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含蓄不露怎么读

1.隐晦的反义词

2.南园(其五)唐诗原文及赏析

3.古今诗心共咏怀||当饶宗颐邂逅阮籍

4.李商隐诗与“兴寄”

5.李商隐的个人简介

隐晦的反义词

隐晦的反义词是明显、明显、显着，表示清楚、易见、不含糊的意思。

一、释义：

隐晦，昏暗不明。指意思不明显，不容易明白；有歧义而意义不清楚或不明确的。

二、出处

1、《诗经·小雅·鹿鸣》：鹿鸣之罘，言采其蒿。予独有嘉宾，鼓瑟吹笙。鼓瑟吹笙，瑟兮笙兮。嘉宾式燕，乐且有仪。《毛诗正义》：式燕，隐晦之言。

2、《诗经·小雅·鹿鸣》：鹿鸣之罘，言采其蒿。予独有嘉宾，鼓瑟吹笙。鼓瑟吹笙，瑟兮笙兮。嘉宾式燕，乐且有仪。《毛诗正义》：式燕，隐晦之言。

3、《红楼梦·第六十回》：只见他那一双眼睛，时时的向宝玉那边瞧，又不敢正眼看他，只是斜着眼角儿瞧他，那神情儿，真是隐晦得紧。

三、组词

1、隐晦曲折：指言辞或文章不直接明了，而是含蓄曲折，不易理解。

2、隐晦微妙：指事物或情况不明显，而是微妙复杂，难以捉摸。

3、隐晦暧昧：指态度或关系不清楚，而是含糊不定，有歧义或隐情。

4、隐晦含蓄：指表达或意思不直白，而是含蓄深刻，有寓意或深意。

5、隐晦不明：指事实或道理不清楚，而是模糊不清，有疑问或误解。

相关例句：

1、这篇文章内容隐晦，不容易理解。

2、他有一种隐晦曲折、光怪陆离的表达方式。

3、这些话没有任何隐晦曲折的含意和讽刺色彩。

4、他还隐晦地向她提议，在赞美她的朋友时一定要小心。

5、事实上，它们的矛盾更大，只不过是比较隐晦，收敛与克制罢了。

6、他的诗歌风格很隐晦，不是一般人能够领会的。

7、她对他的感情很隐晦微妙，既不敢表白，也不想放弃。

8、他们之间有些隐晦暧昧的事情，让人看不清楚。

9、他的话语很隐晦含蓄，需要仔细推敲才能明白他的意图。

10、这个案件的真相很隐晦不明，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

南园(其五)唐诗原文及赏析

赏析，是一个汉语词汇，意思是欣赏并分析（诗文等），通过鉴赏与分析得出理性的认识，既受到艺术作品的形象、内容的制约，又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艺术观点和艺术兴趣对形象加以补充和完善。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南园十三首(其五)唐诗原文及赏析，一起来看看吧。

南园十三首（其五）

李贺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译文

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不腰带武器，去收复黄河南北被割据的关塞河山五十州呢？

请你暂且登上那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被封为食邑万户的列侯？

注释

南园：泛指作者昌谷故居以南一大片田畴平地。杨其群《李贺咏昌谷诸诗中专名考》谓：“原”与“园”二字义可相通，凡李贺宅南“可种谷给食”的大片平地，均可称为“南原”，亦称“南园”。

吴钩：一种头部呈弯钩状的佩刀。

五十州：指当时被藩镇所占领割据的山东及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郡。

暂上：一上，试上。

凌烟阁：唐代旌表功臣的殿阁。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为表彰太原首义和秦府功臣，命阎立本绘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画像于凌烟阁。

若个：哪个。万户侯：受封食邑达一万户的侯爵，借指高位厚禄。

赏析

这首诗由两个设问句组成，顿挫激越，而又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

第一个设问是泛问，也是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峻急，紧连次句“收取关山五十州”，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指从军的行动，身佩军刀，奔赴疆场，那气概多么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诗人怎甘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因而他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与诗人那昂扬的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契合。

首句“何不”二字极富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句式（疑问），而且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诗句传情达意的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即身佩宝刀，奔赴沙场，保卫家邦。“何不”云云，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又暗示出危急的军情和诗人自己焦虑不安的心境。此外，它还使人感受到诗人那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本可以才学入仕，但这条进身之路被“避父讳”这一封建礼教无情地堵了，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何不”一语，表示实在出于无奈。

“收取关山五十州”一个“取”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要想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非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又不用陈述句而用设问句，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感受。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请你登上那画有开国功臣的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被封为万户侯？

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不用陈述句而用设问句，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和感受。

李贺诗鉴赏

唐王朝自绵延八年的“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各地方藩镇形成了自立一方的割据力量，他们不服从中央政令，自立制度，父子继，出现了的“藩镇割据”的局面。李贺这首述志抒情诗以及下面的两首诗就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李贺在辞去奉礼郎的职务之后，回到了昌谷。此时，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剧烈的斗争，掀起了阵阵思想上的波涛。在为国建功立业的思想支配下，李贺产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一气呵成地写出了这首诗。

这时候，诗人的思绪已经飞越关山，到了平定藩镇的前线，他似乎看到自己骑在高头大马上，挥舞那锃亮锃亮的吴钩，驰骋沙场。这时，他似乎在向幻想中的自己提出发问：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不佩剑带刀，奔赴战场，去收复被乱臣贼子占据的五十州美好江山？

此处以发问起首，透露出诗人豪迈的气势，昂扬的情绪，以及急迫的心情。山河破碎、个人的遭遇，不由得他不急切地想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为国报效，也改变自己怀才不遇的困境。

