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蛇出洞是什么意思号召鸣放-引蛇出洞下一句是什么

1.历史上的“大鸣大放”是什么？

2.丁则良的人物印象

3.的人物评价

历史上的“大鸣大放”是什么？

“大鸣大放”（或“大鸣”、“大放”），是1957年春夏，共和国开展整风-运动时，新出现又风靡一时的政治语汇。大鸣大放”中的“鸣”与“放”，本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写或简称。

指群众在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和政府提意见，帮助***整风。

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扩展资料

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

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及其政府，政治斗争从***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

经过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国***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在中国***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四清运动”、“”埋下伏笔。?

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大鸣大放

百度百科—运动

丁则良的人物印象

彼岸的杨振宁先生光荣退休，以其人之功德圆满，引起一片喝彩，杨先生也以朱自清当年诗句自勉：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是人生绚烂归于平淡，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新境界，着实令人企慕又感动的。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归宿，比如杨先生回忆少年读书情节，他是清华成志小学和北平崇德中学的学生，清华教授杨武之先生教子有方，当杨振宁读初一时，即有了家教的待遇，数学家的杨武之先生要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了他的一位得意的学生，叫做丁则良。丁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杨先生回忆，那一个半暑假的家教使他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这个人的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杨振宁教授谈教育》)。今天是不会有给自己的孩子请讲哲学的家长了，而那个雷海宗的得意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的丁则良，不要说没有挨到夕阳无限好的时光，就是让今天中国各高校学历史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等等回答知不知道这丁先生，恐怕也百不出一了，这就是时间的残酷。

不尽然是时间的残酷呵，那还是历史的残酷。我不知道后来杨先生打听过丁先生没有，我知道有一年杨先生于尼克松访华后返乡参观。曾有美国华人科学家参观团到来，其中任之恭、林家翘、王浩、张明觉、刘子健等等，其中多清华出身者，作为陪客的竺可桢提心吊胆他们会打听赵忠尧等下落，果然周总理宴请众人，任先生开口询问钱临照、胡刚复、陈寅恪等情况，周公自是一番苦心。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另外一个兄长在农村劳动，周公特别对刘先生嘘谈，使刘大为感动(《竺可桢日记》)，周公还恳请参观团返美后不要过分为中国宣传，只能适可而止，因国内缺点尚多，那是不堪的一幕。任先生等当年同行，竺先生于日记中有段椎心泣血的自白：熊庆来作古，数学所评之为学术权威，并早已停止薪水，给生活费，后才声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薪水。科学界老一辈从此又弱一个，生物学钱崇澍、秉志、胡先?三老相继去世，物理学胡刚复、饶毓泰，化学王进，地质谢家荣、何作霖，气象赵九章等继亡，今日又有数学家熊迪生，我辈真成鲁殿灵光了。杨先生大概不曾想到：那个家教于庭内的书生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

遍查了各种人名辞典和辞书，可惜我们都没有记载这个丁先生，当然他是一个异类，是被遗忘的对象。还是周一良先生的近作《毕竟是书生》提及丁先生。周先生还为海峡彼岸的朋友拟为丁先生所编的文集写了序言，可惜也仅是序言而已，这本书结果并未出版。周先生是曾由研究他独擅的国史转而研究亚洲史的，这个大胆的转变福乎祸乎小子不敢妄议，在周先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北大全盘苏化，按照苏式教学计划安排授课，原来周先生与丁先生是合开国史的，便改行去教亚洲史，以后编亚洲各国史教材，周先生负责古代，近代部分则归丁先生负责，他完成了几篇颇有水平、当时很受重视的亚洲近代史论文，但由于他在运动中被迫害含冤而，未及出书，周先生呢，只是直到70年代中期梁效成员受政治审查，我才坠欢重拾，又接触魏晋南北朝史。

