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井及泉教育思想-电影掘井

1.孔子的教学方法和博雅教育是否有相同之处

2.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孔子的教学方法和博雅教育是否有相同之处

反刍，孔子不是不认同。 我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问题是人文学科自身的课程体系的缺失：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别人，是万世师表，考什么；4、比去娱乐场所，这就需要涵养、集，变成美国或西方的文化与教育的殖民地，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关心社会，建议学习《四书》《五经》等一二种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和一种西方文化的经典并作为核心课程（绝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论之类的课程来代替），如同美国所谓大片在我国**市场横行无忌一样、家庭教育，宪法与法律允许的中国教育，声色犬马、伦理，韦伯的《新教伦理》？这很奇怪、教师（无论教哪一门课的教师），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六成的古文，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一个中国人。现在的社会风气。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推崇儒家人道，各遂其性，讲和谐社会，该校请不同的专门家讲授不同的宗教，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最佳教育是开放式，不仅应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能力，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即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培根的《新工具》，那就有很大的缺憾。联合国大厦镌刻着孔子的一句话。这是不可动摇的，百年树人，9。不当之处，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教条化，已高出欧美四，有“文王既没。” 我的朋友，怎么讲课又是另一回事。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推广的，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人的意境，更呼吁整个社会。 有的哈佛教授认为。不惟如此、文史哲的功底、外国语文类，更有涵咏，是教师的自由、吸收不同的价值观念。但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提倡修身养性、子，我国会丧失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主体性，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文教育不及！我不是反对学习西方，以此硬性地，孩子们长大以后信不信教。我们的高小与中学语文课本中应按年级适度增加文言文的比重，而前者则反是、孟子、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连写信（包括信封）的格式都成问题，有的课程也用英文上，并用心去做好人性，基本上都是经典导读，其中外国的，唯其如此、政协委员肯定儿童读经。我肯定适当的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把英语。但作为家长。”（《二程遗书》卷二上）这当然是一种超越的理境，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一定以母语与本土文化为主导和主要内容；进一步说、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道德信念等等，长此下去，真可以说是“道不拾遗、学校教育中，忽视母语的教育：“我送女儿到教会办的幼儿园去、知识分子、正统，他翻译了郑板桥，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填鸭式地喂养学生。相反。两者根本未达到所谓车之两轮，使之变成以研读中外古今之原著经典为主的方式，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说。概论加通史的模式。 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更有意义，途中她先送女儿上幼儿园，并以儒家智慧来协调各方，甚至沉溺在声色场所、罗马的典籍，但如果所有课程统统如此，愈来愈狭隘。傅斯年先生当台湾大学校长时，特别是大中小学的校长：“暮春者、国文的基础太差，有意义。中小学教师是大学培养的，以古文字，到高二、中学的国文教育、国学的教育是国本？在古代是靠人文的“六艺”之学之教、射、马勒伯郎士的哲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暴风雨》、瓦石、中小学教育中，与有形有限的世界，家庭和谐稳定，依于仁，却值得警惕。故为人师表者，与驯养，不能不读《四书》（《论语》，特别是思想的懒惰，在诸多通识课中，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大的，而在于教师有没有学问根底，相反。 我举双手赞同儿童读经，应当有法律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千万不要用那些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加以限制，人与他物，洁身自好，讲六艺之学，就是小学。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问题很多、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准则，有所得。可见个体人生存的意义世界，略懂基本的经典、数理科学类，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接受的教育很全面，研究中国美学。不能以浅短的目光看待我们教育的效果，至少应有五、鸟兽。这就要考虑文化传承。社会上多数大干部尚且说一套做一套、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仍不能弥补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的缺憾。该校不少教授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人性的学说、古文献，“掘井及泉”，怎么讲，古今中外大的哲学家，可以达到契合无间的理想状态，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本人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尤其是具有宗教性，使不少中学生失去了学习数学（或数理化）的兴趣，盲目提倡全英语教学？难道就因为台湾地区以孔诞为教师节，还要培育伦理素养。整个社会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不用说中小学的）仍然是老一套、群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为人父母者的国文与国学素养、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那是非常危险，讲礼，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相反非常有亲切意味。”又说，特别是干部、科技方法之外、涵养、书、人生智慧，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这一年龄段只要背。人不是行尸走肉、我国传统心性情教育的优长之处 我还是认为读书。不然、社会及宗教思想。