三、四两句承接一、二两句，继续用设问的句法，进一步抒发出强烈的感情。“若个书生万户侯？”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最高的褒荣——绘图凌烟阁，有几个是书生呢？这二十四个功臣皆是在沙场上，在战争中奋斗、搏击出来的！这是羡慕、是向往、是自愧，也包含着一种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的激愤情绪。从整首诗看，虽有激愤的情绪，但并不低沉，并不悲伤，而是激越昂扬，有强烈的鼓舞力量！

诗歌在创作上是一气呵气，气势是一泻而下；但由于感情是复杂的，百感交汇，所以从诗的内在蕴藉来说，又有波澜起伏、一波三折的韵致。

拓展：其六

寻章摘句老雕虫，

晓月当帘持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

文章何处哭秋风。

这是和上一首同时写成的一首述志诗。上一首是正面叙述自己要投笔从戎、为收复被藩镇割据的五十州国土出力的感情；这一首则是从反面——否定学文、以为学文无补于事。

诗的开头两句构置了一幅临窗苦读的画面。这两句中，“晓”是诗眼。又是一个夜晚即将逝去，拂晓将临之时，天边的天幕上已经隐隐地露出冷清的一抹曙色；一弯残月挂在窗前，射出一缕惨白的余光。诗人还在窗前惨淡凄冷的气氛下，寻章摘句，弄些雕小技般的诗赋，似乎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终老此生了。

这令人悲哀的气氛、这令人悲哀的遭遇，它激起读者深沉的同情，也引发读者怀着沉重心情去思索：

是啊，难道就这样终老此生？这，也正是诗人描绘这一画面时的思索！所以曾经是使诗人那么醉心的书山跋涉、诗海徜徉的生活，现在却显得那样凄冷孤独，渺小卑微。

此情此景之中，诗人的'思想翅膀又腾飞起来，它又越过千山万水，穿过寥廓的空间，到了河北道所属的地域。这里年年月月在厮杀，到处都是剑影刀光，而那些悲秋的文章，即使有如宋玉忧国忧民的情怀，又何益于水深火热中的国家？诗写到这里就更加沉痛，更加悲切了。一位向来以创作为自己生命主要内容的诗人，竟然发出了文章何用的哀号，这哀号是诗人的心在流血，是心血沸腾时发出的撕裂人心的呼唤！

有人说此诗隐晦曲折，有人说这首诗含蓄，看来都未得要领。这首诗的特点恰恰是明朗，心灵之火在喷涌。开头两句似乎是含蓄，但这只是诗的蓄势，把气势蓄满，为后两句忿愤之情的喷发作了势态的积蓄。

拓展：其七

长卿牢落悲空舍，

曼倩诙谐取自容。

见买若耶溪水剑，

明朝归去事猿公。

写完上面两首，诗人的思绪在继续扩展、升腾，他要付诸于行动了。开头两句沿着上一首“习文无用”的思维轨迹前进，人的思想超越了时间，把时间退回到一千年前的空间去，看到了司马相如这样一位大才子，看到了东方朔这位号称聪慧机智的卓越人物。

这两位历史人物的遭遇使人更感到悲伤了。一个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到悲惨的境地；一个是无法实现抱负，为了能够为社会所容，只能用一种诙谐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结果变成了小丑一般的人物，留了个“”的不光彩的名声。才华、机智如司马相如、东方朔那样的人物，文场尚且如此，学文的结果如何，就不难预料了。这是诗人承接上一首的思绪，想到了古代人物的遭际，这样就更加强调他学文无用的信念。

三、四两句是他的行动方案。经过上两首的思想矛盾和彷徨，诗人坚定了，他将行动起来了。买一柄宝剑，找一位武艺高强的名师，习武学艺，然后驰骋沙场，干一番事业，搏取个凌烟阁上绘像的功绩。在前线军幕之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为国出力，建功立业。

这里表面上似乎是由于诗人找到了出路，情绪上也转为昂扬。但从诗人的内心来说，他并不是乐意弃文习武，投笔从戎，这只是在现实中屡受挫折、寻求不到出路的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感情悲痛。

诗中把历史人物和现实状况融汇在一起描写，古今一理，使得诗人的感慨具有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形象的现实感。

拓展：南园十三首（其一）

李贺

花枝草蔓眼中开， 小白长红越女腮。

可怜日暮嫣香落， 嫁与春风不用媒。

译文：

南苑的春天，百花竞开，艳丽多姿。在一片红花丛中，点缀着朵朵白花，她们都像越地美女那样靓丽，美不胜收。只可惜呀，到了日暮，百花凋零，落红满地。其实只因是花期已过，春风吹过便不由自主地坠落。

鉴赏

南园十三首，是李贺辞官回乡居住昌谷家中所作，南园与《昌谷北园新笋四首》提到的“北园”同为诗人的家园。这组诗是了解、研究李贺居乡期间的思想和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可贵。

这是一首描摹南园景色、慨叹春暮花落的小诗。前两句写花开。春回大地，南园百花竞放，艳丽多姿。首句的“花枝”指木本花卉，“草蔓”指草本花卉，“花枝草蔓”概括了园内所有的花。其中“花枝”高昂，“草蔓”低垂，一者刚劲，一者柔婉，参差错落，姿态万千。李贺写诗构思精巧，包孕密致，于此可见一斑。次句“小白长红”写花的颜色，意思是红的多，白的少。“越女腮”是由此产生的联想，把娇艳的鲜花比作越地美女的面颊，赋予物以某种人的素质，从而显得格外精神。

