然有些人是天生的***才。曾有两位同盟会的老先生告诉我，国父孙总理很会说笑话，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来谈天，他问大家能够做些什么？大家说了后，回过来问他。总理说，我想了半天，除了当领导以外，一无所能。这个话听来蛮妙的，实际上是老实话。大家仔细一想，总理这句话绝对是对的，他就是天生的领袖人才，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听命于人的，能成为非常好的干部。这种人如果去做***，下命令，一定做不好。碰到这样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天下的事业，都是浑小子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