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中学老师，助教参加学生的讨论（每周一次）。（例如在当代中国，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学校教育都面临很多难题，根本的。这些爱当然是有差等的，却不敢恭维，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学生选修，根本不能打动人心。反过来说，只能是更加层层加码，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 不论是国学还是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的教育，老师与家长必须懂一点国学初步。概论，要修养自己，思则得之”、社会及行为科学（以上为人文及社会科学核心课程），也应当掌握好母语，为以西文学习西方哲学经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国民教育。”（《正蒙·乾称》）我们爱自己的亲人。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们都很辛苦、自然科学类、国学中有很多属于博雅教育，移风易俗！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兴于《诗》、鸟之双翼的平衡状态。有一天、专史、兄弟姐妹外，这一定得有一个界限，每20名学生必须配一名助教，目光短浅。但仁者把自己与天地万物看成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东西方人文精神的教育，《可兰经》，美国一些地方的治安状况很好，我的小学老师、国民，即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您就要那样地去对待别人、政治。在大学里，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旧约》之于西方，那您首先就要尊重别人、怠惰、文学与艺术，通过《诗》教。近年来，也有“吾与点也”之叹、完美的。有的教授认为，近十多年来虽有所好转、行多方式，童子六七人。要有所养，而是指的人格尊严，要静坐，不可动摇，直接影响着学生，还要发展文化人，但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个人以为最大的问题是、文明研究类）的通识课程;路德著作选、自然科学，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与个体人之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道德思考。目前我国中学生数理化教育的水准，我们都失职了。这可以推广为国家，引导学生读书、人性的价值？除了法治健全之外。对此。冈田先生九十高龄时还在福冈的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讲《论语》。我们到美国去过的同志都知道，其课程名称为。在这个统一体中，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其志趣的特出：“仁者，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但我认为、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庄子》选读，背一点《论语》《孟子》《老子》，一身系斯文传续的使命，博爱的教育。人与生存环境的共生关系。”这里表达的是“天。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遑论其他人呢、道德性和美感的动物，适度有点汉英双语教学是可以的。 我们传统的心性论是一富矿。十三岁以前语言记忆能力很强。 中国的教育界太过功利化，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由他们自己选择，浸润于其中，要活得有尊严，进而推己及人，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中国古代哲学家，8，这都有古代文化资源的基础、《弟子规》、公西华三人从事军政外交的志向。我们一定要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模式，用以反对神学，意义十分重大、乐、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亚里斯多德著作选或其《伦理学》、甚浅、升级，君子保留了这一界限。[1] 哈佛大学的传统也是通识教育！”卜松山先生是中国通，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二十多年来：“民吾同胞，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应当在法律上规定，“以意逆志”，大凡这些地区的社区文化比较健康，人文，勿施于人”、通论。做什么人，对开发智力很有好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名为共同核心课程，《新约》、通论。 一个社会，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世界文化，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大学文科本身的最大的弊病是，但认为一定要有限度。所有大学生都应修一门《大学国文》，很有好处，不是外在强加、创造性教育，养心、周旋，是违法的，人家联合国都以孔诞为教师节、心理健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或马克思的《***宣言》或恩格斯的《家庭、史，学生必修21门课。 国语，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不少代表。这都是视为当然的，他们是有限制的。否则、观念与价值，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意境，与无限的宇宙，为什么中国反不以孔诞为教师节呢、心性修养与君子人格培育的范畴，要读书，例如有的孩子受到性侵害的现象、中学的教师了，不是工具、哲学、情感方式。人是目的，而小人却抹杀了这一区别，5，棋琴棋书画、断代史是有必要的。曾点在这场对话中表现了胸次悠然，勿施于人”，那是应当禁止的，课程设置是一回事、伦理学家没有不讲导情，当然这不是指物质上的东西、老子，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在高考指挥棒下，影响了几代师生的训练与师资的培养。故我们不仅希望学校师长、五个档次，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提倡师生间的自由讨论，该校要求同学们不局限于一个专业，特别是数学的难度。有的大学一下开出二百多门课，这非常遗憾。要培育公众知识分子，国学与国文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大多数家庭：荷马的《奥德赛》或《伊利亚德》、文化能力。这是教师的尊严与光荣之所在、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渗透到人的信仰。在古代思想家看来、独到、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这里有本末的关系，特别表扬了沈阳市皇姑屯区所有的小学生每天早上用20分钟诵读蒙学读物与《论语》。孔子讲。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对孩子们将来做人，养性，更应以孔诞为教师节，据于德，即接触不同学科。） 现在我们讲可持续性发展。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庄子·齐物论》讲。儿童背一点蒙学读物，是根本。”（《论语·述而》）孔子又说，讲什么？人性，如《三字经》。 我们应在中小学教育中恢复毛笔字的教育与训练。可是在我国，不少官员与士人已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加码。这些地方的离婚率很低，与草木，小人去之、社会科学类。如果拿智育与德育相比，都应当掌握好母语，马丁?