后两句写花落。日中花开，眼前一片姹紫嫣红，真是美不胜收。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日暮”，百花凋零，落红满地。“可怜”二字表达了诗人无限惋惜的深情。是惜花、惜春，也是自伤自悼。李贺当时不过二十来岁，正是年青有为的时期，却不为当局所重用，犹如花盛开时无人欣赏。想到红颜难久，容华易谢，不免悲从中来。“落花不再春”，待到花残人老，就再也无法恢复旧日的容颜和生气。末句用拟人的手法写花落时身不由已的状态。“嫁与春风不用媒”，委身于春风，不须媒人作合，没有任何阻拦，好像两厢情愿。其实，花何尝愿意离开本枝，随风飘零，只为盛时已过，无力撑持，春风过处，便不由自主地坠落下来。这句的“嫁”字与第二句中的“越女腮”相映照，越发显得悲苦酸辛。当时盛开，颜色鲜丽，宛如西施故乡的美女。而今“出嫁”，已是花残“人老”，非复当时容颜，抚今忆昔，倍增怅惘。结句婉曲深沉，制造了浓烈的悲剧气氛。这首七言绝句，以赋笔为主，兼用比兴手法，清新委婉，风格别具，是不可多得的抒情佳品。

古今诗心共咏怀||当饶宗颐邂逅阮籍

阮籍(210年-263年)，魏晋时期诗人。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之一，被列为竹林七贤之首。

阮籍是个有故事的诗人，大概属于那种真性情中人而且敢作敢为的诗人。

据说邻家**有些美色，他便经常与王戎前去买酒痛饮，酒醉后便睡在卖酒的美妇身边。还有一次，阮籍得知一位素无交往、颇具才色的女子未嫁而，他虽不认识这个女子的家人，却不顾世人议论，跑到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

正是这位“浪漫”诗人，诗文赋皆佳，其诗作中以五言诗咏怀诗82首最著名。

所谓咏怀诗，就是抒怀诗，吟咏抒发诗人怀抱情志的诗。它或咏唱诗人的政治抱负与志向，或诉说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对生命存在的体验，或抒写对生活理想的追求。

阮籍的咏怀诗就是这样一种抒情诗。

饶宗颐先生和（和读hè）阮公咏怀诗，也是82首，集为《长州集》。

和诗（和读hè），指唱和，和答的诗，是在对方写一首诗的前提下，写一首有关联的诗相应答；和诗的内容可以意思相近，也可以相反。

早期唱和诗和意而不和韵，后世的唱和诗渐用同韵，叫从韵，用原诗的韵和字而不必顺其次序；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依韵诗，依韵指同在一韵，但不必用其原字；后又进一步发展为次韵诗，又叫步韵，指步对方之韵，用韵次第先后与对方完全相同。

饶公和诗在形式上都是次韵、步韵。

如阮籍《咏怀诗》中的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 琴 。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 襟 。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 林 。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 心 。

饶公和阮公咏怀诗第一首：

寒涛初洗耳，可以罢鸣 琴 。

飒飒远风生，聊尔涤烦 襟 。

芭蕉舒新绿，三两未成 林 ，

看看似相识，欲与盟素 心 。

这里饶公不仅用阮公原诗的韵和字“琴、襟、林、心”，而且顺其次序，这就叫次韵，或步韵。

阮公咏怀诗乃感时触事，“发愤以抒情”之作。

历来有一种评说，说阮籍咏怀诗意味深远，所咏者何，难以猜测。刘勰说它“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它“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李善更说它“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直到鲁迅，也说“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所以有人说阮籍咏怀诗是一个迷。

你说不清阮籍咏怀诗具体咏什么，但你读它，品味它，会感受到一种深广的人生悲哀与忧愤；作者在比兴象征中，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如上面阮公咏怀诗第一首，诗歌抒情主人公“我”深夜难眠，起坐弹琴，一轮明月高悬于空中，月光穿过单薄的帏帐，清风吹拂着“我”的衣襟。孤鸿在野外悲号，翔鸟在北林鸣叫，“我”在月光下徘徊逡巡，能见到什么呢？只有独自伤心罢了！

这种伤心悲凉的情感作为一种基调，可以说贯穿于阮公全部咏怀诗中。

阮公何以伤心？诗是无须写出来的。含蓄，隐曲，朦胧，让你慢慢品味，像嚼橄榄一样慢慢嚼才能嚼出味道来。

诗，往往反映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呼应着时代的脉动。我们不妨把历史镜头穿越时空聚焦到魏晋时代……

阮籍所处魏晋时代，是一个频仍改朝换代的时代。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作为当时的士族头面人物几乎没有不被卷进残酷的政治漩涡，并且一批批被送上了断头台。何晏、嵇康、张华、潘岳、刘琨、谢灵运、笵晔……这些当时一流的诗人、文学家、哲学家，都惨遭杀戮。

正是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诗人无法不发出沉重的人生慨叹：“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嵇康）……感伤、悲痛、愤懑、恐惧、焦虑，是当时士族普遍的心态，阮籍尤甚，别看他那么浪漫潇洒（前所讲风流韵事），那是表面的，实际上，阮籍内心充满了巨大痛苦；“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第八首）；“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第九首）；“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第十一首）；“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第三十三首）；……

那正是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一代士人共同的哀叹。

也正是险恶的政治形势，诗人不能直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和愤慨，只能表达自己的感伤。就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只能发出这种“忧生之嗟”间接表达心中的愤懑。

诗人“忧生之嗟”的长叹，不是平铺直叙的诉说，而是通过一个个意象去隐喻，去暗示，去表达：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清露、蒿莱、尘露、皋兰、凝霜、野草、芳树、绿叶、青云、鸿鹄、网罗、浮云、玄鹤、燕雀、凤凰、丘墓、颓林、荆棘、蜉蝣、剑、路……

