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政息的近义词-人亡政息政怠宦成历史周期律

1.黄炎培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2.黄炎培谈“周期率”

3.重农抑商与中国古代农业王朝灭亡的历史周期律

黄炎培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

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

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扩展资料

背景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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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谈“周期率”

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夜，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调停，防止内战发生。1945年7月1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 、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与六名参政员一共进行了三次会谈。7月4日，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人。

在与黄炎培的交谈中，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重农抑商与中国古代农业王朝灭亡的历史周期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条王朝灭亡周期律：

即除了少数王朝之外，大一统的专制农业帝国的统治很难超过300年。

如：西汉206年；东汉195年；李唐290年；北宋168年；朱明277年；满清268年（关内）

秦以前的夏、商、周作为奴隶制朝代不包括在内。

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皇帝们及官僚们凭直觉认为：

农民在和平年代生产粮食，战争时期提供兵员。

而商人逐利，流动性极强，对中央政府的依附性弱不利于其统治管理。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应该鼓励务农、取缔经商。

却不想自此开始，长达2132年的中国古代农业专制王朝周期性灭亡开始了。

逻辑链条如下：

1古代中国农业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选择重农抑商的国策。→

2在政策带动下古代中国劳动者只为自给自足，但在各种天灾人祸之下很难达到这种水平。（每个王朝只有少数时间能适逢风调雨顺、明君在位、吏治清明）→

3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不会产生用于市场交换的剩余劳动产品，而没有产品就没有贸易，没有贸易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快速提升生产力技术的物质基础以及扩大生产的欲望。→

4.1为了进一步形成打压商人、商业的政策导向，历朝历代统治者利用各种苛捐杂税、商品专营政策打压民间商业。

如：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之后，曾说：“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这样的话：“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 坐而食。”

以及汉朝的盐铁专营、明朝的海禁政策等等。→

4.2古代中国的商人致富之后，因为社会上普遍的“贱商”观念也不会继续利用资本积累去扩大生产，而是去买田当地主摆脱商人的身份。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并的问题出现，造成了农业社会的人地矛盾。→

5.朝廷的倡导的政策以及官本位体制使民间兴起了“当官光荣、经商低贱”的观念，这样的国策，使得无数的国家精英压抑着人性，皓首穷经只学得了统治者想要他们学习的思想，而那些屡试不第的人，也要千方百计地去花钱买个官职来当。→

6.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和贸易不繁荣就不能给科技发展带来利益激励，久而久之社会的精英阶层对钻研科技失去兴趣一心读书求官。

尤其是在明代之后，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唯一的考试内容，官僚集团成为了一群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官僚地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进一步倡导和维护重农抑商的政策。→

7.由于农耕经济本身的脆弱性，历朝历代的政府只能选择轻徭薄赋的政策（否则就会激发农民起义）

国家税收本身不多，用于官僚体系的薪酬就相应很少。读书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贪欲而当上官之后（尤其是花钱买官的那群人）自然就要贪污来收回付出的成本。羊毛最终要出在羊身上，造成了小农生产者的生活更加艰难。

我国领土大部分处于季风气候区，自然灾害周期性发生。在皇权至上、吏治腐败、科学生产力发展落后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所谓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就会瞬间瓦解。

如果此时土地兼并问题又很严重，就会产生大量的流民。

一个低赋税的农业王朝又很难筹集大量资金赈灾，想要钱就只能通过改革来重新分割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者往往会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

如果此时选择向民间开源增加赋税，那么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如：明末农民大起义。因为赋税的最终来源还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生产者。

更何况农业王朝还会时刻面临周围游牧民族的武装威胁，最耗费钱粮的就是国防问题。

如此恶性循环就形成了一条农业王朝平均三百年灭亡的历史周期律。

那么我们今天的新中国跳出这一定律了吗？

1945年7月4日下午，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黄炎培忧心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却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掷地有声！的确我们今天确实已经可以有能力摆脱“周期律”

因为周期律产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已经改变——过去我们是农业社会、专制王朝；而今天我们的新中国已经是 工商业社会、民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