丁先生是怎么的?周先生婉约微讽，有这么一段自伤自哀的回忆：1957年从'引蛇出洞'搞起来的派斗争，是解放后知识分子遭受的第一次大灾难。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鸣放期间确没有什么不满，运动开展后则诚心实意努力紧跟，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如此。但当涉及自己亲近的人时，不免真情流露。在批判亚洲史教研室青年教师夏应元的会上，我发言说他'辜负了党的培养和我的期望，随之落泪。好友丁则良在北大含冤自杀，我因须开会不能送葬，在他停灵处绕棺一周以示告别。作为北大民盟支部负责人，我主持批判他的大会。丁则良到苏联开会，根本未参加整风鸣放，毫无可抓辫子的言论，是原单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党集团'。我在大会上只能批判他'辜负党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以后都在全系大会上受到'温情'与'立场不坚定'的批评。只有翦老，在会上听到我绕棺一周的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对丁则良是真有感情啊!'当时心想翦老还有人情味。有人情味的翦伯赞先生，后来也只能效丁先生的玉石皆焚。丁先生那年自殒不过42岁。他是清华抗战前历史系的毕业生，曾在西南联大、昆明师院、云南大学以及母校任教，并曾在伦敦大学作研究，后来院校调整，被发配去了东北人民大学，周先生说两人共治亚洲史，那是他回到了北大(与清华历史系合并了)的事情，不久也就自沉未名湖。学人之难，于乱世为常情，令今天人们艳羡不已的徜徉于北大未名湖边的学子未必知晓湖上故事吧。

我是学历史的出身，我没有读过丁先生的大作，相信知道有过历史学家丁先生的历史系学子不会更多；我们也没有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去年出版的1957年《思忆文丛》仿佛也没人提到过丁先生，许是人太多了吧，比如石挥和储安平怎么的?就没人知道。再说北大，也是历史系出身的程贤策是怀揣了烈酒和敌敌畏进了香山深处，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受了伤的，汪曾祺先生喃喃：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受了惊吓的，则如周先生等，名在舒芜《四皓新咏》中，他如冯友兰、魏建功诸先生，以冯先生之倒孔、魏先生诠释《乡党篇》，进退失据，终是憾事，推其原委，尽在毛之于皮的无奈，冯、魏两家夫人门前私议，说：解放以来经过多少次运动，想着这回跟着毛主席可跟对了，不想更错，乃两位老太不胜唏嘘，真是可慨也夫!

周一良先生为丁先生文集作序，感慨还有多少幕后的悲剧，那是丁先生子女们的命运。丁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按先前的说法：家学渊源，父承子业，等等，这些后来都难作数了。胡风先生以他曾经沧海的经验嘱咐他的晚辈要坚决不考文科，这消息披露后让多少彷徨于专业志向的学子看淡了文科而改考理工呵，丁先生事业的绝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周先生以为幕后悲剧的故事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不说一汪未名湖了，市场经济你可敌得过它?如是，将来，还会有杨振宁功成名就之后感怀丁先生早年之家教的故事吗?

的人物评价

盖棺未定

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第一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紧跟

到上海后，很快得到的赏识，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审阅，毛要、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也一起参加，最后由亲自定稿。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报告提出，上海虽然面对台湾海峡，要加强战备，但要利用和平时机，发展生产，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当时酝酿要全国的心思。对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还把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批给新华社，要全国报纸转载，这在当时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的一个舆论准备。而上海党代会报告的报告人是，从此声名大振。这个“八字”方针对上海建设工作确有重大转折的积极意义，也使进一步紧跟的思想和路线。

在此以前的派运动，对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 年3 月20 日，我听了在上海友谊**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当时上海不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还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以及一批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 ”的号角一吹晌，“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 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由于上海是工业大城市，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后，许多原材料进口不了，发展生产遭到严重困难。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协作，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工人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厂厂、人人大搞车子化、超声波化，劳民伤财，搞了大大小小许多设备，在生产上派不了用场。这样做的后果，把科学技术简单化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在“”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

大搞一言堂

由于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 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按：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带头检讨，可知道不满意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有一次，我为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 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 你说，你说……”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委员，因为柯是代表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完全是按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在1965 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