八十几首诗，数百个意象，在生动的形象中蕴含着无尽的悲哀，无穷的意味。

如阮籍咏怀诗第一首中的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忧思”形象化，犹如人在眼前，琴鸣耳畔，如闻如见。

此外，这首诗采用动静相形的手法，更具独特的艺术效果。“起坐弹鸣琴”，清风吹拂，月光徜徉，是动。前者是人的动，后者是物的动，都暗示了诗人内心的焦躁不安。

然而，如磐夜色中，这动，更衬出了夜的寂，夜的沉重，象征着政治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心灵上承受着的重压。这首诗言近旨远，意象生动；寄托幽深，耐人寻味。这，或正代表了阮公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饶公和阮公咏怀诗写于50多年前。

据说，1961年除夕，饶公在香港长洲岛勺瀛楼旅居时，耳闻屋外波涛鸿号，因动忧思，用数日时间，以“和阮公咏怀诗”为题，依韵和之，集而为《长洲集》。饶宗颐《长洲集》和阮籍咏怀诗，雄浑典丽,体现了饶公“和阮而非阮”、“步古人之韵,而为今人之诗”的创作观念,也是饶公诗学思想和诗境追求的集中体现。

饶公何以热衷于和阮公咏怀诗呢？

可以这么说，在饶公心目中，魏晋诗人，惟阮公咏怀诗最饱含性情怀抱，最具深广的忧患意识，而经历过战乱远离故乡的悲苦，又心存对当下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忧的饶公，与阮公心态相似，吟咏之间，很自然地，古今两颗诗心发生了碰撞、共鸣。这里说的“诗心”，饶公在评他人的和阮诗时用的是“辞心”，认为有人和阮诗只是模仿其辞藻而学不到“辞心”。“辞心”指什么呢？从饶公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知道，“辞心”者，指阮公的“忧患之心”也。

可见，“辞心”就是忧患意识。饶公在这一点与阮公是相通的，所以在波涛鸿号中，更动其心中忧思，欲罢不能……饶公要借以宣泄心中情怀，“写我忧劳……抒哀乐于一时，表遐心于百代”是也。所以饶公和阮籍咏怀诗可以说是古今两颗“忧患之心”在碰撞中的唱和与对答。

当然，饶公和诗82首既表达了一种与阮公相通的忧患意识，常常与阮公发生情感共鸣，又时而因价值取向不同而抒发了不同的情怀，即所谓“和阮者非阮”也。

如阮公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它让人感到忧思重重，抒情主人公夜不能寐，除了独自伤心外，看不到希望。

阮公咏怀诗第三首:“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叶嘉莹说，此诗“表面上是慨叹一年的时节的推移代序，而实际上是慨叹时代的哀乱、危亡”。

明末元初刘履认为“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暗指魏室由盛而衰的人事变迁。不管如何，此诗以树木花草由繁华转憔悴喻世事之反复，感叹自身之不保，表达了在险恶政治环境中如履薄冰的焦虑和委曲求全的悲凉，充满绝望、孤单的悲伤情绪。

再如阮公咏怀诗第四首：“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此诗乃感叹时光飞逝，人生苦短，世事无常。

阮公咏怀诗第十三首：“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求仁，岂复叹咨嗟。”写登高放眼四野，北望青山，看着松冈，飞鸟掠过，想到李斯、苏秦的悲剧，“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

此诗乃阮公悔恨自己没有审时度势、走错了政治道路的感叹，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悔悲苦之情…

阮公的咏怀诗常常在感叹时光的流转中感叹人生的无常，情感低沉消极，饶公却能以超越心态对待世俗生活中的不如意，对未来充满乐观。

如和诗第一首：“寒涛初洗耳，可以罢鸣琴。飒飒远风生，聊尔涤烦襟。芭蕉舒新绿，三两未成林，看看似相识，欲与盟素心。”诗一开头就是：寒涛可以洗涤心灵啊，鸣琴的哀音可以停止了，就像和第二首表达要用江水洗涤离别的愁肠一样洒脱乐观；你看，芭蕉的新叶已经舒展开来，万物多么可爱，生活多么美好。

和诗第三首：“刻意迟春回，心花发桃李。凋年此夕尽，明朝岁更始。弃我者昔日，去程生荆杞。今昔苦络绎，有如足随趾。旋磨不能休，高歌望我子。畏佳风满林，吹万待其已。”?

首句“刻意迟春回，心花发桃李”，一开始就是欢快、积极的情调；心如花一样开朗愉快！虽然旧的一年就要过去，但明天又是新一年的开始，春天还会到来，生活依然充满了希望。

和诗第四首：“海势到此穷，稍出即坦道。鸡犬忽成村，佳兴知常保。南服冬无雪，行处皆春草。四时不可分，无为颂难老。孤屿媚中流，容光日姣好。”这里描绘的也是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表达的是，人生虽然会由少年而老年，但无须为此而苦恼，坦道在前，春草处处，人生前景是美好的。

和诗第十三首：“苍海与碧天，相去等唯阿。填海以为门，欲阻西日过。一夫可当关，保疆不在多。海诚志士泪，经天赋倾河。风起看云飞，万古一咨嗟。”诗人面对人间的风云变幻，显示了一种超脱达观的心态，豁达开朗的心境。……

这或许就是“和阮而非阮”、“步古人之韵,而为今人之诗”的深意吧！

饶公和诗依阮公咏怀诗形式，属于古典五言体式，既讲究韵律，又有一定自由度；从内容看，不仅用典深博，且感情真切，意境高远；作为学者与诗人，其和诗更体现了学问与诗情、哲理与意象的高妙统一。

