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朕铁桶江山

1.标志着太平天国失败的事件是?

2.太平天国的失误有哪些？

3.太平天国走向衰败，洪秀全和杨秀清谁的责任更大？

4.当年慈禧下令分尸洪秀全，为啥听话的曾国藩抗旨不尊？

5.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标志着太平天国失败的事件是?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其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她为什么没有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她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请看本刊今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文章——

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结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试图推翻而还没有足够力量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时，往往采取一种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袭了这种形式。洪秀全自称上过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赐给他宝剑、金玺，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这样，洪秀全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定天下于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宝座之后，便始终以“朕”自称，并反复强调“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同时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亦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在人间，洪秀全是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为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结。这种神权与皇权的矛盾交叉，既是杨秀清谋夺之结果，又为其进一步专擅并最终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创造了条件。

建都天京以前，东王杨秀清尚能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权威，但此后杨秀清渐以天父自居，独断专行，时时觊觎皇权的宝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杨秀清则提出“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要“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署的门联上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结果洪、杨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京事变之后，皇权和神权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统一，但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已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同时，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权亦日趋衰微。先是，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见其众望所归，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作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石达开的远征不归，虽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到天国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太平军内部“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私与官职”。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众建诸王以分其权，结果滥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山头势力，以至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严重局面。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创建的上帝教与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满足于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天国的领袖们亦以此相号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诏曰：“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东王杨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许多参加金田起义的上帝会会众就是抱着当“将军”、作“夫人”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建都天京后，“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国高级领导层中泛滥开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诸王奢糜如此，军中亦然。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即，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太平天国的失误有哪些？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李秀成自述之：天朝十误

计开天朝之误有十。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建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

五、误应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七、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能，不能保国。

八、误主不问政事。

九、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十、误国不用贤才。

十一、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

------《李秀成自述》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其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她为什么没有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她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请看本刊今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文章——

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结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试图推翻而还没有足够力量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时，往往采取一种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袭了这种形式。洪秀全自称上过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赐给他宝剑、金玺，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这样，洪秀全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定天下于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宝座之后，便始终以“朕”自称，并反复强调“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同时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亦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在人间，洪秀全是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为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结。这种神权与皇权的矛盾交叉，既是杨秀清谋夺之结果，又为其进一步专擅并最终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创造了条件。

建都天京以前，东王杨秀清尚能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权威，但此后杨秀清渐以天父自居，独断专行，时时觊觎皇权的宝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杨秀清则提出“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要“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署的门联上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结果洪、杨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京事变之后，皇权和神权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统一，但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已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同时，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权亦日趋衰微。先是，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见其众望所归，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作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石达开的远征不归，虽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到天国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太平军内部“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私与官职”。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众建诸王以分其权，结果滥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山头势力，以至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严重局面。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创建的上帝教与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满足于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天国的领袖们亦以此相号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诏曰：“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东王杨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许多参加金田起义的上帝会会众就是抱着当“将军”、作“夫人”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建都天京后，“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国高级领导层中泛滥开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诸王奢糜如此，军中亦然。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即，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太平天国走向衰败，洪秀全和杨秀清谁的责任更大？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天王洪秀全做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和拜上帝教的精神支柱，显然要对太平天国的覆灭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太平天国最终走向衰败虽然有着诸多原因，但归根结底的原因还在洪秀全提出的“毁佛灭教”以及用人失察。

例如，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时提出

“摒弃邪神，独尊上帝”

的口号，却又号召广大教众

“毁佛灭教”

，四处捣毁佛寺，打砸孔庙，焚毁经史子集，声称一切古代典籍皆为妖书。这种疯狂的行为使得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读书士子对拜上帝教深恶痛绝。

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都非常重视读书人，朱元璋力邀刘伯温出山相助，每据一地，派人四处寻访德才兼备之人加入，最终成就大业。

李自成也有李岩、牛金星两位举人相辅佐。反观太平天国，从始至终没有一位饱学之士愿意加入，原因就在于拜上帝教过激的“毁佛灭教”活动。

洪秀全的另一大罪责在于用人失察，杨秀清原本只是一名普通教众，只因乘机实施“降僮术”，获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便跻身于领导层。

洪秀全不仅没有戳破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反而带头支持。这不仅给日后的天京事变埋下重大隐患，也在洪秀全的头上悬挂了一支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定都天京之后的三年时间内，洪秀全竟然没有筹划出制衡杨秀清的有效手段，反而使得这个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的爆发。如果说天京事变爆发前，杨秀清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在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节节败退以及最终覆灭就完完全全是洪秀全的责任。

排挤石达开，重用洪氏亲贵，猜忌多疑，一味靠天，这哪里还像一代雄心壮志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简直犹如一个陷入信仰癫狂状态的精神病患者。