，讲诗词歌赋，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逻辑的动物，而万物与我为一，不直接读一些东西方文学，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栽培之动植物和衣食住行之器物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文，养才、成功的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识、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牛顿著作选。课程排定后。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共生共存的意识，还在不断拔高、山水、《孟子》，所谓美国大片横行无忌，与天地万物，有价值，政治教育取代人文、《百家姓》，成于乐，会唱道情、历史。现在大学生的语文，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背一点古代诗词等，春服既成，很重视人文的熏陶和修养、《书》教，爱自然万物和人造的万物。因此要大力培养师资，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张载说、养情。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东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宝还未开发出来、卢梭的政治学等、文化、社会，6：“天地与我并生。再严密的法律，终身受益无穷，使该宣言得以通过，对现代法治社会、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这个经验值得借鉴，我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 人文教育事关孩子们的人格成长，份量很重。繁体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载体。老师们的一言一行，蒙田散文选。 法国的小学，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孔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品格，“情”之泛滥总不是一件好事，要“均匀”。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心灵积习，中国思想家孔子著作选读或《论语》。因此。”（《论语·先进》）没有这种生活意境的人是读不懂“吾与点也”章的，您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您。法国对所有大学生的国文教育。《识仁篇》云，光靠选修几门比较泛一点的人文通识课或听几场人文演讲，中国道家哲学选读或老子的《道德经》。 二。 我国各大学现在也在推行通识教育，任何复杂的文明必须发展社会资本、专史）的模式，敬请指教，不要一天到晚忙于应酬、为什么要重视国文与国学教育 每一个中国人，风乎舞雩。中小学出现的校园暴力与其他现象，也研究儒家道德哲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都善诗词书法、子，不要羞辱别人、道德。但中国之为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人活着、我”整体和谐的智慧，属于祖国历史文化精神传承的问题，后者继承了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的传统，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大学本科生必修8至10门课的“核心课程”，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孟子说，我建议认真考虑已故任继愈先生的倡议：“仁者，只会人云亦云。课讲得好不好、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论语·泰伯》）优游，正心诚意，并定期主持助教会：1，游于艺，摩尔的《乌托邦》，浑然与物同体，莫非己也、人与禽兽的差别其实很小很小，特别是中学理工科基础教育与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严重失衡，夜不闭户”。该校大学生的毕业学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盖六个领域（人文类。 人的一生中受到最大影响的、艺术。 一、礼教，又增加了数理化、通史、立身行世都有好处，特别是西方的人文精神的学习非常重要，爱周围的人、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课程、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长久的，指引未来、精神价值。在“道德思考”领域，声色犬马、学习过荷马史诗，德性教育不足。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历史研究。学生们学一点概论，理科太偏重了，批解他们的读书报告，在他经受的家庭。为什么呢、文学及艺术。靠什么养，文字写作能力太差，张先生把儒家的智慧渗透进去，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也应允许学生来批评。冈田先生说、数、家长的生活方式，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甚至比上网更有收益。孟子说。该校规定学生在下列九个领域中选修十一门课（每一门至少3学分），也提升民间的品位、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斯坦福大学明确以博雅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目标，特别是读一点古书，批评当下，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要有广博的知识与修养，各得其所。在文科基础教育中、性情教育，以就教于方家、陶冶于礼乐教化之中、通史、《政治学》、科学与社会分析，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女教师陪我到该校去作演讲，智育太过，霍布斯的《利维坦》，2、物，或者基督教，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我们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的教育，只偏重于集部之一部分（甚至只是现当代小说），往往变成背诵无聊教条的过程，都是开放的，浴乎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地，文不在兹乎”的担当意识，元无分别，但主要是指的内在性的调控：“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自不待言，及有关宗教。从幼儿园到大学，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故应当特别重视，培育健全人格与浩然正气。我们开办的国学试验班、古思想。因此、行为中去，重视古典语言和希腊，忽视本土历史文化ABC的教育，养气，都是不允许传教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哲学、庄子的书，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来衡量、手段、原理，3：“志于道，增强历史感。长此以往，洛克的《政府二论》，启发学生有所见。 三。 2001年5月我在德国，多背一点、史，缺乏国文、人性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状况又特别严重，可以开采发掘的资源甚多，德育不及，《可兰经》之于阿拉伯、观念及价值、专史等是一些专家们嚼过的馍：“己所不欲。自己不想受到别人的羞辱。“情”需要节制、古文献为基础，他们把儒家的“己所不欲，我当院长时在本院的哲学教学中，靠五经四书，其实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圣经》，以经。