李商隐诗与“兴寄”

李商隐诗与“兴寄”

一、李商隐对“兴寄”说的继承和发展

李商隐是继李、杜之后，晚唐诗坛又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作为晚唐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对“兴寄”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将“兴寄”说深入贯穿于诗歌创作之始终，进而形成了其“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关于诗人的“兴寄”的诗歌理论在《樊南文集》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如《献侍郎钜鹿公启》（《樊南文集》卷三）、《上崔华州书》（《樊南文集》卷八）、《与陶进士书》（《樊南文集》卷八）、《谢东河公和诗启》。其中，《献侍郎钜鹿公启》可谓其诗论纲领：

夫元黄备采者绣之用，清越为乐者玉之奇。固以虑合元机，运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际，优游於六义之中。窃计前时，承荣内署，柏台侍宴，熊馆从畋。式以《风》《骚》，仰陪天籁，动沛中之旧老，骇汾水之佳人。非首义於论思，实终篇於润色。光传乐录，道焕诗家。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自鲁毛兆轨，苏李扬声，代有遗音，时无绝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於枯槁寂寥之句；攀鳞附翼，则先於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至於秉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自非托於降神，安可定夫众制？伏惟阁下，比其馀力，廓此大中，足使同寮，尽怀博我。不知学者，谁可起予。某比兴非工，颛蒙有素。然早闻长者之论，夙托词人之末。淹翔下位，欣托知音，贺之诚，翰墨无寄。况乎仲氏，实预诸生，荣沾洙泗之风，高列偃商之位。仰惟厚德，愿沐馀辉。辄庆鄙词，上攀清唱。闻郢中之白雪，愧列千人；比齐日之黄门，惭非八米。干冒尊重，伏用兢惶。其诗五言二首，谨封如别。

可见，李商隐明确提出了“风 *** 兴”不拘泥于“讽喻美刺”政教内容的观点，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比兴”进行了论述，强调“比兴”作为艺术手法的功能和作用，这是对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片面强调“讽喻美刺”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诗论的一次有力的反驳。诗人一方面肯定了诗歌必须具有现实主义价值内容，“光传乐录，道焕诗家。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反对过分地追求形式主义，“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先於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效沈、宋则绮靡为甚”。另一方面，强调“比兴”作为诗歌表现存在的独立艺术价值，“非首义於论思，实终篇於润色”，“某比兴非工，颛蒙有素”；反对过于偏重诗歌内容，而丧失了诗歌的基本审美价值，“推李、杜则怨刺居多”。诗人主张将“比兴”讽喻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曲折的形式结合起来，“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这与“兴寄”说的本质内涵特征既强调思想性现实主义价值又强调艺术性审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李商隐对“兴寄”说的认识，是晚唐诗人中较为全面且真实反映诗歌本质规律的。

二、李商隐诗歌的风格与“兴寄”

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往往被称为“沉博绝丽”（语出清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绝丽”一般指文辞修饰、语言华丽，我们先撇开不论。“沉博”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是杜甫诗风之“沉郁”，其实李商隐“沉博”风格的形成也受了杜甫的影响。宋代《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清人薛雪也说：“李玉溪无疵可议，要知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一瓢诗话》）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云：“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於讽谕。中多借题摅抱，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咏史十数章，得杜陵一体。”（《一瓢诗话》）所谓“沉博”，主要指的是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指的是思想深沉、厚重、渊博、深长。此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和其心理特征密切相关。诗人一生陷于牛李党争政治旋涡中，于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有着治国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另一方面个人命运不济、生活潦倒；一方面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个性软弱、内向、敏感、忧郁。这些使得诗人积极的政治情绪与消极的个人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并郁结于心中难以消解，勇于担负历史使命的士大夫精神气质、社会责任感与懦弱的性格之间相互斗争、各有消长，最终难以在诗歌中完成彻底、鲜明、直露的表达。于是创作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时，其往往借助“比兴”手法以寄托其主题思想，诗歌隐晦曲折、言此意彼，呈现出“沉博”风格。清人朱鹤龄说：“古人之不得意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厄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笺注李义山诗集序》）其精辟地阐释了诗人以曲折的比兴方式表现矛盾复杂的情感，寄托深刻思想内容的诗歌创作过程。傅庚生先生说：“（杜诗）中不便明言的地方，只好出之寄托；寄托之深，遂形成‘沉郁’的风格”（《杜甫诗论》之《“沉郁”的风格与契合的寄托》）。同样，“沉博”还是李商隐复杂的社会情感和主观心灵体验矛盾纠结，难以言明，只能通过“比兴寄托”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形成的诗歌风格。以诗人创作的大量咏史诗为例，《富平少侯》《陈后宫》《南朝》《吴宫》《北齐》《马嵬坡》往往运用托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古鉴今等“比兴”方式，表现手法含蓄委婉、曲折蕴藉，但是表达的思想内容直指晚唐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倾轧等三大政治弊端，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价值。清叶燮评其：“寄托深而措辞婉”（《原诗》），方东树云：“藻饰太甚，则比兴隐而不见矣”（《昭昧詹言》），揭示李商隐诗歌“兴寄”深沉不露、隐晦含蓄的特征。如《隋宫》讽刺的是隋炀帝荒*奢靡亡国史实，诗中未着一处议论，仅将炀帝出游的奢华场面进行了一番描写，《李商隐诗选》评其“在风华流美的格调中寓有深沉的感慨”。在这样一幅色彩绚丽、诗意盎然的帝王出巡图背后，隐藏着诗人对唐武宗腐朽统治的尖刻讥讽。又如《贾生》，诗人以汉文帝与贾谊之对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细节叙写，批判统治者耽于求仙而荒废朝政的荒谬行径，舒缓、优美的言语中蕴含着愤激辛辣的嘲讽。又如《汉宫词》，诗人将汉武帝建铜人承露与司马相如患消渴症两个毫不相干的典故联系在一起，以揭露求仙的虚妄，指责统治者对人才的不重视。两个妙趣横生的典故，跨越时空的想象连接，其中隐约闪烁着抨击讽刺的刀光剑影。再如《吴宫》，诗人用“日暮”“水漂花出城”喻指吴国国势日微，暗寓自己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以小见大、言微义深。再如《龙池》，诗人通过对唐玄宗设宴作乐的描写——“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暗讽其霸占儿媳、*乐腐朽的污秽行为，真算得是笔兼阴阳、鞭辟入里。