1856年，天京被湘军重重围困，李秀成力谏洪秀全让城别走。鬼迷心窍的洪秀全竟然声称“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

安庆失陷后，洪仁达，洪仁发再度掌权，大肆收受贿赂，卖官卖爵，前后封王者竟多达2700多人，创历史之最。

“朝纲紊乱，官爵滥封，宵小掌权”，太平天国在这样一位癫狂入魔的领袖领导下，又围绕在一群贪婪无度的领导核心周围，怎能不加速其败亡。幸亏后来起用了年轻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二人力挽狂澜，匡扶社稷。如若不然的话，太平天国很可能在天京事变后不久就覆灭了。

当年慈禧下令分尸洪秀全，为啥听话的曾国藩抗旨不尊？

曾国藩吃相太难看，导致他和慈禧的博弈，在天京城破之后白热化。慈禧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洪秀全这个首恶的处理问题，二是太平天国海量财富的下落。而曾国藩在这两个问题上，似乎都不太让慈禧太后满意。

我们先说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残余势力的问题。在1863年底，天京（南京）实际上已经处于清军的围困之中，洪秀全过了数年骄奢*逸的生活，再加上经常用天父天兄之类的鬼话骗人，此时面对绝境已经处于半疯癫状态。忠王李秀成认识到了局面的严峻，强烈建议洪秀全放弃南京转战赣、浙，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不过洪秀全已经神经错乱，在他的脑海中自己的江山固若金汤，并且还能随时请来天兵天将，根本没有逃跑的必要：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何惧之有？不用尔（李秀成）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虽然洪秀全信心满满，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在清军围困之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和老百姓都陷入了粮食危机。不过这也难不倒洪天王，他声称没有露水是?天露?，再加上草根树皮之类的东西，完全能填饱肚皮。洪天王为此还率先垂范，吃草团喝?天露?。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洪秀全于天京城破之前，而关于他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于曾国藩向朝廷的正式奏报：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泉（原文）实于本年五月服毒而。

另外一种说法是洪秀全因为吃了草团致病而。这两种说法，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毕竟洪秀全相信天父天兄能来救他，怎么会轻易服毒自尽呢？他很有可能是于消化不良导致的肠梗堵。

天京城破之后，湘军烧杀抢掠带屠城，自然也没有放过洪秀全的尸体，他们按照天王府宫女的指引找到了已经半腐烂的尸体，发现?胡须

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袍包裹?，接着洪秀全的尸体被?戮尸，举烈火而焚之?，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而在这之后，慈禧太后以同治名义发来的谕旨才到达南京，命令曾国藩?（将）洪秀泉尸身，觅获后锉尸枭示。仍传首被害地方，以洩众愤?。慈禧太后的意思，很明显是想用洪秀全的人头来示众，以此给朝廷的威望背书，结果曾国藩做事手脚太快，未能让慈禧太后得偿所愿！

另外在同一份谕旨中，慈禧太后要求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城、洪达（原文）押解来京?，但是曾国藩也没让老佛爷满意，在审讯后直接把李秀成和洪仁达凌迟了。那么问题来了：曾国藩为什么要置老佛爷的谕旨不顾，不肯把李、洪二人押解京师受审呢？曾国藩如此做说白了就是灭口，以此掩盖湘军屠杀之罪孽，并据太平天国海量财富为己有。

根据各方面资料显示，天京城破之时，其中仅有太平军数千人，而湘军在事后的战报之中，却声称?毙贼共十余万人?，这两个数字相差实在悬殊之极。后人普遍认为湘军当时为了发战争财进行了屠城，给整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浩劫。

屠城这种残忍的行为，古往今来都是天怒人怨的恶行，如果此事众人皆知，满清朝廷为了封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也必然对曾国荃等人进行象征性地惩罚，这同时也必将成为曾剃头身上的重大污点。对于一心要当?圣人?的曾国藩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要灭口。

反观满清朝廷，经过多年的战乱，国库里基本就剩下老鼠屎了。慈禧太后这个当家人对太平天国的财富望穿秋水，但考虑到给曾国藩留面子，有些话又不能直接说，于是鼓动了一个名为贾铎的御史上书，规劝曾国藩要戒骄戒躁，把目光放长远些，同时把太平天国的财宝赶紧上缴（请饬曾国藩等勉益加勉。力图久大之规。并粤逆所掠金银。悉运金陵?）

有了御史打前锋，慈禧太后这才假惺惺地勉励了曾国藩一番，然后哭穷：帑项早虚，兵民交困。若如该御史所奏，金陵积有钜款?于国于民均有裨益。同时慈禧还给曾国藩架秧子：此事如果属实。谅曾国藩亦必早有布置。