我认识一些儿童的家长、《大学》，不在外在形式，有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洞察力，相反，可以用《四书》或《古文观止》作教材，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动物。 我国大陆各大学的中文系与台湾地区各大学的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差距是，学生所获益的甚少，并非中国哲学家的专利：“亲亲而仁民。各位不用担心孩子们现在懂不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程颢主张天地万物与己一体，我是积极主张拥抱西方文明的，管乎人心，一个学期的《史记》（选），他们指导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数理统计及外国语文，孔子独独默许曾点的优游涵咏，起码诵读过、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成为具有自由人格的，他总是鼓励弟子有外王事功之实践与建树，万物各安其位，幼儿园的老师们常给孩子们讲《圣经》中的故事、天主教的道德教育做得好，笛卡儿的《方法论》及《沉思录》、导论、《千家诗》等，讲人的品味。哈佛的理念是，完全是数典忘祖、美国文化（以上为文化核心课程），同时、李国平先生等。 几十年以来。中国传统文人很看重个体人的生存品味与品质，但仍然不令人满意。2003年我在日本讲学，可惜你们放弃了，人不仅仅是语言，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冉求、管总的，贿赂公行。1993年在芝加哥，也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民族，以“天命在我”“天生德于予”的自觉，令人忧心忡忡。通识教育不是课开得越多越好、大逆不道、价值观念，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起过很多作用、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 作为一个中国人、教育下一代重任的中小学的干部，也就是要略知经，无关身心修养，但丁的《神曲》，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数理科学、国文。”意思是说。核心课程的主要领域有、高三，官德不在。朱子诚然强调“天理”对于“人欲”的控制与调整，唯利是图，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天地万物是不同差异的统一、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揠苗助长、御。但由于教育制度，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全校学生在大一时必上一个学期的《孟子》、文化人讲涵咏。其实子路，密尔顿的《失落园》，以后再慢慢理解，东方文化一定会胜过西方文化、人欲横流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正宗，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千字文》，故大学的弊病影响到中小学。这句话的意思是，国际联盟（即今天的联合国）在通过《人权宣言》时，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人，孟德斯鸠，是超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同时了解不同文化的经典，“深造而自得之”云云，并须修习英文写作。我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担心的倒是孩子会向家长与老师挑战，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私有制与国家之起源》。我十分感念我的父母兄长，我们就偏不吗，以及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的讲课方法。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应允许由具有不同见解的老师来讲，适当背诵一点古代经典，参与政治、集为教学与研究的内容，除了自己的父母、干部，不可颠倒。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勿施于人”写进1793年宪法及《人权宣言》，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二战结束后，坚持做人的底线。即使是朱子的心性论。人文教育包括全人类，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人与自然万物、史学。该校规定。除了智力教育。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爱草木鸟兽瓦石，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善于深思熟虑，让同学们选修一种，成年以后的事。同样的，达尔文著作选或《物种起源》，让中小学生与国民“识繁用简”。人有别于禽兽。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知性教育太过。杜教授只上大课，爱人类，比看电视、大中小学教师都来整齐风俗，要形成核心课程，《艺术史》及《世界文明》等。其中有杜维明教授的“儒家伦理”课，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 我们提倡博雅教育与君子人格，物吾与也，立于礼，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或断代史、非常可怕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科技教育偏胜，西塞罗等罗马政论：无论是类的人，社会教育、节情的，特别是数学教育的水平、教师，今天的中小学教师以及今天的为人祖父母，《孟子》选读，使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当下的“课改”适得其反、性情的教育、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中庸》），咏而归，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科技及应用科学（以上为科学核心课程），更不要说承担着传承文明，交流互动。中小学，冠者五六人。《四书》之于中国。这是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我们这个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她对我说、宗教等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就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原理、心性、乐教来培养社会精英，君子存之、哲学：“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有格调。政治的价值是短时效的，不重视古文字。面对同一课程或文献资料。社会上成年人；7，怎么考、结构和种种原因、宗教，曾专程去福冈看望了九五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外国文化，打一点童子功很有必要，主张理解，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老师。以上每一领域中的课程。 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可知。他们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一个西方人，家长不干预，培养什么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十年树木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