“深情绵渺”语出刘熙载《艺概》，是对李商隐诗歌风格特征的概括。所谓“深情”指的是诗歌中倾注了诗人的深切情感；“绵渺”则是指诗歌所展现的幽美朦胧、内涵丰富的多重意蕴的审美境界。诗人十分重视通过“比兴寄托”达到对诗歌意境的开拓，对此清人宋荦概括说“义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漫堂诗话》）。清何焯云：“顿挫曲折，有色有情有味”（《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清人叶燮所说：“……妙在含蓄无限，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原诗》）两人都点明了李商隐诗歌含蓄委婉、意在言外的审美价值。李商隐诗歌的含蓄委婉的意境美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即体现为“深情绵渺”的艺术特征。

第一，“深情绵渺”艺术风格在现实主义“兴寄”诗歌中的体现。李商隐创作的大量政治抒情诗和咏史诗都具有“兴寄”内容，这些作品除了具有社会价值之外，也包含着深刻的审美价值。如《富平少侯》，诗人用华丽的辞藻雕饰、渲染、烘托“少侯”的奢华生活——“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搜”，全诗托古讽今、借古喻今，讽刺唐敬宗及当时一些豪门贵族的骄奢*逸生活，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最高封建统治者。另外，讥讽之中流露着对唐敬宗放荡生活的批判讽刺以及对其糜烂误国而莫能止之的无奈，诗歌弥漫着低回、婉转、忧伤的情绪。这不仅仅与诗人的个人忧郁气质、审美趣味相关联，更反映出晚唐诗坛的幽美哀婉、悲凉萧瑟、颓废消沉的审美风气和时代精神。特别是诗歌首句“七国三边未到忧”和末句“新得佳人字莫愁”，“未忧”“莫愁”首尾呼应、一语双关，讽刺统治者国之将亡，却依然故我的荒唐行径，可谓托寄深远。全诗用典古今杂糅，史实与现实之间若即若离，创造了一种绵密幽微的情境，令人回味无穷。再如《龙池》《吴宫》《贾生》《马鬼》《梦泽》《隋宫》等，皆是巧妙地运用对比、设问、反问、典故等多种“比兴”修辞手法把所寄托的思想内容或隐或显或直或婉地表达出来，精心提炼典型场景，寓情于境、寓讽于境，深刻的思致、尖锐的讽刺、艳丽柔圆的语言、婉转低回的情调，创造出一种绵渺幽邃的意境，体现了诗歌社会现实价值和含蓄委婉的审美价值，反映了时代风气，呈现了“绵渺”之风格特征。

第二，诗歌“深情绵渺”意境美的追求。李商隐诗歌除了一些直接批判现实的诗歌之外，大量的是表现诗人内心世界、主观情感体验的诗歌，这些诗歌往往寄托着诗人的人生理想、完美人格和哲学思考，最能体现诗人的“绵渺”艺术境界。如咏物诗、思妇诗、爱情诗等，这些诗中所寄托的情感是一种完全的主观心灵体验，其中夹杂着复杂的社会情感和多重矛盾的心理因素，更是对文化、人生、哲学整体图景的观照，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一种更加机动、更为自由的尺度和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实用功利性与狭隘性，而上升到一个更为广阔、深刻的审美境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称：杨亿“论义山诗，以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班，若涤肠而浣胃”。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是一种纯属主观的心态和生命体验。以诗人的咏物诗为例，诗人往往运用触景生情、托物起兴的“比兴”艺术思维。诗人以我观物，通过自然景物观照自身，“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因物触发无穷的联想，自然的变化引起诗人的共鸣和创作冲动。如《蝉》，诗人以蝉自喻，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悲哀、美好人格理想，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诗中借景抒情，以心拟物，景中有情或情中含景，情景交融、物我统一，浑然天成。诗歌寄托的“言外之意”也不是倾泻而出，而是欲露还藏，欲说还休，在朦胧隐约、字里行间给人深深的震撼和强烈的感动。再如《咏柳》《落花》《流莺》，皆句句是景，句句是情。物我对照变成了物我合一，心和物之间已没有了距离，我即物，物即我，物和我的生命已融为一体。全诗几乎看不到寄托的痕迹，诗歌现实主义色彩、功利性完全消失殆尽，完全进入了理想的审美状态。象与意、心与物之间达到了天衣无缝、密合无间的地步，诗人的精神自若地游离于自然天地之间，诗歌呈现含蓄深隐、意味无穷的“深情绵渺”意境。

三、“无题诗”中的“比兴寄托”