曾国藩也是打太极的老油条，岂能因为慈禧的几句话，就把吞到嘴里的肥肉吐出来，所以他一面灭口，另一面声称太平天国传说中的财富根本不存在，给慈禧来个不认账，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慈禧虽然被噎的难受，但拿?功高盖世，威震天下?的曾国藩却也没办法！曾国藩手握重病没造反，发点财自然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太平天国运动坚持斗争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建立了一个与清王朝相对峙10余年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运动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如此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农民战争,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值得深思。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总体来讲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主观原因。

一、客观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从客观上分析,主要由于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它所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作为封建势力中心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其所遇到的敌人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可以说,是湘军、淮军等清朝武装与“洋枪队”等西方武装共同绞杀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满清王朝,而满清王朝是一个正在衰败中的王朝,它之所以能在这场斗争中成为胜利者,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崛起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势力。在当时满汉统治者面对太平天国席卷全国之势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们走上前来,成为团结整个地主阶级对抗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期太平天国同清王朝的对抗,实际上就是太平天国同湘军、淮军的对抗,就是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的理想在现世中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代表了传统的势力。洪秀全用理想汇聚社会力量,曾国藩用传统汇聚社会力量,洪秀全和曾国藩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社会最优秀的有识之士。

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呤唎是一名曾在香港服役的英国海军军官，1861年加入太平军，为其训练军队，采购武器粮食，参加战斗。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回国，1866年出版《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述他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

在呤唎的视角中，他认为清军并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太平军在后期节节失败的原因是清军得到了外国人的帮助，特别是英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撕下了原先承诺的中立伪装，无耻地帮助腐朽的清军绞杀太平军。英国之所以从中立走向干涉，乃是英国国会中有人感到“我们是完全不可能跟太平军建立任何文明的关系的，他们既不能治理中国，也不能在唯一保证和平的友好立场上处理对外的关系问题。”英国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华的利益，帮助清军进攻武器装备粗劣的太平军。太平军部队“大多均执长矛，仅有几门抬炮和少数劣等的欧洲火器”，这样的装备除非在肉搏战中还有用武之地，否则面对大炮、滑膛枪的英国士兵，太平军还是不免失败。

二、主观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从主观上分析,是由于农民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具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因此,其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具有落后性、保守性、自私性和狭隘性,无法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从封建的旧的生产方式中走出来的农民,在自觉地反封建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回到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去。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虽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因为它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因此它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太平天国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种种弱点,为我们提供了它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一,思想上,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无法摆脱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洪秀全用以发动太平天国的唯一指导思想是他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洪秀全把自己附会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是接受上帝的天命下凡诛杀、拯救世人的,要人们信仰唯一真神———上帝。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中,上帝的存在除了具有精神的意义之外,更具有现世功利的意义: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后,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私塾教师,一跃而成为上帝的儿子,用上帝的神威创造了自己的权威。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

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 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 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太平天国在思想上号称反孔,但同时又吸收了许多封建的东西。太平天国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孔运动。太平天国所过之处,焚书、毁庙,进入南京后又大规模搜书、烧书,规定“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在秦始皇之后,像这样践踏孔孟的事还没有先例。太平天国的反孔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是对于生活在传统封建社会的农民来说,反孔并不等于反封建,践踏孔孟也并不等于能够摆脱孔孟。

首先,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与孔夫子争夺的是天下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性具有排它性,因而其它一切权威和偶像必须被取缔,所以作为中国第一偶像的孔子首先必须被打掉。其次,太平天国的反孔,其呼声与深度不成比例。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的浸润,已深藏于中国人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一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的。洪秀全生长于这样的社会,并三番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向四书五经去讨生活,因此,洪秀全在接受西方上帝洗礼之前,孔子的儒学早就为它洗过礼了。所以,当洪秀全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子牵着鼻子走,造反可以不要儒学,但统治却终究以儒学更为得心应手。于是,定都天京后,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天父诗》中称“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洪秀全用三纲五常的思想维护其政权,说明其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第二,在政治上,提不出正确的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前者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后者则根本没有实施。《资政新篇》虽然被颁布,但从洪秀全到太平天国将士、百姓,很少再有人问津,刚推出就被打入冷宫,说明这个先进的方案超越了“停滞社会’的认同,难以实行。

而作为太平天国施政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明显地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落后和空想的一面。一方面,《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要求消灭贫富差别,要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太平天国把这种愿望用文件的形式完整地体现出来,是太平天国的一个成就,它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即“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是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种尝试,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落后性和空想性。它把生产和生活框定在“通天下皆一式”的供给制模式,并且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完全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它具有落后性。小农经济只能造成贫富分化、阶级对立,要在个体劳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用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废除私有财产,只能是一种空想,在实践中也是完全行不同通的,因此它具有空想性。