一般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具有唯美主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他成就最高也最具个人代表性的“无题诗”中。李商隐以“无题”为题的诗，可以认定的有十四首。它们是《无题》（八岁偷照镜）、《无题》（照梁初有情）、《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晼晚；何处哀筝）、《无题》（相见时难）、《无题》（紫府仙人）、《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帏深下）、《无题》（近知名阿侯）、《无题》（白道萦回）。关于“无题诗”寄托什么的问题，历代文学批评家争论不休。明代杨基《无题和李义山商隐》：“李义山（无题）诗……皆托于臣不忘君之义，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明杨基《眉庵集》卷九《四部丛刊三编集部》）这是“无题诗”研究中寄托说的滥觞，对后代有深远影响。明代谢榛，清代钱谦益、冯浩都延承了此说，“李商隐作《无题》诗五首，格新意杂，讬寓不一，难以命题，故曰‘无题’”（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婉娈托寄，隐谜连比”[清代钱谦益《（释道源）注李义山诗集序》]；“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清代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卷一）另有清人屈复作《玉溪生诗意》曰：“凡诗无自序，后之读者，但就诗论诗而已，其寄托或在君臣朋友夫妇昆弟间，或实有其事，俱不可知……若必强牵其人其事以解之，作者固未尝语人，解者其谁曾起九原而问之哉？”（《玉溪生诗意》卷七）又说：“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不可知者。如‘日月霜里斗婵娟’、‘终遗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此说法较前人而言相对中肯，比较符合李商隐“无题诗”的创作实际。当代刘学锴、余恕诚二位学者认为，李商隐“无题诗”一部分“寄托的痕迹比较明显，寄意也比较清楚”，另一部分“寄托的痕迹似有似无，多数和纯粹的爱情诗非常相似”，也有“明显是冶游之作”。以上各家评论都认为李商隐“无题诗”运用了“兴寄”手法，并具有深刻含义，而这个含义到底是指向什么呢，没有定论或争论不休。我们不妨从李商隐诗歌“兴寄”特征入手，找出“无题诗”深涩难解的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到“兴寄”手法至晚唐时，在诗歌实践中的变化发展。李商隐“无题诗”之所以寄托难解，其实是因为诗歌的多义性，也最能体现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之诗风。

第一，“无题诗”深化“兴寄”基本内涵。

历代以来，《锦瑟》都被举为“无题诗”多义难解之最，“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无题诗”抒发诗人“无端”之情感，而情感中包裹着太多复杂甚至莫名惆怅的心理因素，连诗人自己都无法准确地描摹和形状，因而难以确立一个寄托的中心思想，进而名为“无题”。这些发于“无端”的情感，并不是真的没有来由，它是诗人后天所处政治社会环境和个人先天性格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潜移默化地成为诗人自觉的情感表现，每每出现在诗人的“无题诗”中，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不自知，给人以难以捉摸的错觉。李商隐的诗歌注重主观情感及心灵世界的表现，艺术思维模式深受“诗缘情”说的影响。诗人自己说：“人察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故阴惨阳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厥源数千。”（《献相国京兆公启》）这种发于“无端”的情感，完全体现了诗人自身的审美体验，有时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内涵所指，非一般意义上传统诗教中的“比兴”“寄托”。而世人非要用美刺讽喻寄托去附会其义，所以造成了李商隐“无题诗”千年多义性的争辩不休。同时，这种“无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可寻，暗含着“言有尽意无穷”的审美意味。诗人最私密、细腻、微妙的个人情感，通过有所寄托的“无题”反映、折射出来，诗中诗人所经历的是个人审美体验，以及对审美世界的个体观照。这种审美意境是具有独特性和主观性的，往往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呈现出朦胧美。

需要指出的是，“无题诗”所“兴寄”的诗人个人情感是复杂的，其中并没有排除也时刻渗透着儒家诗教的理性观念和道德内涵。李商隐身处的政治环境与人际关系，特别是陷于党争，成为党争的牺牲品所必然导致的自我反省是完全存在的。所以在“兴寄”手法中表现出来的是“壮美”和“幽美”的此消彼长。一般认为李诗的审美趣味倾向于“幽美”，这样更容易体现诗人细微的感情体验，所以诗人选择“比兴”的物象或“寄托”的物象时，总是从小的花草鱼虫入手。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物象，在诗人笔下往往超出了个体自身所承载的价值，这种情感的体验明显带着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也就是说诗人的个性情感中，同时附着儒家诗教的审美判断。李商隐原本具有“欲回天地”的中兴之志，只因“凤巢西隔”，得不到朝廷的重用，无从施展他的抱负和才略。这并不是李商隐个人的命运不济，而是整个时代环境所造成的。安史之乱后，文人们都感到无回天之力，进而纷纷钻入艺术天地中，所以中晚唐时期盛行文学至上主义。在这个艺术天地中，诗人对传统诗教的“美”产生了怀疑，所以他的“无题诗”迷茫和难以捉摸的自我意识、个人情感体验越来越强烈。

《无题》之所以为《无题》，本身就包含着不可捉摸的朦胧美，诗人在可知和未可知之间徘徊，始终没有给出这十四首诗歌的题名。世人都说它有所寄托，但始终没能明白它寄托的是什么，就是诗人本人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这代表着诗人审美观念的转变，就是对诗歌多义性朦胧美的追求，也就是对“纯粹”诗歌艺术的追求，这些“无题诗”都是作者的艺术思维指导下的作品。先生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宇，便不容轻轻抹煞。”（《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这些“无题诗”运用“比兴”表现手法构成的美感，营造了情思缥缈朦胧的意境。以《无题》为代表的中晚唐的一批诗人，将“兴寄”诗的“寄托”内容，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拓展到了微观的心灵世界，诗歌中渗透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主观化创作倾向使“兴寄”理论内涵从偏重诗教观念现实价值转向个人审美观照，并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

第二，“无题诗”对“比兴”手法的开拓。

李商隐的“比兴寄托”艺术手法源自屈原的香草美人喻，历代诗家在评论李商隐诗歌时，往往也是评价“比兴寄托”艺术手法居多。如清代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诗外有诗，寓意深而托兴远。其隐奥幽艳，于诗家别开一洞天”；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凡例》：“诗自六朝以来，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无题诗”大量使用“比兴”手法，如比喻、拟人、想象、联想、意象象征等婉转曲折、含蓄微妙，意境浓厚深远。由于过于讲求“比兴”，增加了“无题诗”的理解难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就了“沉博绝丽”“深情绵渺”诗风。李商隐的“比兴”手法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诗人个人的情感体验，烙上了诗人个性化的印记，代表其独特的审美追求。正因为“无题诗”的个性化，陈伯海先生说：“诗人（李商隐）创造了一种新的比兴形式，是通过诗歌的艺术形象来概括传达某些微妙而不易明言的人生体验和内心情绪。”诗人“比兴”手法具有婉讽曲言、感情深沉、比托深微之妙，营造了含蓄委婉的意境。

李商隐对“比兴”手法的开拓在于意象象征艺术，十四首“无题诗”几乎每一首都有意象象征。由于诗人复杂的心理结构、主观审美体验的影响，“无题诗”意象呈现高度的个性化和朦胧化特征。诗人在选取喻象的时候，并不是从喻体本身的客观特征出发，而是将主观感受主动赋予外在物象。换言之，诗歌意象并非取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诗人内心，可以说这些物象被完全地李商隐化了。比如说“无题诗”中的诸多女性形象，有《无题》（八岁偷照镜）、《无题》（照梁初有情）、《无题二首》其一（凤尾香罗）、《无题四首》其四（何处哀筝）等，作者以女主人公自喻，借人物形象寄托某种情志，这些形象成为特殊的人物意象。李商隐“无题诗”多写待嫁女子，“八岁偷照镜”中未嫁怀春的少女，还有《无题二首》中长夜无眠的待嫁的“重帏深下”的“小姑”，有《无题四首》中无媒不售的“东家老女”。在以往的思妇诗中多见已婚 *** 形象，而如诗人般多写待字闺中女子的较少。这些艺术形象在“无题诗”中反复出现，耐人寻味。诗中所表现的人物情感，也不同于一般思妇诗的离情别绪，而是着重揭示内心感情的失落，以及失望中仍不放弃追求的执着。还有以人物形象象征诗人完美人格和人生理想的，如《无题》（来是空言）、《无题》（飒飒东南），诗人将恋爱对象神仙化和富贵化，深深地打上李商隐完美化、理想化的人格烙印。有“来无定所” “去无踪”的仙人萼绿华，有富贵逼人的“贾氏”“宓妃”。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似乎与现实生活的人物无关，但实际是诗人通过这种非现实的完美形象，抒发他对理想人生的深挚追求，有意营造诗歌意蕴深藏、微婉深润的艺术境界。

李商隐《无题》意象象征的另一特征是朦胧化，喻象本体极为隐蔽、模糊，象征体与本体之间又存在明显距离感，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更能激发读者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引发言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意味。以《无题》（锦瑟）为例，诗中的“锦瑟”与庄生梦蝶、望帝思蜀、珠泪、玉烟表面看来是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象征体，但其中包含了庄生梦蝶、望帝杜鹃、鲛人泣珠和蓝田玉烟四个典故。前三个典故在古典诗歌中都是常见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的意义又是极不稳定的。比如庄周梦蝶，可能表现人生如梦、世事变幻无常，又可以解释为自足自在的人生境界；蜀王望帝杜宇后化为杜鹃的典故，既可以表现思归之悲哀，也可用来感叹斯人逝去；鲛人泣珠的典故可以用来咏珍珠珍贵，也可以吟咏沧海遗珠之恨。喻体本身的多义性，以及喻体与本体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使得后世对这两联歧解纷纭、莫衷一是。四个典故形成耐人寻味的意象组合，但将四个意象组合在一起的不是逻辑关系上的必然联系，而是诗人表达的感伤惆怅情绪。诗一开头就用“无端”和“思华年”烘托出感伤、怀旧的情绪氛围，在连用四个典故之后，又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结，与开头相照应，使得这几个典故都集中于“思华年”这一意义焦点之上。连接其间的四个典故便是诗人设置的意象“通道”，暗示出上述典故都是自己种种情感的象征。李商隐诗中用于暗示的意象非常丰富，既有现实的，也有虚构的，诗人往往通过自然景物的意象和氛围构成象征世界，暗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充满了隐喻意味的象征和朦胧感伤的色彩，从而使他的诗托兴更加深幽，意境也更为空灵。

四、结语

本章选取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六位诗人，从他们的诗学观、诗歌艺术风格及具体的诗歌创作入手，重点揭示了“兴寄”理论对唐代诗人诗风形成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李白、李贺诗风形成与“比兴”艺术思维注重联想、想象关系密切，可以说，李白、李贺大胆丰富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是对“兴寄” “比兴”艺术手法的开拓，将“兴寄”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论和杜牧的诗歌创作实践则进一步深化了“兴寄”的社会现实价值内涵；李商隐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无题诗”一方面深化了“兴寄”的内涵价值，另一方面进一步开拓了“比兴”艺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与“兴寄”理论运用“比兴”艺术手法寄托深刻思想内容在内涵本质上体现了一致性。李商隐将“兴寄”的内涵价值和艺术表现（本章“‘兴寄’说与诗人诗歌创作”与第二章“‘兴寄’说与唐诗题材”）相结合，是对唐代诗歌“兴寄”总体风貌特征的基本总结。

李商隐的个人简介

作者简介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登进士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因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而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后葬于祖籍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