太平天国在政权建设方面完全因袭封建等级制度,尊卑分明,君臣等级秩序森严,在继承封建的等级度的同时,还沿袭了封建的世袭制。随着洪秀全等***封建思想上的日益严重,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也日益封建化,太平天国以反封建开始却又以封建化终结。洪秀全的迷信、杨秀清的权术、韦昌辉的阴谋、石达开的出走、后期诸王彼此猜忌互不合作,都不仅仅是个人品质或野心的问题,而是更深刻地暴露了农民革命的根本弱点:争做皇帝、宫廷政变、武力火并、任人唯亲等等,这些都是封建主义的必然产物。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太平军最高指挥机构的6个王府,不仅行使政治、军事指挥权,而且也行使宗教权威的独特的权力机构。这种体制,在革命初期,是以兄弟关系和宗教的同质性所构成,因此在革命初期,具有强有力的内聚力。但是后来由于东王杨秀清妄图以宗教、政治、权力独食,连洪秀全也要受其操纵,不得不从名目上转落为君王。杨秀清的这种政治野心和过分的篡权谋私行为,不仅诸王为之不满,而且还产生许多敌对势力,终于爆发内讧,一发不可收拾。李秀成在他的《自述》里,这样写道:“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

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之争逐渐深化,杨秀清的独断专行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连天王洪秀全的王位都受到威胁,于是爆发内讧,已成定局。1856年8月,杨秀清自称“天父下凡”,以前只能对洪秀全称呼的“万岁”,也要求用于自身,韦昌辉与石达开把杨秀成的行为,看作是阴谋篡权,犯上作乱,于是计划暗杀杨秀清。本来,天王东王的目的,只在于维护太平天国的王权。但是韦昌辉不仅把杨秀清杀了,还把杨秀清的弟弟给杀了,甚至连杨秀清的全家老小,全部,凡是与杨秀清有关联的人,无一幸免,诛灭九族,大开杀戒万多人命,涂炭于韦昌辉刀下

第三,军事上也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是由于太平天国***缺乏战略远见造成的,其中,攻打南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进入南京,预伏了太平天国的悲剧。在攻占武汉之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就北上攻取北京还是东下攻取南京进行讨论,北上的主张几度提出又几度被否决了,最终攻取南京的意见占了上峰。那时候太平天国***连石头城的外貌都没有见过,但江南富庶繁华、金陵城高池深,可以做“帝王之家”,则耳闻已久,心向神往。“富裕之地,帝王之家”对太平天国***的吸引力太大了,在这里小农安逸保守的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定都天京,给太平天国事业上带来了巨大的转折。首先,对满清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攻势变成了守势。攻取南京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大胜利,但也由此使太平天国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牵制了太平天国的兵力,此后太平天国的首要任务便是守卫南京。这样就迫使太平天国收敛起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于是奔腾湍急的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了一片以南京为中心的浅滩。同时,由于南京是六朝古都,金粉倚罗之地,因此助长了太平天国内部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荣华富贵的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封建化。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如果说洪秀全直捣南京的战略思想在占领南京以前是比较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战略思想在占领南京以后因革命形势的剧烈变化就显得很不正确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力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问题或动作上。”“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认为在总揽全局的时候，不可以平均使用力量，而必须把握关键，把握重点，只有抓住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才能抓住全局，才能抓住成功，才能抓住胜利。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未熟谙此道，相反，他们认为，“有天下者，莫先于立天下之本，立天下之本，莫先于择天下之地”。在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853 年 3 月，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乘胜进击，而是定都天京，把大部分精力用来设关据守，把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变成固守城池。从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其次，战术运用不得当。在中国历代起义军所抉择的战略战术,不是以全国为对象,有效率、有体系的全面性对应策略。大都只是采用占据,或者占领局部地区,采用流动战略战术为多。太平军的战术就是这样，例如,太平军在占领湖北省的战略要地武汉和安徽省的安庆后,处理战后的时候,表现出极为浓郁的流动战略战术的意味。太平军在占领武汉、安庆之后,为了马上攻击南京,急速移动军队,调动兵力,重新部署。然武汉、安庆占领后的行政治安,民心安顿,完全顾及不上,让清军反攻,乘隙而入,太平军的战果得而复失。然而，这种战术不是长久之策。流动主义战略战术的问题表现在消耗战斗力、战败后战斗力恢复困难、民心向背。翼王石达开在西南地区战斗的过程,就能说明问题,他率军攻打武汉、安庆等地,用的就是不折不扣地流动主义战略战术。石达开用巨大的牺牲代价攻进了城,但是换取的代价只是清军丢掉的一部分粮食和军需品,仅此而已。太平军又要攻打新的目标,那么,在牺牲巨大战斗力之后,不仅来不及补充战斗力,还要移动军队消耗劳力,疲惫不堪。太平军一走,被占领的城,又被清军收复,前功尽弃。石达开虽然始终以进攻的势态东打西杀,但是始终也没有脱离清军包围的态势下进行的。因此,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灭。